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法理解胡錫進替莫言站臺的話術邏輯內理。

　　第一、胡錫進稱起訴者行為乃所謂“自我炒作的鬧劇”，其理由是“該起訴能不能被正式立案都很難講”，這能說得過去嗎？意思是世間凡不被立案的起訴行為就有“炒作”、“鬧劇”之嫌？百姓群眾網友在日常生活中沒有起訴的權力嗎？在起訴之前還要掂量掂量“能不能被立案”、否則一旦不能立案那就要被定性為“炒作”、“鬧劇”？這太不符合社會主義法治精神。

　　第二、胡錫進使用“歪招”一詞形容起訴行為，用“稀奇古怪的東西”這一說法描述廣大網民對起訴者的龐大輿論支持——我實在不知道胡先生哪里來的勇氣和資格去污名化群眾意見與群眾力量。合著，只要與您胡先生意見不一致就是“歪招”、就是“稀奇古怪的東西”？這種姿態著實有點納粹了。而且，根據我多年的網絡輿情觀察，貌似您胡先生長久以來在網絡民眾認知中才更像是一個奇葩樂子人的存在，您心里沒點數嗎；

　　第三、胡錫進再次將矛頭指向“民粹”，這就更加奇怪：一個鼓吹叫囂“擊落佩洛西專機”、“增加擴張核彈頭數量”的人，怎好意思天天把“拒絕民粹主義”掛嘴邊的？

　　第四、胡錫進稱起訴者行為是在對莫言先生“扣帽子”…在我看，所謂“扣帽子”，通常應當是指“不談事實，只談立場；沒有依據，只有情緒”，而起訴者起訴莫言的論據相當充分，完全是逐篇逐章逐字逐句的以莫言先生的文字作為起訴憑證，具體的不能再具體，清晰的不能再清晰；反觀胡錫進指責起訴者的話語，倒更像是極為典型的扣帽子行為——即“不談事實，只談立場；沒有依據，只有情緒”，就因為起訴者的起訴行為讓胡先生不爽了、讓胡先生看不慣了，于是就要戴上一頂胡氏特制政治大帽，且既不談法治規章、也不論程序流程（因為在這些層面，起訴者均無可指摘，胡先生找不到漏洞）……無論從那個角度，胡先生自己似乎才更配得上他一直抵觸的所謂“極左”形象；

　　第五、胡錫進真可謂圖窮匕見，最后還是要扯到「改革開放」上，那么我就談談改革開放。想要維護改革開放，說實話用不著您胡先生，不必上桿子獻媚，因為早在四十余年前的1979年3月30日，用來為改革開放保駕護航的一道“神符”——“四項基本原則”就已然出爐，即“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必須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敢問胡錫進擁護的莫言先生的書籍文字，有哪一篇符合四項基本原則？試問胡錫進反對的起訴者其起訴書內容及價值觀，有哪一句不符合四項基本原則？胡錫進您能說得明白嗎？

　　1

　　就在今年年初時驚聞，莫言先生曾在我遼沈戰役紀念館留言：

　　炮火連天，只為改朝換代；

　　尸橫遍野，俱是農家子弟。

　　經查閱，此事是由《北京日報》文藝周刊編輯李靜，發表在2006年第19期的《紅豆》雜志上的散文《名字的怨尤》一文中，尋跡并摘錄片段：

　　去年底我和劉春、李浩吃飯，正值我批評《千里走單騎》被網友狂罵名字的時候。仨人面面相覷，然后笑噴：這不是濫名者的聚會嗎？

　　我和劉春之名“濫”得最重，就都羨慕地看著李浩：“你的名字不俗多了，加把勁吧！”

　　然而不久我就看到《美文》雜志有個李浩開的專欄，一看就不是俺們的小說家李浩手筆。

　　耍筆桿的李靜好像也是好幾個。幾年前，翻譯家高興老師語重心長地對我說：“李靜啊，不要太勤奮了，這樣你會累壞的。”

　　我不知其意。有頃，他小心翼翼地問：“你是否編了一套革命家傳記文叢？”

　　天！革命家！我夢游也不會干這事啊！得到了否定的回答，他才松了口氣，猶如挽救了一場即將發生的墮落。

　　名字一定對人有潛意識的塑造作用。我曾問畫家陳丹青，他的名字是藝名，還是生下來父母所賜？他答，父親起的，那時他并不知我后來學畫。我呢，我叫了這名，便從小沉默，直到研究生畢業也沒寫一篇東西。

　　畢業后到《北京文學》作編輯，仍橫下一條心沉默到底，便在責任編輯的冒號后，署名“靜矣”。果然就“靜矣”了。

　　后來到《北京日報》工作，一日同事孫郁、陳戎忽起雅興，湊了個絕妙對聯——上聯：“靜矣”，下聯：“莫言”，橫批：“舒蕪”（書無）。

　　這事今年被莫言知道，此時我已多少打破沉默，用本名寫了幾篇文學評論被他瞧見，遂贈我一書，題詞曰：“哪里靜矣，何曾莫言！”

　　莫言是好筆名的范例，他的題詞也是好范例。

　　去年，我們一干人參觀遼沈戰役紀念館，他被請求在紀念簿上留下墨寶。只見他揮毫寫道：“炮火連天，只為改朝換代；尸橫遍野，俱是農家子弟。” 題罷，他看見了——我們也看見了——館長毫無表情的臉。

　　我不知道各位讀者在今天讀到這樣的文字，胸中作何情緒。

　　在那樣一個視革命為異物的「反革命」、「去革命化」年代里，一切革命的歷史仿佛都成了可以去戲謔、潑污、抹黑、解構的塵燼一般。

　　偉大的解放戰爭是否是所謂“內戰”這等反動概念，在2024年我想已不用重言爛語。

　　解放戰爭當然有民族（即民族解放）的成分，因為蔣府是美國人的法西斯爪牙；但是根本的戰爭性質，依然是工農階級占大多數的中國人民，對依附于美帝國主義的蔣府買辦反動政權這一封建軍事集團的推翻戰事。

　　即，這是一場階級戰爭。

　　不明辨這個問題，就無法解釋土改，無法解釋淮海戰役的民心所向，無法解釋大大小小城市和平解放時的百姓簇擁。

　　推薦閱讀：為什么說《亮劍》是反動文藝作品（閱讀請加微信：jinxue2049 通過后私信）

　　而包括土改、解放戰爭等工農革命行為在內的階級敘事史觀，恰恰正是這位作家借所謂“民族”之口妄圖去歪曲踩踏的無尚光輝。

　　當國民黨軍隊在1946年5月23日攻占長春、推進到松花江畔時，老蔣十分興奮，當天就飛往沈陽，并在25日的日記中寫道：

　　共，應定收復東北全境之方針，令杜聿明長官部向哈爾濱兼程挺進，必先占領該戰略據點，東北軍事方得告一段落，然后再策定第二期計劃。

　　蔣介石的注意力始終放在幾個大城市上，在31日后的“上月反省錄”又寫道：

　　先錦州、次沈陽、駐長春之具體計劃，整個實現矣。

　　至于北滿農村，老蔣和他的幕僚們并不在意，認為農民不過是“戰爭的殘渣”，對戰爭根本不會有任何參與性。

　　可以說，這也正是蔣記國民黨為什么丟了江山、為什么被人民所拋棄之所在。

　　且事實上，從國共雙方的軍事力量來看：東北民主聯軍（1946年1月由東北人民自治軍改名）盡管已撤出長春，但主力仍保持著，并以大力在北滿農村發動群眾，建設鞏固的根據地；而國民黨軍隊由于戰線拉長，兵力分散，部隊疲憊，在關內又難以抽出更多增援兵力，后勤補給也將面臨困難，繼續向松花江以北冒進實已力不從心，只是口嗨而已。

　　時任國民黨軍第四十九軍軍長的原東北軍將領王鐵漢就認為：

　　此時國軍以有限之兵力，從事于海闊天空廣泛無限之東北接收工作，因此，接收的地方愈大，兵力就愈分散。兵力分散，戰斗力也隨之減低(因國軍并無機動兵力)。

　　但是這種言論，在國民黨內部是沒有那個不怕死的敢去同蔣介石“進諫”的。

　　毛主席對此看得更是清楚：

　　蔣占長春后兵力分散，補給線甚長，再要前進必感困難。

　　這確是一針見血之論，更重要的是當國民黨軍隊進占這些大城市后，自身的種種問題加速暴露出來，嚴重喪失民心。

　　時任東北保安副司令長官的鄭洞國在回憶錄中曾有描述：

　　大小官員貪污、受賄、營私、敲詐；地方豪紳欺壓百姓、雄霸一方；各派系之間角逐激烈，排除異己；許多高級將領和中級軍官競相用貪污和克扣軍餉賺來的錢購置房產土地，經營私人企業，甚至走私軍火，買賣黃金；軍隊紀律日益廢弛，一些部隊所到之處，奸淫擄掠，無惡不作。

　　鄭洞國不由悲憤感嘆：

　　所有這些，使東北民眾對我府大失所望，原來對國民黨和中央軍所抱的幻想隨之破滅了。當時在東北國民黨占領區流傳著一句話:'想中央，盼中央，中央來了更遭殃。’人民對國民黨政權的強烈不滿，由此可見一斑。

　　現在我回顧起來，應該說，從那個時候起，國民黨政權在東北就已開始走下坡路了，它在東北的最后失敗，不是偶然的。

　　時任國民黨政府沈陽市市長的董文琦以后在“東北失敗檢討”中也有分析：

　　蔣精銳部隊分散戍守于光復之縣市，致使兵力分散，所謂'守者千里，攻者一點’，遂予共軍以各個擊破之機會，完全陷于被動挨打之局面。

　　且國軍將領或貪騖外事，或專尚宣傳，或追求享受，或兼營商業，其尤惡劣者，則吃空額之風十分盛行，軍隊不能核實發餉，弊竇叢生，當時國軍號稱五十萬，實則不足三十萬。在此情況下，國軍銳氣一挫，即由主動變為被動，終至江河日下，不可收拾。

　　在緊接而來的“三下江南，四保臨江”即戰略相持階段中，國共雙方一度陷入拉鋸狀態。

　　客觀說，這個階段的初期，國民黨軍隊在作戰上還保有一定的主動權。

　　但有一點需要明晰：自1946夏季蔣介石以悍然圍攻李先念領導的中原根據地為起點、開始國共之間的全面戰爭，他對內戰關注的重點一直放在關內的中原、蘇北、平綏路一帶，甚至因攻占淮陰、解圍大同而興高采烈——而始終沒有把很多精力放在東北戰場上。

　　當年6月，中共中央決定以林彪為東北局書記、東北民主聯軍總司令兼政治委員，而后，一份經蔣介石和南京政府國防部批準的軍事方案出爐：

　　首先消滅東北民主聯軍南滿主力，占領南滿解放區，切斷東北解放區與華北解放區的聯系，阻隔東北解放區與山東解放區的海上通道，解除后顧之憂，等待關內抽兵增援東北，再全力轉兵北上，奪取北滿解放區，占領全東北。

　　這個軍事方案確立后，當年10月19日，國民黨軍隊倚仗兵力和技術裝備的優勢以八個師三路向南滿進攻，開始實施“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作戰計劃，企圖殲滅南滿解放軍主力，或迫使南滿解放軍主力北撤，然后集中力量進攻北滿。

　　國民黨軍隊在10月25日攻占安東(今丹東)，實質性基本切斷南滿和北滿的聯系。

　　蔣介石在26日的日記中寫道：

　　收復安東后應即將南滿各縣從速進占，對通化、輯安鐵路，尤應積極打通，切實掌握長、吉以南之南滿各地以后，再與俄國交涉接收大連。

　　又在31日的“上星期反省錄”中說：

　　遼吉線之清原占領后，小豐滿之電力可直送沈陽，則工業經濟亦易恢復矣。本月實為安定東北之最重要一時期也。

　　那時，南滿解放區只剩下長白山麓的臨江等四個縣比較完整，兩個縱隊的兵力集中在這一狹小山區，糧食缺乏，回旋余地狹小，我軍處境十分艱難，當地一些領導干部主張將主力北撤。

　　12月上旬，中共南滿分局書記、軍區政治委員陳云同志主持會議，作出堅持南滿根據地的決策：

　　東北的敵人好比一頭牛，牛頭牛身是向著北滿去的，在南滿留了一條尾巴，如果我們松開了這條尾巴，那就不得了，這頭牛就要橫沖直撞，南滿保不住，北滿也就危險。如果我們抓住了牛尾巴，那就了不得，敵人就進退兩難。因此，抓牛尾巴是個關鍵。

　　陳云詳細分析事情的利弊得失，統一了思想，使問題得到了解決。

　　1946年12月13日，毛主席為中共中央起草致林彪并東北局的電報稱：

　　在目前情況下暫取守勢，力求拖延敵對北滿之進攻，并準備迎擊敵之進攻部署甚妥。南滿方面應集中主力各個殲敵，收復失地，于拖延敵對北滿進攻必有幫助。

　　根據這個部署，從12月中旬起，東北解放軍進行了規模浩大、聞名遐邇的“三下江南、四保臨江”作戰。

　　“三下江南、四保臨江”，就是堅持南滿，鞏固北滿，南北密切配合，南打北拉，北打南拉，迫使國民黨軍隊兩面作戰，以打破他們先南后北、各個擊破的計劃。

　　解放軍這次作戰從1946年12月到1947年4月，歷時三個半月，收復縣城十一座，使國民黨軍隊連連受挫，被殲五萬余人。

　　更重要的是，迫使國民黨軍隊不得不停止進攻，在東北由攻勢轉為守勢，解放軍則由防御轉向進攻，完全扭轉了東北戰局。

　　應當看到，如果沒有包括被莫言用極其惡毒的用語攻擊的遼沈戰役在內的解放戰爭其推翻蔣家王朝的功績，在餓殍遍野、國民平均壽命低到至今學界仍無法得出準確數字之程度的民國——這位作家的童年，是斷不可能如1962年拍攝的這張照片所示，白白胖胖，衣著整潔。

　　然而，待他年長后擁有了話語權，他卻說自己“15歲之前沒穿過衣服”，說自己“一到夏天都是一絲不掛”，說自己“曬得黑黝黝的，像煤炭差不多”……

　　2

　　一種保留給西方作家和東方叛徒的榮譽。

　　這句話，是法國著名作家薩特評價諾貝爾文學獎的。

　　可以給出一個無需爭議的事實：西方世界是有一種文化傲慢的。

　　這種文化傲慢滲透進了經濟、政治、科技、體育等領域，它的根源是種族傲慢。

　　潛意識中，直到21世紀的今天還依然把自己當成全球殖民地宗主國，無論在哪個行當。

　　面對這種境況，如果第三世界國家敢于反抗、敢于斗爭、敢于崛起，那么就一定被打上“非文明國家”、“暴民主義”和“閉關鎖國”的帽子——至于西方集團近五百年來自己的崛起史，是絕口不可提及的。

　　反之，如若第三世界有人率物垂范一般仆從歸降、跪態融入，那么一定會得到名利雙收的褒獎，并被授予「暴民落后國家中的先進知識分子」稱號。

　　上世紀80年代耕耘成熟的蘇聯文壇，以及時年剛剛興隆的中國文壇，都已經給出了歷史案例。

　　三十余年前，反共反蘇勢力頻繁發動報刊與書籍的威力，把批判矛頭指向布爾什維克革命歷史，十月革命、集體農莊、衛國戰爭甚至飛船上天都逃不過他們的筆鋒。

　　他們污蔑衛國戰爭的勝利不過是“大法西斯打敗了小法西斯”，典型如蘇聯作家格·弗拉基莫夫的作品《將軍和他的部隊》。

　　歐洲方面聞到臭味，立刻賞給這條狗一根大骨頭：布克文學獎，加上狗糧一萬英鎊。

　　斯大林的烈士兒子雅科夫，被那幫蘇聯文人說成“上戰場打納粹，是為了鍍金接班”；

　　用身體堵槍眼的戰士馬特洛索夫，被他們說成“其實是死于流彈”；

　　斯摩棱斯克戰役中著名的女后勤兵妮基季齊娜，90多歲右手殘疾、住在簡陋的平房里無人問津，被親西方的蘇聯文人傲斥：“她活該”；

　　截肢后依然重上戰機、與納粹空軍搏斗的蘇軍“無腿飛將軍”阿列克謝•馬拉斯耶夫，其受到攻擊更令人發指，他的殘疾缺陷被蘇聯的文化精英、自由派媒體編成段子，帶領全蘇社會哄然大笑——人們竟然質疑這位截去雙腿的英雄的事跡是造假的…

　　此外，當然包括偉大的女英雄卓婭，她作為符號性的人物注定不可避免，被一些蘇聯三流作家說成“偷稻草的竊賊”、“被德國鬼子勾引、通奸私奔的叛徒”；

　　嗓門最大的就是著名作家安諾夫，一生致力于攻擊蘇共蘇軍、污蔑卓婭——對了，這貨可不是什么野雞文人，人家是響當當的蘇聯作協的成員。

　　體制內的作協不用筆桿子為國家人民而戰，卻干起了充當黨的“掘墓人”之事…

　　中國這邊，莫不如此。

　　2000年，長篇小說《酒國》法文版獲得法國儒爾·巴泰庸外國文學獎；同年，長篇小說《紅高粱》入選《亞洲周刊》評選的“20世紀中文小說100強”（第18位）；

　　2005年，長篇小說《檀香刑》獲得意大利諾尼諾國際文學獎；

　　2006年，獲得日本福岡亞洲文化獎；同年出版長篇小說《生死疲勞》，控訴中國土地改革；

　　2008年，《生死疲勞》獲得香港浸會大學紅樓夢獎以及美國紐曼華語文學獎；

　　2011年7月，獲得韓國萬海文化大獎；同年當選中國作協第八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官袍蓋體；

　　2012年10月11日，瑞典文學院頒發諾貝爾文學獎，獲獎理由是：

　　通過幻覺現實主義將民間故事、歷史與當代社會融合在一起。

　　其實真正的獲獎原因正如很多評論所說的那樣，并不在于藝術，而在于西方所需要的政治因素。

　　這一點，他們這部分人恨之入骨的毛主席，曾對他們有深刻揭露：

　　有一部分知識分子身上遺留著資產階級的血腥味，他們混在人民中間，用語言及其偽裝欺騙著民眾，卻在筆桿子上為帝國主義的利益搖喊。

　　3

　　今天，一句“文學不是唱贊歌”，就可以為他們籠絡人心、收獲大批粉絲擁躉，似乎這句仿若風骨傲然的話就是這些「先進知識分子」的護身符。

　　然而，還是毛主席，早在1942年的延安文藝座談會上就撕下了他們的偽裝：

　　對于人民的缺點是需要批評的……但必須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場上！用保護人民、教育人民的滿腔熱情來說話。如果把同志當做敵人來對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敵人的立場上去了。

　　可以看一看，毛主席口中“站在敵人的立場上”的這種人，都寫出了什么東西。

　　在他的小說中，可以很容易察覺到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影響，他自己都曾有自白：

　　努力掙脫威廉·福克納和加西亞·馬爾克斯的影響。

　　這種影響是多方面的，有意識流小說的內心獨白、心理分析、感覺印象、幻覺夢境、時空顛倒等；也有魔幻現實主義的隱喻、象征、預言、神秘、魔幻；更有荒誕派戲劇的夸張、變形、荒誕；還有結構主義、感覺主義、象征主義等等。

　　從文學的角度，他的作品張力十足——但是從「政治」的角度——這個他本人一向對外宣稱最痛恨排斥的維度而言，其作品的立意立論可謂極度狹隘。

　　極度狹隘，是因為站位極其鮮明。

　　畢竟所謂「不講政治」，本身就是一種最大的政治。

　　《檀香刑》為民國初期題材，《豐乳肥臀》則是從抗戰時期一路寫到新中國建國，《紅高粱家族》重點在抗戰，《生死疲勞》聚焦土地改革，《蛙》橫管新中國的前三十年，《天堂蒜薹之歌》、《紅樹林》、《酒國》、《四十一炮》都是描摹改革開放后。

　　試問：他和他的讀者粉絲們管這叫“不沾政治”？這里面哪一個題材是脫離得了政治的呢？

　　要么自欺欺人，要么欲蓋彌彰。

　　《檀香刑》以1899年高密縣境內爆發的農民領袖孫文領導的大規模農民抗德阻路武裝斗爭為背景，打造了一個情節荒誕不經、場面暴力血腥、結局慘絕人寰的怪離故事。

　　德國入化侵略者及其所雇傭的中國洋奴，在修路過程中嚴重侵害了沿線群眾的利益、擾亂了百姓的生活，引發了高密人民的阻路抗德斗爭——結果，竟被作者寫成起義領導者投奔義和團、自稱岳飛附體并設立神壇、燒符喝香灰等荒誕不經的情節，完全看不到一絲絲痛陳殖民者侵略罪行的意味。

　　恰如毛主席曾有發問：

　　究竟是中國組織義和團跑到歐美、日本帝國主義國家去造反、去‘殺人放火’呢？還是各帝國主義國家跑到中國這塊地方來侵略中國、壓迫和剝削中國人民，因而激起中國人民群眾奮起反抗帝國主義及其在中國的走狗、貪官、污吏？這是大是大非問題，不可不辯論清楚。

　　在《檀香刑》中，時任山東巡撫袁世凱請出已經退休的資深劊子手趙甲，設計了無比殘忍 “檀香刑”處死孫丙。

　　然作者筆下，卻對此毫無情緒波動。

　　其實從這里就已然可以發覺：作者的立場始終站在對統治者尊重且服從的角度，不論這個“統治者”是中國的買辦還是西洋的侵軍，作者都不愿意給予半點控告和“筆墨得罪”。

　　至于對民間的反抗者，作者則保持了極大的心理距離和，并在字里行間為讀者預設了巨大的否認空間。

　　毫無疑問，作者作為袁世凱、德國總督克洛德、儈子手趙甲的「筆墨同盟」而出現的敘事者。

　　而對于窮人，作者從無感情。

　　比如在《天堂蒜薹之歌》中，他大寫特寫農民的貧窮和愚昧，在金菊父母強迫金菊換親的章節中，其筆下絲毫看不出任何親情之味。

　　由此，反抗侵略者的起義民眾在作者的筆下和心里，是粗鄙的暴民、是頑劣的破壞者、是愚昧不堪的落后群體，也就不那么奇怪了。

　　好巧不巧，還是毛主席，早在1940年時就對這類買辦文人的姿態有過精準評述：

　　有人說，只要建設，不要破壞。那末，請問：汪精衛要不要破壞？日本帝國主義要不要破壞？封建制度要不要破壞？

　　不去破壞這些壞東西，你就休想建設。

　　只有把這些東西破壞了，中國才有救，中國才能著手建設，否則不過是講夢話而已。只有破壞舊的腐朽的東西，才能建設新的健全的東西。

　　4

　　既然說到日本帝國主義，那么不得不提抗日戰爭，這也是莫言先生濃墨重彩、著墨極深的部分。

　　他的成名作《紅高粱家族》就是以抗日戰爭為重點的著名作品，包括《豐乳肥臀》也有大量篇幅描寫抗日戰爭。

　　但讓人無法理解的是，或許是受到西方普世價值——作者本人和他的粉絲都愛掛在嘴邊的時髦靚辭的影響，在“普遍人性化”觀點的滲透之下，他對侵華日軍屢屢出現美化傾向。

　　《豐乳肥臀》中，作者借上官呂氏之口：

　　日本人不也是人嗎？日本人占了高密東北鄉，還不是依靠咱老百姓給他們種地交租子？

　　他們也不想想，日本人不是爹生娘養的？他們和咱這些老百姓無仇無怨，能怎么樣咱？

　　在《豐乳肥臀》中，作者還巧言設置了“日本軍醫救活上官魯氏母嬰三人”的情節，以證明“中日親善”之存在。

　　這個案例，甚至后來還被日本社會的部分右翼學者當做“史實”所引用，與流傳甚廣的所謂“一顆糖果”的日軍“善心小故事”并列而播。

　　對此，我斗膽評價一句“漢奸”，不過分吧？

　　除了《豐乳肥臀》，還有《紅高粱家族》。

　　在《紅高粱》中，作者多次將日本兵描寫為“年輕漂亮的小伙子”、“面孔清癯”、“善良”。

　　乃至，在一名日本兵要強奸“戀兒”時，作者居然還借戀兒之口如是寫道：

　　他面孔清瘦，鼻梁挺拔，尖陡，眼睛黑亮，很像個口齒伶俐、見多識廣的讀書人。

　　在中國燒殺搶掠無惡不作、特別是犯下了令人發指的性犯罪的侵華日軍，在作者的心中竟是如韓國偶像劇中“歐巴”男主的存在，不禁讓人倒吸涼氣……

　　而對抗日戰爭中浴血奮戰的共產黨人，作者便是素無好感、不堪提筆、三言而過了。

　　不過，作為讀者，我倒是要“感謝”作者少有對我共產黨人動筆，感謝其“放過一馬”。

　　因為，凡是他觸及我黨我軍的筆墨，往往都是不堪入目的野謠面貌。

　　比如《紅高粱家族》中，我八路軍游擊隊就被作者污蔑為“披著狗皮作戰、學狗叫的一群狗”；

　　再比如《紅樹林》中，作者更是將打入敵人內部的共產黨員馬剛稱之為“叛徒”。

　　再再比如《豐乳肥臀》中，魯立人領導的抗日隊伍“爆炸大隊”被作者杜撰成不打日本人、經常和其他抗日隊伍火拼；在轉移行動中，作者還謠撰“軍隊干部毆打農民，強占運糧車”的情節；在作者筆下，八路軍女干部把“豐乳肥臀”的寡婦們像分母雞那樣分配給光棍，稱為“共產共妻”；八路軍鐵路爆炸大隊的號手馬童，認了二十多個干娘，淫亂鄉里，而那些干娘們一見到馬童就“雙乳抖動”、恨不得將奶頭塞到馬童的嘴里；馬童死后，馬童的爺爺，一位清朝的舉人，過來拍著馬童的棺材板，嘲諷共產黨八路軍“抗日抗日，花天酒地” ………

　　這些文筆，都和作者對日本侵略者的親善愛意、立場附和形成了鮮明對照。

　　除卻抗日戰爭，我黨的土地革命、土地改革也是作者寫作生涯中最重要的單元之一。

　　對于我黨解放億萬農民、取締千百年欺侮壓迫農民階級的地主階級的史詩級雄跡，作者向來不吝筆墨為地主翻案。

　　在其經典著作《生死疲勞》中，地主西門鬧在土改時被槍斃，依次轉世投生為驢、牛、豬等動物，跟隨不愿加入集體化的主人“藍臉”經歷苦難。

　　小說稱：

　　西門鬧在人世間三十年，熱愛勞動，勤儉持家，修橋補路，樂善好施。高密東北鄉的每座廟里，都有我捐錢重塑的神像；高密東北鄉的每個窮人，都吃過我施舍的善糧……我是靠勞動致富，用智慧發家。

　　必須先科普強調：我黨的土地改革運動所希望達到目標是多方面的，但從肉體上消滅地主階級，卻從來都不是我黨的土改目標。

　　我客觀地、歷史唯物主義地說一句：地主，確實并不一定都是惡人，尤其許多僅是“富農”而非絕對意義的“地主”。

　　毛主席本人就是主張把地主和富農加以區分。

　　1946年，中共中央發出《五四指示》，提出不動富農的土地和財產，糾正了亂殺地主、亂斗富農等情況。

　　更早的，在1927年10月時，毛澤東見袁文才所在的林鳳和家，這個林鳳和就是一個“可團結對象”

　　林鳳和當時是當地的一個大財主，有地有商行，做茶籽生意。迎接毛澤東時，他還特地還殺了一頭豬迎接毛委員一行，后來也積極迎合土改。

　　但是，“地主階級”則不同，其作為一個反動階級的存在，不需要進行任何的討論。

　　任何一個區域里一旦誕生地主階級，或是領導集體“地主化”，那么一定會導致階級壓迫與生產力的停滯。

　　地主階級之所以落后、且這種落后不僅是較之無產階級也是較之資產階級，就是因為其占有土地資源等生產資料的重復性。

　　資產階級尚且會出于剝削工人剩余價值的考量而不斷擴大再生產，但地主老財們會做的，就是守望著大片農田或是把金銀財寶鑄成無用的飾品。

　　同樣是身為剝削階級、同樣是吸人血，資產階級是“發展式的吸血”，但地主階級則是“內卷式的吸血”。

　　地主想要生存，只有對下（內）欺壓佃農，對上（外）依附更強大的軍事與經濟組織。

　　所以，蔣介石治下的國民黨不僅是中國無產階級的敵人，同時也是民族資產階級的敵人——唯一擁護這個政權的，只有江浙的買辦財閥與海上的西方帝國主義。

　　這就是本文主角、包括武漢大媽等通過一系列作品去洗白地主階級，同時西方社會拼命幫助這種中國文人進行去罪化創作的歷史真相。

　　只有徹底打碎這層面目，也只有讓千年來被小農思維束縛的農民被“階級意識”凝聚起來、團結成為一股階級力量——即：認識到自己并非是歸屬于某一主某一戶的農民，而是歸屬于一個受到黨領導的階級整體——才能為之后的建立新中國（無產階級專政）和工業化奠定基礎，

　　不掀翻地主階級，幾億中國農民的自我意識永遠無法被喚醒。

　　也正因為如此，我黨更加不可能去“殘害”地主，那樣只會讓公眾心態走向反面、對地主產生“同情”。

　　事實也確實，每次批斗大會都會專人看管下面的農民群眾、以防群情激奮沖上臺對地主報復施暴。

　　只有讓農民永遠從階級的角度去記住對地主的恨，才能完成整個農民階級的崛起。

　　簡單粗暴地追求對地主進行肉體消滅，這種圖一時爽快，從來不是我黨的作風。

　　以《生死疲勞》中的西門鬧為例，真如他自己所說“樂善好施”，那是不太可能被我黨槍斃的（武漢大媽的謠書《車欠土里》遭到鋪天蓋地的批評，同樣是一個很好的證明）。

　　通過丑化、曲解土地革命/土地改革，來否定共產黨的群眾路線經濟政策和農民解放運動，以撅掉黨的根基，這是80年代后崛起的「藍調文人」們熱衷進行“去紅色化”創作的政治初衷。

　　從歷史看，黨領導的土改運動有三次：

　　第一次是抗日戰爭時期的1941年，實行減租減息；

　　第二次是解放戰爭時期的1947年，按《中國土地法大綱》沒收地主土地、實行耕者有其田；

　　第三次是新中國成立后，根據1950年6月30日實行的《土地改革法》廢除封建土地所有制，規定：

　　對地主同樣分給一份土地，使其自食其力，在勞動中改造成為新人。

　　以武漢大媽在《車欠土里》所描述的“川東土改”為例，發生在1952年春天，當時全國土改已經基本完成，且其時政策法律和經驗已非常成熟，根本不可能如本文主角、武漢大媽等HS派文人的文字中所臆想的“濫殺無辜、慘無人道”。

　　再以歷史視角審視，早在1933年的瑞金，中央政府為解決土地問題就頒布了“怎樣分析農村階級”和“關于土地改革中一些問題的決定”兩個法規性文件。

　　1947年9月，經中央修訂為《中國土地法大綱》并在當時土地改革中作為法律依據。

　　新中國誕生后，黨中央為了讓土改有法可依， 1950年6月30日又公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

　　請看《土地改革法》第32條：

　　對于罪大惡極為廣大人民群眾所痛恨并要求懲辦的惡霸分子及一切違抗或破壞土地改革法令的犯罪，依法予以審判及處分。嚴禁亂捕、亂打、亂殺及各種肉刑和變相肉刑。

　　武漢大媽筆下的“利川”，屬于鄂西，歷史上在1951年經歷了土改，當年就有兩個著名的大地主：擔任偽鄉長的陳忠武和擔任偽保長的張金廷。

　　這兩個在民國時期惡貫滿盈、雙手血跡累累的大地主，全部沒有遭到槍斃，而是被送去參加了勞動和黨的教育。

　　其中張金廷兒子張吉華，在父親被批斗和教育時仍然在教書，生活完全沒有受到影響。

　　諸如此類不勝枚舉，但是后世的傷痕文人們卻皆數罔顧。

　　出身農村的本文主角，對地主階級追憶并“同情”，但對農民的感情卻毫無落墨，實在讓人憤懣。

　　可以看到，他筆下的農民多數是無情又卑鄙的，雖然他自己認為《豐乳肥臀》中的母親可以稱得上偉大，但是在其筆下“母親”還是打死了自己的婆婆。

　　包括《天堂蒜薹之歌》當中，金菊的父母為了給兒子換親，多次毆打自己的女兒，在金菊與高馬相處并懷孕之后又要求高馬拿出一萬元的巨款，最終造成懷孕的金菊上吊自殺。

　　還有《枯河》中的父親，因一件小事打死了兒子，在打之前還剝掉褲子、以免褲子被打破……

　　以及《罪過》中的哥哥，因為妒忌母親偏愛弟弟（包粽子給弟弟吃），而將五歲的弟弟推進河里……

　　品讀《生死疲勞》、《車欠土里》這類“文藝作品”，你不需要腦子，只需要情緒；不需要知識，只需要立場。

　　5

　　作為對比，這類文人似乎并不善于寫改革開放之后的生活，比如本文的主角。

　　可能是因為他一直在軍隊工作的緣故——而這恰好證明了他在毛主席時代“軍仕無憂”。

　　所以，我實在不清除他為什么總是對毛主席執政的年代那般深惡痛絕，是怪罪毛主席把他喂得太飽太胖了（有太多其幼時照片為證），還是怪罪毛主席可以讓他、包括他的家人個個擇業無憂？

　　在《紅樹林》中，作者描寫改革開放后的一位女副市長枕著珍珠巾、全身抹珍珠霜、口含珍珠睡覺……

　　在《酒國》中，作者又設計了官員“吃嬰兒”的情節……

　　說句實話，這種橋段非但不能在政治層面起到批評腐敗的正面作用，反而只會在種族層面為外國人展現了一個變態中國的形象罷了。

　　在《紅樹林》中，通往豪華包廂的門前有一面哈哈鏡——這就像是作者的極佳隱喻，它沒能準確地反映現實，其反映的不過是經作者狹隘又吊詭的心靈過濾后的歪曲現實。

　　他的創作興趣似乎永遠集中在殘忍、惡心、變態、低俗、冷酷等凄涼情感當中，甚至將這些負面情感作為作品的通篇主題，鋪敘出華夏大地的“人間地獄”感。

　　《紅高粱家族》中，作者讓余占鰲愛上了奶奶，原因居然是奶奶的小腳——戀足癖也；而余占鰲很快又和奶奶的丫鬟戀兒通奸，且戀兒死后進了祖墳，又被作者稱之為“二奶奶”……

　　《豐乳肥臀》中，以作者母親為原型（作者自己這么說的）的上官魯氏，和九個不同的男人生育了十個孩子——這樣寫，作者的母親真的沒意見嗎？

　　《檀香刑》中，作者將三次酷刑詳盡描寫，又將“殘忍”這一概念推到了常人可以忍受的頂峰。

　　尤其是在《杰作》一章，作者用極為冷靜的筆調，詳繪了劊子手趙甲對愛國壯士錢雄飛執行凌遲的全過程——仿佛是作者自身在進行自我滿足，將自己代入了筆下的劊子手、對愛國志士痛下殺手……

　　他借劊子手趙甲之口說道：

　　起碼是在這一刻，自已是至高無上的，我不是我，我是皇上皇太后的代表，我是大清朝的法律之手！

　　《紅高粱家族》中，作者“活靈活現”地寫了活剝人皮的全過程；

　　《酒國》中，作者“痛快淋漓”地寫了活殺男嬰的全過程；

　　《蛙》中，作者“繪聲繪色”地寫了強制流產、并強調“冷靜”和“置身事外”……

　　他對殘忍的態度，從不是恐懼和疏離的，而是向往和親近的。

　　他對變態的態度，也從不是鄙斥和反感的，而是鐘情和“上癮”的。

　　作者的每部小說幾乎幾乎都有撒尿、廁所、嘔吐、喝尿、大便之類的惡俗內容，而這些橋段又被他的粉絲奉為“高高在上、庸人不懂”的藝術咖。

　　比如在《戰友重逢》中，戰士錢英豪與文藝女兵邂逅就是在廁所附近；

　　再比如《紅高粱家族》中，向酒中撒尿的情節曾嚴重影響了中國白酒的海外銷量；

　　再再比如《酒國》中，多次寫到酒后嘔吐、尿褲子，以及最后偵查員丁鉤兒溺死在茅坑：

　　他卻跌進了一個露天的大茅坑，那里邊稀湯薄水地發酵著酒國人嘔出來的酒肉和屙出來的肉酒，漂浮著一些鼓脹的避孕套等等一切可以想象的臟東西。

　　那里是各種病毒、細菌、微生物生長的沃土，是蒼蠅的天國，蛆蟲的樂園。

　　偵察員感到這里不應該是自己的歸宿，在溫暖的粥狀物即將淹至他的嘴巴時，他抓緊時間喊叫著：“我抗議!我抗……”，臟物毫不客氣地封了他的嘴……

　　通過對殘忍的變態欣賞，以迎合某些讀者的變態心理，將中國文化歪曲成一種殘忍文化——最終，作者契合了西洋語境中對共產中國的“普遍認知”，從而在海外大批次獲獎。

　　6

　　回到本文第二段的那張圖，可以疑問：為什么本文主角——以及以他為代表的那一眾「藍調文人」，為什么會那么仇恨毛主席呢？

　　理解這個問題，不妨看一看2005年10月31日他所寫的短文《毛主席老那天》（老，在北方方言中為“死”之意，通常為客體用語，即使用時并無感情、并無傷悲之感）：

　　毛主席的死與我大有關系。不但與我有關系，甚至與我家的牛有關系。

　　毛主席不死，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就不大可能改變，階級斗爭不可能取消，如果有文學，也不會是現在這樣子的文學，而那樣子的文學我是不會寫的，如果毛主席活到現在，我肯定不會當上所謂的“作家”。

　　毛主席怎么能死呢？誰都能死，毛主席也不能死啊！

　　兩點還沒到，收音機里就播放開了哀樂。這一年我們已經聽了好幾次哀樂，先是朱德死，接著是周恩來死，但他們死時，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也沒提前預告，看來毛主席真死了。

　　看戰友們的神情，我知道其實大家都知道毛主席死了。那個參謀雙手捧著一個玻璃杯子，小臉肅穆得像紀念碑似的。我們的首長拉著長臉，一支接一支地吸煙。哀樂完，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男播音員用沉痛的聲音說：……

　　用省略號，是因為我忘了廣播詞兒，去查當年的報紙又太麻煩，隨便編幾句又顯得很不嚴肅，所以只好用了省略號。

　　毛主席死了！這句話、這個事實，像巨雷一樣驚得我們目瞪口呆，連我這樣的草民百姓，都為國家的命運擔憂，都認為中國的日子過不下去了。

　　但后來的事情發展變化得有點天翻地覆的意思，毛主席死了，天并沒有塌下來，老百姓也并沒有因為他死了而活不下去，從某種意義上說還活得不賴。

　　現在，連老百姓也知道毛主席生前犯了許多錯誤……

　　“那樣子的文學我是不會寫的”，是啊，這確是事實，像《紅巖》、《青春之歌》、《創業史》、《紅旗譜》、《回延安》、《雷鋒之歌》、《龍須溝》、《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這些為無產階級、工農階級譜寫史詩的雄文，本文主角是當然寫不出來的。

　　正如他三十多年的寫作生涯自始至終傾心苦難和悲涼，卻從不去著墨上世紀末北方諸省的工人大下崗慘劇——他只會描寫如地主階級那般的統治階級被推翻后的所謂“悲慘”，對于工農的悲壯，他了無興趣。

　　金樽著塵惶跪拭，萬鍋無米不耳聞。

　　《鳳凰網》在2022年6月曾有發文為他站臺《攻訐xx的文學觀，既不懂xx也不懂文學》，這種嘴臉和口令真乃一脈相承，仿佛文學已經成了務必被這部分人壟斷和綁架的曲高和寡之物。

　　忍不住送上毛主席的教誨：

　　就算你的是‘陽春白雪’吧，這暫時既然是少數人享用的東西，群眾還是在那里唱‘下里巴人’，那末，你不去提高它，只顧罵人，那就怎樣罵也是空的。

　　現在是‘陽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統一的問題，是提高和普及統一的問題。不統一，任何專門家的最高級的藝術也不免成為最狹隘的功利主義；要說這也是清高，那只是自封為清高，群眾是不會批準的。

　　三十多年來，本文主角熱衷鼓吹“去政治化”和“揚人性論”，但是這等說辭不知不覺中就已哄騙了太多不明就里的人。

　　不得不說，對此，還得是毛主席的話精辟：

　　有沒有人性這種東西？當然有的。但是只有具體的人性，沒有抽象的人性。

　　在階級社會里就是只有帶著階級性的人性，而沒有什么超階級的人性。

　　我們主張無產階級的人性，人民大眾的人性，而地主階級資產階級則主張地主階級資產階級的人性，不過他們口頭上不這樣說，卻說成為唯一的人性。

　　有些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所鼓吹的人性，也是脫離人民大眾或者反對人民大眾的，他們的所謂人性實質上不過是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因此在他們眼中，無產階級的人性就不合于人性。

　　你是資產階級文藝家，你就不歌頌無產階級而歌頌資產階級；你是無產階級文藝家，你就不歌頌資產階級而歌頌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二者必居其一。

　　這樣的一種人，他們對于人民的事業并無熱情，對于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的戰斗和勝利，抱著冷眼旁觀的態度，他們所感到興趣而要不疲倦地歌頌的只有他自己，或者加上他所經營的小集團里的幾個角色。

　　這種小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者，當然不愿意歌頌革命人民的功德，鼓舞革命人民的斗爭勇氣和勝利信心。

　　從動機而言，否認中國共產黨帶領工農階級推翻三座大山，本質不過是要否定共產黨人的革命史、中國地區的共產主義運動罷了。

　　進而，才可以達到此類文人階層的真實訴求：拒絕承認新中國的建政合法性，拒絕接受黨和人民對舊知識分子的人民化改造。

　　可以毫不夸張地說，中國的文人階層在經過「去革命化」三十余年后，大抵是爛了，爛得透透的。

　　包括涌入了大批文人而形成自由化陣地的媒體群。

　　居廟堂之高的文人階層、處江湖之遠的媒體群魔、馭境外之炮的西方資本，這三股勢力在上世紀80年代后逐漸合流，成為了在輿論場上重新壓迫中國人民的“新·三座大山”。

　　毛主席早于1967年即一針見血：

　　容易出現修正主義的，第一個是中央里的人物，第二是新聞記者，第三就是文科大學的。都是在意識形態方面。

　　張雪峰對底層學子好心提點卻遭到一群高校叫獸的集體圍攻，恰得應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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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人知識階層是社會結構中比較特殊的一個子群體，在新中國之前，他們由晚清封建士人進化，于封建除根未盡的國民黨體系中如魚得水。

　　得益于民國時代的知識分配不均，文人群體壟斷著較多知識、也壟斷著由知識消化所造就的所謂“思想”，成為所謂“大師階層”。

　　這一階層歷來在社會運行過程中占據重要地位，乃至某些朝代權傾廟堂。

　　不過，文人弄權的結果一定是政治走向幼稚化、保守化、法西斯化。

　　無論是革命年代還是和平時期，中國歷史上但凡較有作為的時代，無一不是求賢如渴與鄙視文人并存——有商鞅、張良、孔明、劉伯溫，亦有許攸、禰衡和楊修。

　　社會想要前進則必然開動車輪，而車輪滾滾就必然產生震蕩。

　　那么這種震蕩，一定會在文人階層中進行著嚴格殘酷的遴選與改造。

　　其興衰勝敗的標準在于：文人們能否在實踐中體現價值、能否對社會做出實實在在的貢獻——而不是四體不勤、不事勞動、亦或是攀附舊權貴或外族勢力。

　　一旦與時代、民眾和實踐相脫節，那些孤傲的文人必然成為時代進步的“犧牲品”。

　　也就是毛主席1957年3月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說的：

　　知識分子如果不把自己頭腦里的不恰當的東西去掉，就不能擔負起教育別人的任務。我們當然只能是一面教，一面學，一面當先生，一面當學生。要作好先生，首先要作好學生。

　　藉此探究，“花錢買太平”、“中美夫妻論”、“全球化”、“和平與發展”……會成為中國當代文人階層的最愛倒也可以理解。

　　抱團集中+揚文抑武+近親繁殖+圈子文化，體制內文人在上世紀80年代開始大行其道，各地“作協”開始金碧輝煌，恰似宋朝文人當政。

　　這部分飽食皇糧的紅袍文腐是向來鄙斥群眾的，不論是周百義的“我是廳級干部，你是個什么東西”，還是以下半身文學“不負父望”的賈淺淺，包括傾心西洋政治而蔑視中國群眾文化的本文主角本人，居高臨下的文殿仿佛是他們刀槍不入的象牙塔。

　　在五代十國的軍閥混戰中，趙匡胤輕而易舉的從孤兒寡母手中取得政權，對武將自有天生的猜防，因此才有了杯酒釋兵權。

　　他曾對趙普感慨：

　　選擇一百個文官派到全國各地去當地方大吏，哪怕他們全都變成貪官污吏，都趕不上一個武將可能帶來的禍害。

　　在趙匡胤看來，文官貪污不是什么事情，武官的賢能卻是大問題。

　　因而，軍隊經商、軍工下馬……

　　從銀河號到臺海危機、從南聯盟被炸到南海撞機………蒙古和大金肆意凌辱大宋的同時，是文人階層及其麾下的新聞團體在朝野與民間的趾高氣揚、平步青云。

　　跋

　　1967年，毛主席有過這樣的判斷：

　　知識分子從來是轉變、察覺問題快，但受到本能的限制，缺乏徹底革命性，往往帶有投機性。

　　知識分子之投機是無需爭論也難以避免的，所以，或許真正應當去評辯的，是知識分子筆墨紙硯身后的花翎……

　　90年代時，中共中央的機關刊物《求是》雜志主辦的《紅旗文稿》曾有撰文批判《豐乳肥臀》污蔑中國共產黨：

　　過去國民黨反動派誣蔑共產黨是共產共妻，滅絕人倫，也只是流于空洞的叫囂，難以有文學作品具體地描述，想不到幾十年后，卻有xx的《豐乳肥臀》橫空出世，填補了這一空白！

　　在《豐乳肥臀》一書中，共產黨一無是處……而國民黨卻好處不少。國共兩黨幾十年的斗爭，誰是誰非誰得到人民的擁護，誰給人民帶來災難早有定論，xx卻不顧歷史事實，把人民的苦難全都推給共產黨，這是歷史唯物主義者的態度？

　　再創新，也不能捏造事實吧？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政權，如果真像xx所寫的，沒完沒了地折磨人民，還能得到人民的擁護并取得勝利？

　　只是，這樣的憤怒在那樣的歲月里被無聲掩埋。

　　1997年，《豐乳肥臀》奪得中國“大家文學獎”，刊架無數……

　　「無產階級專政」的時代一旦過去，「無產階級被專政」的時代必然到來。

　　下游的活水在上游，文風的背后是世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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