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文明以降，人類一直在不斷改革中前進。作為中國文化之源的《周易》，第49卦便是“革”卦。“革”卦何為?曰：“革去故也。”(《周易·雜卦傳》)不通則革。毛主席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在1949年取得決定意義的成功，正應此象。生生之德是天地之高德，故《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謂易。”(《周易·系辭》)而“革”卦“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的卦象，非生生之象，所以必須革掉阻礙化生的腐朽因素，以達“變則通，通則久”(《周易·系辭》)之目的。整個《革》卦的卦爻辭，反映的是嚴肅而審慎的社會變革思想，寓意深刻。改革之“革”，是事物達到新階段的工具和手段，而不是目的。作為改革主體和目的的人，不能反過來成為改革的奴隸，工具的附屬。“人為革役”，勢必導致手段和目的的同步異化。

然而，自20世紀50年代末期赫魯曉夫對前蘇聯進行改革頂層設計以來，改革像一個幽靈，在藍色星球上徘徊。為了神化這個幽靈，西方世界與社會主義陣營中的異己分子，上下其手，遙相呼應，將本來只是手段的改革捧到天上，頂禮膜拜。更有甚者，為了達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假借改革之名，行禍國殃民之實。對此，任何人不能有絲毫的懷疑，否則，立即給你扣上“反對改革”“保守”的帽子。在經歷了對改革的神秘化、庸俗化、泛化之后，本來具有褒義的改革一詞越來越變得模糊不清，致使人們陷入改革的陷阱而不自知。走出改革陷阱，正本清源，剝去改革的偽裝，還改革以本來面目，刻不容緩。這既是一個重大理論問題，也是一個事關世界社會主義命運的生死攸關的大問題。

歷經多年仰觀俯察，究天人之際正氣，思古今之間風云，對當今沸沸揚揚的改革去偽存真，歸結出改革的七大陷阱。

陷阱一、神化改革，頂禮膜拜，深陷改革萬能論

改革是去弊的手段，是革除影響系統化生的工具，是到達新境界的過程。這就像醫生療病，為了治病，就必須有藥品和手術刀等器械。治好病是目的，手術刀是工具，切除(革除)身體上病變的部分是手段。一切只是為目的服務，工具和手段不能替代目的，只能位居從屬的地位。然而，40多年來，猶如作為工具的手術刀、用手術刀切除病變部分的手段的改革，卻被一些人頂禮膜拜，吹捧到天上。末代蘇聯共產黨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喬夫，在“新思維”的名義下，立志“改革一切”，神化改革。戈氏的“新思維”，說白了，就是“改革萬能論”。此后，“改革萬能論”在許多社會主義國家發酵。蘇東巨變，看似在一夜之間，實際上是多年深陷“改革萬能論”陷阱的必然結果。改革邪教，是吞噬社會主義陣營“半壁江山”的罪魁禍首。對改革教派而言，除了改革，似乎再無良方;除了對改革的質疑，似乎再無罪惡。

“改革萬能論”的邏輯看似深不可測，實際上完全可以歸結為以下“繞口令”式的循環：一切問題都是因為不改革而產生的，要解決問題，必須改革;改革中的問題只有靠改革去解決;改革中的問題越來越多，只能說明，改革還不到位，國人仍需努力;努力之后問題復又越來越多，說明改革還不夠深化，需進一步深化;深化之后反而問題不但多如牛毛，而且隨時有激化的可能，只能抱怨其他領域的改革不配套、不徹底;進一步深化且配套改革后問題仍然越來越多，亂象叢生，污穢遍地，道德墮落，本來好端端的國家被拖入危險的邊緣，藥方還是：改革中出現的問題需要進一步深化改革來解決，且要殺開一條血路，至死方休!如此循環往復，國人、國家、社會便被拖得筋疲力盡!

陷阱二、為燒三火，胡亂折騰，治大國若翻烙餅

老子曰：“治大國若烹小鮮。”(《老子·第60章》)治國者，需謹慎從事，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然而，在甚囂塵上的“改革萬能論”鼓噪下，一些人像中了魔一樣，醉心于“新官上任三把火”，胡亂折騰，以顯其能。環視現實，有多少官員在改革的名義下，大拆大建，拆建循環，既撈取了“油水”，又贏得了“政績”，還浪得了“改革家”的大名。一舉三得，所以樂此不疲。于是，折騰成了改革者的通行證，“蕭規曹隨”、大道一貫成了謹慎治國者的墓志銘!

這些名為改革家實為敗家子的官員，對歷史上一些行之有效的政策，棄之如敝屣，從不考慮政策的連貫性，閉門造車，隨意決策，一日一規，三日一文，像翻烙餅一樣，把好端端的一個地方乃至一個國家折騰得滿目瘡痍。一時間，神州大地變成了改革教派展現無知和無恥的舞臺。誠然，“變則通，通則久”。但革故鼎新是有規律的，并不是所有的“變”都能“通”。“變”的結果可能是“通”，也可能是“塞”。背離“變”的規律，好大喜功，神化改革，為變而變，朝令夕改，整天折騰來折騰去，必然誤入歧途，最終落得個害人、害國終害己的下場。

陷阱三、劫貧濟富，馬太效應，損不足以奉有余

道法自然，乃中國哲學的精義。天為人之師，人道必須師法天道。天道公平嗎?天道均平，大自然既不多造，也不錯造。老子認識到：“天之道，損有余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余。”人之道逆天道而動，則不會久遠。因此，他告誡“有道者”要“有余以奉天下”，與天道和諧。《易》之“謙”卦曰：“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損”卦曰：“損益盈虛，與時偕行”;“益”卦曰：“損上益下，民說無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說得都是法天道之君子要損有利無，不獨占財富。

歷史上，凡是“損有余以奉天下”的改革，無不得到人民的擁護;而劫貧濟富最終讓一部分人坐大的改革，是注定要失敗的。資產階級“自由、民主、平等、博愛”的口號喊得震天響，卻從不提及共同富裕這個涉及人類最大多數的根本利益問題。蘇東國家的改革、拉美國家的改革為什么留下一地雞毛?為什么這些國家被改革為富人的天堂、窮人的地獄?蓋因為背離天道。時下的中國，新“三座大山”牢牢壓在被稱為“弱勢群體”的勞動人民頭上，就在于改革背離了人民至上的原則，一些改革者對先富者情有獨鐘，百依百順，對勞動人民卻是冷若冰霜。無疑，這樣的改革是危險的。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重要特征。盤點歷史，只有共產黨人把共同富裕寫在了自己的旗幟上。中國共產黨的根本宗旨是為人民服務，必須理直氣壯地講共同富裕!馬克思強調：“生產將以所有人的富裕為目的”;毛澤東建國之初就莊嚴宣告：“我們建設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大家有事做，有飯吃，大家共同富裕。”在當前形勢下，能否堅定不移地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是檢驗改革方向的試金石。

陷阱四、國進民退，國退民進，瞞天過海為私有

一個時期以來，某些利益集團為了假改革之名行私有化之實，不惜綁架國家，在改革辭典中炮制出如“國進民退”、“國退民進”之類的新詞。這完全是在混淆視聽，偷換概念。這是一個“三步走”的完整過程：首先，將資本家(或者稱之為私營企業家)巧妙地包裝成民營企業家;其次，將實際上是資本家的民營企業家混同于民;最后，瞞天過海，將“國”與“民”對立起來，以達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誰如果試圖發展公有經濟，壯大國有企業，馬上有人威脅說，這是“國進民退”，要不得。好像只有大力發展被成為“民營企業”的私有企業，搞私有化，蠶食國有企業，才算得上“民進國退”。私營企業就是“私有”企業，不是民營企業，更不是民有企業;私營企業家是資本家，說得再天花亂墜也不代表人民——充其量是人民的微不足道的一員，而不是人民的主體。搞私有化改革，蠶食公有經濟，極少數人資本家富了，富人進了，而且大踏步前進了，而人民的共和國與人民都退了——這是一個“私進國退”或“私進民退”的過程。只有逐步發展公有經濟，壯大代表人民利益的民有國營企業，才能民進國亦進。

陷阱五、標新立異，別出心裁，你方唱罷我登臺

亂象必有亂臣。改革大潮中喧囂的官場，成了許多官員撓首弄姿的舞臺。在這個舞臺上，各色人等標新立異，你方唱罷我登臺，好不熱鬧。40多年來，改革舞臺上的“影星”“影帝”“影后”“天王”令人眼花繚亂，真是“亂花漸欲迷人眼”。為了吸引人的眼球，形成視覺沖擊和輿論聚焦，博得改革家的稱號，許多官員新招、怪招、歪招迭出，招招見血——弱勢群體的血。在這場誰比誰更大膽、更能折騰的比濫大賽中，更濫者勝出。諸如仇賣光、陳賣光之輩，居然成了改革英雄，就很能說明問題。在這種大環境中，如果有人膽敢按部就班地工作，試圖保持政策的連續性，非但得不到上司的賞識，還有被淘汰出局的危險。所以，為求自保，不想整天翻新花樣都不行。

于是乎，沒有人再沉下心來做艱苦細致的基礎工作，沒有人為了夯實工業基礎、農業基礎而廢寢忘食，整個心思花到面子工程、形象工程上，欺上瞞下。除了賣，他們似乎再沒有別的興奮點。賣毛澤東時代積累下來的海量國有資產，賣土地，賣醫院，成了有些改革家的全部。如果不讓這些作為改革風云人物的市委書記、市長們賣國有資產，賣土地，賣醫院，他們可能不知道這個市委書記、市長怎么當了。

陷阱六、方向不明，目的不清，善惡不分改革教

革故鼎新，本是歷史常態。因此，先哲賦予了“革”以豐富而偉大的涵義，對革命與改革大加贊美。《易》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義大矣哉!”(《周易·革》)然而，在后來的發展中，有正義的合乎大道的改革，有邪惡的背道而馳的改革。真真假假，真假難辨;正正邪邪，正邪不分。這樣，久而久之，改革事實上成為一個中性詞：改革無姓，既不姓善，也不姓惡;既不姓正，也不姓邪。同樣是改革，其善惡卻涇渭分明。譬如，資本主義有資本主義的改革，社會主義有社會主義的改革。前者的改革是為更好、更文明地剝奪勞動者，以鞏固資本家集團的統治;后者的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自我發展。有鑒于此，改革必須問道，必須搞清楚是“姓社”的改革，還是“姓資”的改革。那種不問姓社姓資的改革，最終勢必將國家引向資本主義的邪路。

當前的問題不是要不要改革，而是要一個什么樣的改革：是要一個在全球性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中成為危機轉嫁對象的、永遠也擺脫不了在資本主義全球化國際分工中飽受帝國主義盤剝地位的改革，還是要一個在百年不遇的全球性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中逐步強大起來、最終掌握主動權的、超越資產階級局限的改革;是要一個人民貧窮、偽精英集團維持其奢華生活的改革，還是要一個能創造性地運用社會主義的集中優勢與國際壟斷集團博弈，同時憑借我們雄厚的政治資源和獨立的國民經濟體系縱橫世界舞臺的改革。

“改革萬能論”空談改革，對改革的方向，改革的目的，改革的善惡，或有意模糊，或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有時，真理與謬誤僅一步之遙，長此以往，由“改革萬能論”統攝的“改革”，極容易使改革異化為“改革教”。改革邪教的典型表現是癡迷改革，而閉口不談改革的性質。改革教派的所謂改革包藏禍心，旨在沉船，假借改革亂中華，必須引起我們的高度警惕。

陷阱七、法有善法，亦有惡法，依法治國藏玄機

依法治國并不是一個新詞，人類一直在探索依法治國之路。歷史上，管仲是“以法治國”理念的最早提出者和實踐者，是法家理論的先行者;晏子首提“法治”：“昔者先君桓公之地狹于今，修法治，廣政教，以霸諸侯。”

依法治國本身沒錯，要害在于誰依法治國、以誰的法治國、為誰依法治國。大談特談依法治國，而閉口不談依法治國的主體是97%的勞動人民還是3%的偽精英集團，所依據的是良法還是惡法、佛法還是魔法，依法治國的目的是維護勞動人民的利益還是為既得利益集團而“維穩”，如此依法治國就是也只能是一個美麗的謊言。

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到“依法治國首先是依憲治國”，找到了問題的實質。憲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是治國安邦的總綱領，任何人、任何權利不得違反憲法，不得凌駕于憲法之上，任何法律法規不得與憲法相抵觸或不一致。而現實呢?改革教派已經將“萬能的改革”置于一切法律之上。

如果僅僅在理論上重復革命導師的關于法律的論斷，或許不甚明了。隨手列舉諸如“嫖宿幼女”“積極賠償可以從輕或減輕刑期”“非暴力犯罪基本不適用死刑”的不成文規定、防止女方以結婚為目的占有男方財產等一系列法條，稍加分析就會明白那句一針見血的名言：法律是統治階級意志和利益的體現。這樣的法刀刀直插淪落為“弱勢群體”的人民群眾的心臟，旨在保護有權、有錢者的非法權益，提供免死牌。譬如，“非暴力犯罪廢除死刑”的鼓噪，實質是“只有窮人犯罪實行死刑，而官僚富豪犯罪不再判處死刑”——“道理很簡單，官僚可以憑借權力犯罪，富豪可以憑借金錢犯罪，只有既無權又無錢的窮苦百姓，才會憑借體力即暴力犯罪。可見這些改法的人多么的喪盡天良和沒有人性”(張宏良語)。

背離了社會主義的方向，背離了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回避人民為本，空談以人為本，如此改革，結果可想而知。這就不難明白，一些本來完全能夠解決的問題越改革反而越無解。像40年來陷入困局的“三改”——醫改、房改、教改，為什么越改問題越多，越改越無解?其實原因很簡單，就是我們背離了改革的正確方向，忘卻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在改革的陷阱中來回兜圈子，把善良的人民轉暈后，再來個凌空大挪移，將本屬于廣大勞動人民的國有資產改到自己名下。改革陷阱重重，有些人的改革葫蘆里究竟裝的什么藥，我們拭目以待。

在這個沸沸揚揚、斤斤計較的小時代，雖然我們缺失毛澤東那個量級的戰略家，但我們還是應當謹記先哲那洞穿時空的警告：“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周易·師》)何故?蓋因“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周易·師》)。沒有人反對改革，我們反對的是假改革、惡改革，反對借改革之名行禍亂國家之實。是脫下改革這個“皇帝的新衣”的時候了!否則，必為改革教所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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