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安徽淮北的一位學生家長在網上發布視頻稱：淮北市首府實驗小學給學生家長發放了一份調查問卷，征求家長“學校擬統一為學生購買600元一雙運動鞋”的意見。事件一出，迅速引發熱議。
央廣網記者實地走訪證實了確實有這份調查問卷，雖然只是部分家長收到了調查問卷。
當地教育局回應稱系“工作失誤”：
淮北市教育局裝備科是反饋“為消除學生攀比心理，建議學校為學生配備統一款式的校園健康運動鞋”這一調研主題的科室……調研材料中出現“現階段中學生群體存在攀比穿著的現象，經調研，發現其鞋類均價比較高，在600元左右”的表述……裝備科工作人員誤解了相關內容，將600元當作“定價”直接“搬至”調查問卷中，并錯將調查對象定為小學生群體，下發至部分學校。（摘自央廣網）
哪怕家長選擇相信這個解釋，從“經調研，中學生群體鞋類均價在600元左右”這樣的調研材料表述來看，當地的有關部門的有關責任人員是多么的脫離群眾、多么的“何不食肉糜”，筆者就問“600元左右”的數據來自何方？而從事件發生過程的“工作失誤”來看，他們又是多么的傲慢、多么的粗心、多么的官僚主義。
對比家長披露的調查問卷本身，我們就會發現這個解釋恐怕并沒有說服力：
這份調查問卷的設計是“用了心”的，開頭就足夠“唬人”，還特意字體加粗：
人大代表議案：建議學校為學生配備統一款式的校園健康運動。
不過這么用心了，似乎這句話結尾還漏了一個“鞋”字。
筆者疑心，如果沒有家長將調查問卷發到網上，所謂的“問卷”怕是要被執行了。
又或者，如果他們將價格定在200元，而不是600元，或許也不會激怒家長，而使得“統一購買校園健康運動鞋”項目順利實施吧？
對于“校方統一購買”這類做法，全國各地的家長基本習以為常了。之所以這個事件會引起這么大的爭議，就在于調查問卷中出現的運動鞋定價——一雙600元！且不說調查問卷發在經濟并不發達的安徽淮北的一所公立小學，即便是在北上廣深這樣的經濟發達地區，小學生600元一雙的運動鞋也說不上“價錢合適”。
其實，類似的事件這些年被曝光出來的已經不少，之所以被曝光，就是家長感覺“定價離譜”，超出了工薪階層的承受能力。例如：2019年，南昌豫章師院附屬學校初一學生校服收費2300元事件引發熱議；2023年，東莞光正實驗學校發布的新生入學須知提到，學生需繳納4000余元校服費，引發熱議……
而“正常情況”下，中小學學生一入學，就要統一繳納上千元的校服費似乎已經成了各地普遍現象，只是打包價格家長還能承受，或者說感覺各地都是這個價格，只要你別太離譜。
大家都心知肚明，無論是校服、教輔材料，還是其他什么物品，所謂的“統一購買”就是唐僧肉，關鍵是誰能掌握渠道。
表面上看起來，這或許是腐敗的一種體現，它似乎關乎權力而無關資本；但實際上，這種現象才是資本的日常表現。
美國進步學者溫迪·布朗在她批判新自由主義的著作中分析了美國學校的“公司化”：老師是技工，學生是服務的購買者，整個學校就像公司，涉及成本，涉及產出，涉及各種各樣的效益計算。這樣的“公司化”的新自由主義化的學校在美國已經普遍化。
盡管在“公立學校占比”的形式上，中國與美國還有一定差別；但在私有制大環境下，我們的教育目的（為資本循環提供勞動力的再生產）、教育產業化的大方向、教育精英化的大趨勢（教育資源的兩極分化），已經越來越向美國看齊。所以，“新自由主義化”在我們的教育領域同樣已經普遍化。
新自由主義恨不能把每一個事物資本化、商業化、金融化，每個人心心念念的是如何讓自己的資本增值；具體到教育領域，教育的目的越來越偏離教書育人的公益目的本身，他們越來越鉆營于怎么從教育事業本身“變現”，有時還打著“高大上”的名義。“600元防攀比鞋”的荒誕事件，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發生的。
而這樣的現象又豈止存在于教育領域呢？
在今天的主流輿論場，“新自由主義”盡管已經成為過街老鼠，但在實際的社會運行層面，新自由主義規則恐怕早已深入到掌握節點和渠道的那些人的骨髓里，變成了一種牟利的生物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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