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正在變成一個越來越“正常”的社會。
我們之前所生活的幾十年，是中國乃至人類歷史上一個非常特殊的時期。這個時期，是一個從相對平等的社會，向一個正常的階級社會轉型的歷史時期。在這一時期，由于上一個時期的遺產尚存，有大量的寒門子弟，完成了自己階級地位的躍升，轉變了自身的命運。
70后、80后甚至90后這幾代年輕人，雖然貧富已經產生了差別，生活條件會有差異，但幾乎都還能享有共同的記憶。在公立教育體系中，一個班級的學生中，既有中產甚至上層家庭的子弟，也有一般的寒門子弟。而且大家通常的印象是，寒門子弟的學生更努力、更自律、更刻苦，而上層家庭多紈绔之輩，所謂”小鎮做題家“群體就是這樣產生的。
下面這張圖就是其他社會群體子女進入大學的幾率與富豪群體的比值，1982年，城市工人子女上大學的幾率是富豪的3.23倍，農民子女上大學的幾率是富豪的2.13倍。1990年，城市工人工人子女上大學的幾率是富豪的10.78倍，農民子女上大學的幾率是富豪的6.22倍。
但是在最近十年，一切都在快速變化。上圖顯示，2003年工人和農民家庭上大學的幾率只有富豪家庭的40%和22%。最近幾年的數據我沒找到，但是差距無疑會更大。
上層、中產和寒門，越來越生活在幾個幾乎完全隔絕的空間中，越來越像幾個完全不同的物種。
中國越來越像一個正常的西方國家，教育變成了一個金錢的競賽。
比如在上海等地的私立幼兒園，不僅要面試孩子，還要面試家長，甚至連家長的身材都成為考察的對象。如果家長的體重超標，那就是其不“自律”的表現，會被認為影響對孩子的教育，導致孩子不能形成“自律”的習慣。在這樣的環境中成長起來的上層子弟，從小就被教育要成為自律的精英，養成高素質的慣習。
而對于底層的學生來說，由于家長沒有充足的時間和金錢投入孩子的教育，導致這些學生從起跑線上就徹底失敗。
1977年，保羅·威利斯在其出版的《學做工：工人階級子弟為何繼承父業》一書中，通過對英國一個工業城鎮中12個工人階級家庭出身的寒門子弟從畢業前兩年的學校經歷到進入工廠之后最初幾月工作狀況的研究，揭示了寒門子弟在學校中的“反學校文化”與階級再生產之間的悖論。
所謂的“反學校文化”主要表現在：“小子們”反抗學校和教師的權威，無視學校的規范，穿奇裝異服、抽煙、喝酒，保持與學校時刻表不同的節奏，以粗言俗語彼此嘲弄、破壞公物、藐視法律、偷竊、打架，從中獲取刺激和興奮感。
威利斯認為，“小子”的反學校文化意味著他們部分地洞察和批判了占據主導地位的個人主義意識形態和固化的階級不平等的現實。然而詭異的是，這種文化形式卻在洞穿文化霸權和支配性統治秩序的同時，強化了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分化，從而構成了對他們自身的反叛，使他們最終成為不平等的經濟結構所需要的工人。
我國也正在出現這樣的現象，洞察了階級社會本質的寒門子弟不再相信個人奮斗的幻想，他們不再是努力與勤奮的代名詞，而越來越與反叛、不自律、低素質相掛鉤。與之相對應的，上層子弟不僅意味著財富、地位和權力，而且還意味著自律、勤奮、高素質。
在這種狀況下，階層的固化就被合理化了，關于固化的憤怒和爭議也就會消失。
在一個正常的西方資本主義社會，雖然存在著嚴重的不平等的現實，但都不會像我國一樣產生這樣一種對階層固化的譴責和抗議。這是因為，中國在特殊轉型期，產生了一批出身底層、接受高等教育、自認為擁有高素質但卻依然處在社會底層的“小鎮做題家”群體。這個群體在學校教育階段，遠遠地碾壓了中上層家庭子弟，但在步入社會之后，面對的卻是無力改變自己命運的現實。
而在一個正常的階層社會，出身底層的人完全不可能獲得良好的教育條件，底層就意味著低素質，上層就意味著高素質。通過教育而完成階層再生產，已經把一切的不合理合理化了。
這是一種秩序，也是一種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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