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訴莫言的風波中，“好得很”和“糟得很”的聲音都很強烈。真正的民意是什么，信仰和立場不同，站在不同的旗幟下面，意見一定會截然相反。要想終結爭論，就一定要尋找到這場風波的源頭。

　　莫言的小說一度被認定為是中國文學的一座豐碑，是一個時代的文學巔峰。不過那是一個中國社會陷入了文化上自我否定，活在了別人思維模式中的時代；那是一個中國知識精英對美西方極度崇拜并視為文化和精神上宗主國的時代。

　　莫言今天從神壇上跌了下來，根本原因只有一個，那就是時代變了。莫言風波本質上是西方話語霸權走入了黃昏，西方的道德形象開始碎裂，西方文化和價值觀走下神壇的同時也把莫言扯下了神壇。只有讀懂今日世界，才能讀懂莫言風波和這場風波最終會走向哪里。

　　中國是低著頭融入這個世界的。36年前的那個夏天，一曲“河殤”奏響了中華民族精神和文化的挽歌。從“河殤”流出的那一刻起，中華民族就面臨著一場知識精英的集體背叛，就成了一個“在精神和文化上被美國占領的國家”。

　　莫言的小說就是“河殤”最好的文學注解，是這個古老民族背負著罪感和恥感文化走入歷史虛無主義最值得夸耀的“河殤”文學。他的小說同所有領域的“河殤”匯聚到一起，一個全盤西化，最終被征服者在思想上控制和奴化的時代就誕生了。

　　“河殤”和莫言的小說，都是文化殖民化的產物，都是精神和文化被別國控制后的次生性文化。一個國家和民族最可怕的事情就是全面懷疑自己，就是給自己匹配了征服者的價值觀。在摧毀中華民族的精神意識，道德根基，自尊自信方面，“河殤”和莫言可謂難分伯仲，異曲同工。

　　當一國知識分子全盤否定自己，甚至為自己是個中國人而自慚形穢的時候，這個國家的文明自信就徹底崩潰了。希拉里說過，“通過巧妙運用美國文化軟實力，就可以輕松地控制中國”。當中國的知識精英和文化被美西方徹底收編之后，這話還真的不是危言聳聽。

　　有過這樣一個段子：“中美各驅逐了對方五家媒體，請問美國失去了多少媒體？答案是十家”。無論你把這個段子中的媒體換成作家、經濟學家、教育家，還是法律專家，最后的答案都是一樣的。這就使美國在中國形成了強勢的話語權，通過經濟買辦和文化買辦完成了中國經濟和文化主權的悄然轉移。

　　幾十年來，中國思想文化領域的殖民地色彩無法視而不見。中國的人文和道德在人類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文化滲透面前已經是千瘡百孔，中國社會的傳統信仰和崇拜內容已經被徹底顛覆。在這方面，“河殤”和莫言功不可沒。美西方頒獎給莫言，可謂是目光如炬，慧眼識人。

　　斯大林說過，當歷史的火車頭轉向的時候，一定會有人被甩出去。今天這個世界正在發生巨變，在“東升西降”中西方霸權衰落的最重要特征就是文化的衰落，當西方的價值觀無法再對新興國家輸出時，莫言跌落凡塵和“河殤”的干涸枯窘就順理成章地發生了。

　　四年前馬克龍在哀嘆西方霸權走入終點的時候就說過，“當這些新型國家找到了自己的國家文化，并且開始堅信它時，他們就會逐漸擺脫西方霸權過去灌輸給他們的哲學文化”。對于這一點，我們的很多人還真的沒有這位顏值很高的“小馬哥”看得清楚。

　　西方周期性危機正在讓資本主義油盡燈枯，隨著美式民主的黯然失色和價值觀的完全破產，“河殤”和莫言的時代過去了。所有不甘心成為西方經濟和精神奴隸的人們正在掀起一場公開的審判，為曾經遭受的經濟和文化劫掠尋求一個公道，這才是莫言風波最真實的背景。

　　統治中國思想和文化界幾十年的西方價值觀正在走入末日時刻，猶太跨國資本正在引起全世界的憤怒，并且做好了和他們斗爭的準備。莫言風波骨子里是一個時代的碰撞和覺醒，是一個5000年的民族正在剪掉心中那條粗大的美國辮子，正在反思和拷問自己的靈魂。

　　莫言風波最大的意義，就是讓人們看清了那個龐大的，占據著有利位置，被賦予了道德優越感的“河殤派”來自哪里；看清楚了我們的經濟，文化，教育，傳媒，法律被深度滲透后的顏色；同時也看清楚了這些人讓中華民族活在西方價值觀當中有多么可怕。

　　正是這種覺醒，才能讓橫行無忌的“毒教材”“毒插圖”“毒字典”“毒小說”多年后被一個個地扒了出來，放到了陽光下面。這不僅僅是社會性的應激反應，而是思想領域最珍貴的民族抵御力量，是21世紀中國擺脫精神壓迫的一場文化解放運動，是國本國運國脈的覺醒。

　　被西方稱為“良心之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蘇聯作家索爾仁尼琴在目睹蘇聯解體的悲慘之后痛徹心扉地說，“我的所作所為，對不住蘇聯和蘇聯人民，我的作品害了我的祖國”。索爾仁尼琴是一個有過錯的人，但也是一個熱愛自己祖國的人，是一個有良知的人。

　　中國的“河殤派”精英會有這樣的反思嗎，我估計不會。1945年日本戰敗后，朝鮮半島上自殺“殉國”的朝鮮人比日本本土還要多。這就是奴隸的悲哀，他們的心靈脫離了主子已經無處安放，他們最大的解脫就是帶著主子強行為自己注入的靈魂離開這個世界。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正在成為人們對這個世界發展的主流認識。這個大變局不僅包括政治經濟的巨變，同樣也蘊含著豐沛的精神文化的變革沖動。今天中國的崛起已經不是錢的問題，甚至不是科技問題，而是文化問題。莫言走下了神壇，標志著中國文化進入一個拂曉時刻。

　　莫言不會有事情，他和柳傳志方方一樣都不會有事情。因為“河殤”時代還沒有徹底結束，新的時代還沒有完全到來。盡管他們像霜打了的茄子一樣，但是距離徹底爛掉還需要時間。他們“過去30年所有啟蒙的努力失敗了”，他們和我們都要重新適應一個新的時代。

　　中國正在大力發展新質生產力，中國文化和文學的脫胎換骨和真正繁榮同樣需要發展新質生產力，需要老百姓都能夠接受和相信的有效意識形態。文化認同才是最深層次的國家認同，我們只有踏著“河殤”的尸骸才能走上一個新的起點。

　　今天中國正在經濟上去依附，在文化上去殖民，正在逐漸遠離幾十年來依附型次生性的經濟和文化結構。莫言風波正是這個過程中的一場文化和精神洗禮，只有搞清楚這一爭論牽扯到的重大理論是非，才能同曾經像空氣一樣包裹著我們的“河殤”文化鄭重地道別。

　　當然，只要“河殤派”仍然占據著優勢地位，就不能醫治中華民族文化上的創傷，也無法產生具有民族性和人民性的強勢文化。中國文化也就無法在精神上由被動轉入主動，由自卑走向驕傲。莫言風波也許僅僅是一個前戲，文化革命的浪潮才更加值得期待。

　　思想文化從來都是經濟結構的折射，中國正在糾正之前經濟發展中的深層次問題，意識形態領域中的乾坤旋轉也必然會隨之發生。中國要維護自身的純潔性和正義性，就不能對西方的意識形態投降。這就使“河殤派”成了真正意義上的精神亡國者，他們的潰敗已經無法避免。

　　中美必有一戰，這在美國已經成為共識。中國雖然沒有亮明態度，但是也在積極準備。中美決勝的關鍵就在于誰的糾錯能力更有效，在這些準備當中，文化準備是其中重要的內容。要擺脫來自西方的精神束縛，一團和氣顯然解決不了問題，一場沖突和對決已經開始熱身。

　　今天的中國不但要進行經濟建設，更要建構精神國力，積累文化軟實力，形成具有世界性的文化影響力和精神感召力。“河殤”和莫言的時代結束了，中國走入了重建“道統”這個國家最高價值觀的道路上，正在重建文化的人民性和自主性，正在奪回已經喪失的文化話語權。

　　莫言風波更像是一個探路者，是尋找新文化必然經歷的一段路徑。一個民族的文化信仰，決定這個民族的前途。只有充滿文化自信的民族，才是擁有未來的民族，才能在21世紀傲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才能在百年大變局當中“弄潮兒向濤頭立，手把紅旗旗不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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