一

　　列寧曾經指出：“在社會現象方面，沒有哪種方法比胡亂抽出一些個別事實和玩弄實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腳的了。挑選任何例子是毫不費勁的，但這沒有任何意義，或者有純粹消極的意義。”他還說：“如果不是從整體上、不是從聯系中去掌握事實，如果事實是零碎的和隨意挑出來的，那么，它們就只能是一種兒戲，或者連兒戲也不如。”

　　李陀在《文化縱橫》發表了題為《對社會主義和改革復雜性的一些思考》的文章，從社會主義發展史談起，強調社會主義運動的實驗性，探討了列寧的新經濟政策所具有的突出的實驗性同20世紀50年代中國的社會主義改造存在的聯系，引用列寧關于社會主義“只有經過一系列建立這個或那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各種各樣的、不盡完善的具體嘗試才會成為現實”的觀點來論證文化大革命的一個重要缺陷就在于違背了這一原則去追求“完整的社會主義”、而改革開放恰恰是這一原則的重要體現，從而以社會主義運動所具有的實驗性為基點將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的中國的改革開放實踐也看作是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一部分。他批判了中國社會中關于改革開放的一些“不正確”的認識，對改革開放帶來的所謂的經濟成就如數家珍。

　　其實李陀先生寫的是一篇漂亮的命題作文：試從社會主義運動的實驗性入手論述新中國前三十年社會主義實踐缺陷的理論根源以及后來的改革開放如何使這一原則得到重新彰顯。

　　這篇作文寫得很長，但是讀完我們便可以發現，對“文化大革命”的徹底否定以及對改革開放的充分肯定儼然作為大前提暗含其中，共同作為這篇文章不容置疑的前提條件。這恰恰是問題的關鍵所在。有無數的事實可以證明對人民來說文化大革命是一段“陽光燦爛的日子”，改革開放是“殺人如草不聞聲”的淵藪，但資產階級理論家們對此置若罔聞，他們絕不站在歷史總體的真實上去闡述歷史，而是只從歷史中摘取符合官方敘事的部分，為野蠻資本主義的發展殺出一條血路，甚至連挑選出的這些歷史片段也是經過加工打扮乃至刪減捏造的。自覺或不自覺地，經過深思熟慮或者僅憑激情地，李陀先生也加入了其中，成為官方敘事的忠實信徒。

　　我們要做的不是簡單的對具體論點的批判，更要揭露出這類披著理論外衣的文章所具有的歷史虛無主義的本質，從根本上弄清楚那些所謂的理論家們如何將馬克思主義和歷史虛無主義不動聲色地拼湊在一起，擦亮人民的眼睛。

　　二

　　李陀強調社會主義具有實驗性，這也是容易被人們忽略的方面。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不僅在所有制和分配制度等方面有根本的不同，它們的生成方式也是有質的區別的。資本主義制度的確立是一個自發的歷史過程，西方資本主義的原始積累過程中沒有一個資本家會自覺意識到“我們現在是在建立‘資本主義’”，而僅僅是憑借著歷史的慣性、階級的本能、原始的欲望、貪婪的動物性不自覺地推動社會歷史的發展。“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結構是從封建社會的經濟結構中產生的。后者的解體使前者的要素得到解放。”可以說，資本主義社會是封建社會的升級版，是封建社會發生的一次范式轉換。金錢崇拜取代了血統崇拜，資產繼承取代了世襲罔替，封建的含情脈脈的面紗消失了，“它使人和人之間除了赤裸裸的利害關系，除了冷酷無情的‘現金交易’，就再也沒有任何別的聯系了。”但封建因素仍然存在，變得更加隱蔽，更加不易察覺。

　　正因為這種自發性，資本主義的發展表現為先有資本主義實踐，后有資本主義理論。但社會主義的發展卻是先有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后有科學社會主義實踐。無論是巴黎公社，還是十月革命，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都有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指導和介入，他們都清楚地意識到自己是在進行社會主義實踐，進行建立社會主義的嘗試，從而呈現出強烈的自覺性。

　　造成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生成路徑根本差異性的關鍵原因在于，在一切社會制度中，人都具有動物性的一面，而構成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底層邏輯和原初動力的，無非是吃喝住穿，性和暴力。黑格爾指出，市民社會是個人私利的戰場，是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場。這意味著包括資本主義在內的這些社會形態是可以憑借人的動物性本能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自發進入的。但社會主義有其特殊性，它是建立在唯物史觀和剩余價值學說這兩大理論對人類社會發展一般規律和資本主義發展特殊規律的真實反映的基礎上所做出的一種具有強烈主體性的價值選擇，是對原始動物性的超越和對一切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追求，是有史以來真正站在無產階級和最廣大人民立場上所做出的一種對歷史發展方向的主動抉擇。

　　明白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生成路徑的根本差異性，也有助于我們去理解為什么馬克思把共產主義社會形態之前的一切社會形態稱之為人類社會的史前時期。

　　掌握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后，是站在工人農民被壓迫者的立場上，看到社會主義發展方向的可能性和現實性并為之奮斗；還是站在剝削階級的立場上，維護資本主義的延續并為之奮斗。該如何選擇，這是真正意義上的“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

　　三

　　正因為社會主義是符合歷史發展規律的一種可能性，而要使這種可能變為現實必須付諸于實際行動，不斷進行嘗試，所以社會主義起初的確具有實驗性。李陀指出社會主義的實驗性似乎是合乎社會主義發展的邏輯的。

　　要害在于，實驗是為了找路的，當我們通過實驗找到了一條正確的道路，難道我們不去鞏固它捍衛它反而要把這條道路破壞掉重新實驗另走它路嗎？任何主義只要是科學的，它的實驗性質必然會隨著以這個主義為指導的社會實踐的不斷發展而減弱，而當相應的社會實踐進入比較穩定的發展軌道后，當然還需要局部的實驗，特別是社會主義還要向共產主義過渡，但它已經進入了相對穩定的狀態，處在量變的積累過程中，所謂的實驗性已經不能簡單作為此時的社會主義的特征了，此時的社會主義需要的是進一步的鞏固完善和提高。

　　而在新中國前三十年的建設和革命中通過數億中國人民共同參與的最為廣泛的社會主義“實驗”已經探索出了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實實在在地給數億中國人民帶來了數不盡的福祉。只要看看這一時期中國的經濟文化等各方面成就以及人民群眾生活質量的極大改善和幸福程度的極大提高，特別是工人農民在政治上的主人翁地位就能完全明白了。無論是成昆鐵路、長江大橋、青蒿素、牛胰島素、大型計算機、電子對撞機、雜交水稻、哥德巴赫猜想、核潛艇、兩彈一星等經濟和科技成果，還是建造的八萬多座水庫，改造的幾億畝鹽堿地等等，不僅對舊中國來說是不可能的，就算把改革開放后的所有中國領導人攏在一塊讓他們一起掰著指頭數數這四十年所有的政績他們也要齊刷刷紅了臉的。

　　根據《中國統計年鑒1983》，以1952年我國的社會總產值為100，1978年已經達到725.8，增長6倍多，年均增長7.9%；其中工業總產品1952年為100，1978年為1598.6，增長了將近15倍，年均增長11.2%。就是說物質產品平均每年增長將近8%，其中工業產品以11%的速度增長，世界罕見。

　　美國學者莫里斯·邁斯納在評價前三十年時指出：“曾經長期被輕蔑為亞洲病夫的中國，20世紀50年代初期以小于比利時工業規模的工業開始，在毛澤東時代結束時，卻以世界上6個最大工業國之一的姿態出現。”

　　李陀先生置社會主義已經在新中國取得偉大成功并形成符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歷史事實于不顧，片面地摘選社會主義發展史中有利于夸大社會主義實驗性的歷史，再將其按照極具誤導性的順序拼湊起來形成一條仿佛合乎事實的邏輯鏈，似乎一直到改革開放時代社會主義還停留在需要進行所謂實驗的原始階段上，前三十年的“實驗”在他那里默認是失敗的，必須在改革開放時代把建好的橋拆掉重新摸著石頭過河。

　　四

　　李陀先生對列寧關于不能直接實現“完整的社會主義”的思想著墨頗多，這一思想沒什么異議，但問題在于，難道共產黨內追求“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是毛澤東嗎？大躍進時期是誰在大談特談向共產主義過渡？又是誰站在所謂畝產萬斤的稻子上讓人拍照？只要查閱一下這個時期各個領導人的講話就會清楚，事實是完全相反的，毛澤東恰恰是反對急躁冒進的。

　　更重要的是，整篇文章關于歷史的敘述方式完全是唯心主義的，是建立在作者自己的想象而非歷史本身之上的，是披著馬克思主義理論外衣的歷史虛無主義。

　　歷史虛無主義的一個典型表現就是脫離具體的社會歷史條件，單純從個別歷史人物的思想心理乃至情感出發去揣測重要歷史事件發生和發展的原因。

　　李陀莫名其妙地強調毛澤東所謂的“左傾”錯誤同他的思想發展史的相關性，似乎是因為毛澤東一直非常重視階級斗爭問題才導致他在建國后對社會主義的理解出現了“偏差”，似乎文化大革命的發動是由毛澤東個人的主觀愿望決定的，還要把毛澤東的“左”傾錯誤放在所謂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史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而對當時的社會歷史條件，特別是在黨內已經出現的嚴重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傾向只字不提，仿佛毛澤東生活在歷史的真空當中，可以憑自己的主觀幻想為所欲為。

　　顯然，李陀先生明白，一旦從事實出發，去分析建國后具體的社會歷史條件及其演變，特別是文化大革命前夕黨內不同政治力量的政治立場、經濟地位、意識形態及其相互關系，就能夠明白黨正沿著（蘇聯）修正主義道路走向資本主義，正在出現一個新的特權階層，一個掌權的官僚階層，一個脫離人民的官吏階層。而這些恰恰是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真正發揮著實際作用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物質力量。

　　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傾向是活生生的物質力量，是真實存在的，并還在不斷發展著，既有貪污腐敗，也有生活腐化，既有官僚主義，也有特權學閥，雖然跟今天相比可以忽略不計，但他們攜著上千年階級社會積累起來的強大的歷史慣性雨后春筍般貪婪地生長著，一旦有機會便要篡黨奪權，改旗易幟。

　　而對這些真正影響當時中國政治經濟走向的社會因素只字不提，對有史可查的實實在在的物質力量和階級斗爭視而不見，卻去主觀臆想出一些個人的思想史上的所謂的前后聯系并加以夸大。我們并不否定毛澤東自身思想發展歷程中存在的連貫性，但這種連貫性總是在具體的歷史條件下呈現出來的，只談連貫性卻不提各個階段具體的歷史條件，也就抽空了歷史，脫離了實事求是的基本精神。

　　如果說毛澤東時代官僚特權階層還處在萌芽狀態，那么今天我們看得還不夠清楚嗎？鄧公的“十個如果”不全實現了嗎？改革開放還要“實驗”到什么時候？從千萬工人下崗，到上億農民失地；從清華朱令案，到豐縣鐵鏈女；從富士康中十三跳，到手術室里全是錢；從三聚氰胺毒奶粉，到開胸驗肺農民工；前有甕安暴動，后有閘北血案；從億萬富翁人數世界第二，到九億人民月入不足兩千；群眾鐵蹄下苦苦掙扎，官僚資本家別墅中談笑風生。這不都是偉大的改革開放吹來的血雨腥風嗎？

　　五

　　李陀說“中國的改革獲得了成功”。這里不是在反諷，而是他真的如此堅信——中國的改革開放是社會主義的成功實踐，是對列寧和毛澤東思想的繼承發展。

　　李陀對改革開放中存在的諸多問題也不是沒有察覺，他也看到了，承認中國社會階級固化日益嚴重，貧富差距日益拉大，內卷、腐敗等等。但他把這些看作是所謂的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創造出來的“很大的能量”，甚至還引用《共產黨宣言》來贊揚這種“能量的釋放”，還說不應該把人們對改革開放所帶來的罪惡持有的否定態度簡單地看作是“一種錯誤”，畢竟這些罪惡是事實。李陀將之歸為“社會主義的復雜性”。

　　顯而易見，李陀先生所理解的社會主義是一個充滿了血腥、壓迫、暴力、虐待、強奸、兇殺、貪污、腐敗、墮落的“復雜”社會，因為這些戲碼無時無刻不在改革開放后的中國上演，甚至遠盛于一切資本主義國家。

　　李陀似乎也意識到了問題所在，他意識到自己對中國社會特別是改革開放后的中國社會的感性直觀同自身對社會主義的理解之間出現了矛盾和沖突，他潛意識中也感到這些罪惡現象絕不是能夠簡單地用所謂的“社會主義的復雜性”去涵蓋和解釋的，因為這是滑稽可笑的。所以李陀很快及時轉移了話題，沒有繼續下去，對人民實際生活境況避而不談，而是開始列舉所謂的改革開放的各種經濟成就，用這些所謂的經濟成就來說服自己，試圖恢復自己整個世界觀的和諧性。

　　當然，李陀先生引用的資料不是隨意拼湊的，而是有意挑選的。

　　人活在世上，總是要對世界進行一定的解釋，使自身對世界的認識在邏輯上達到自洽。又以這些認識為指導，去實踐并加以驗證。

　　當人形成了對世界的解釋體系，而又在實踐中反復印證，確認這一解釋體系的正確性，從而他也就感受到了自身的存在，這是自身存在的證明，是自己本質力量的確認，也是自身存在的滿足。

　　而李陀先生形成的對中國社會主義史、改革開放史所具有的獨特的李陀方式的理解——當然，這也是許多修正主義學者所共同具有的理解方式——也是這些人自身存在的一部分，是他們本質力量的理論化、對象化。他們在這種理論體系中不斷驗證自我存在，從而也就不斷滿足自我存在。

　　但問題在于這種解釋的錯誤性。這種解釋同現實不相符合，必然會在現實世界中碰壁，受到抵觸，發生矛盾和沖突。如果以這樣的方式去理解當代中國，認為改革開放是社會主義性質的，那么又將如何解釋中國社會巨大的貧富差距，無處不在的剝削壓迫，以及鮮血淋漓的階級斗爭？（甚至就在筆者寫作之際，又有一高校曝出著名教授性騷擾博士生之丑聞）

　　這些現象在李陀先生的理論體系中是無法解釋的。他只能用所謂的“社會主義的復雜性”去自圓其說，但要知道有些罪惡的現象，甚至連最典型的資本主義國家都沒有，只存在于中國這個獨特的、不那么純粹的“社會主義”國家中（有哪個資本主義國家享有比中國還高的基尼系數嗎），這難道不是莫大的諷刺，莫大的戲劇化的沖突嗎？

　　在這種戲劇化的沖突面前，在巨大的落差、巨大的震驚面前，李陀又該如何解釋呢？無非是躲進“不完整的社會主義”的理論小樓里聊以自慰，甚至搬來所謂改革開放的“經濟成就”加以沖抵。

　　這讓我們不禁想到了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評價費爾巴哈的一段話。

　　“在對感性世界的直觀中，他不可避免地碰到與他的意識和他的感覺相矛盾的東西，這些東西擾亂了他所假定的感性世界的一切部分的和諧......為了排除這些東西，他不得不求助于某種二重性的直觀，這種直觀介于僅僅看到‘眼前’的東西的普通直觀和看出事物的‘真正本質’的高級的哲學直觀之間。”

　　我想李陀先生應該感同身受。大概“不完整的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復雜性”在李陀那里也發揮著“二重性的直觀”的作用，這些概念游戲可以幫助李陀繼續躲在唯心主義歷史觀的小樓里，讓他感到安全、自在、和諧。

　　（作者系某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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