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出版發行的英國女首相《撒切爾夫人回憶錄—唐寧街歲月》，這是勝利者的自白，清楚無誤地道出了如何“搶抓機遇”，在當時蘇共內部尋找代理人，最終實現“不戰而勝”的和平演變的主要歷程。從而在幾十年以后為“資產階級在共產黨內尋找代理人”的理論和實踐提供了鐵證。

　　挖空心思“反共反社”，而今“勝利”了就公布了這個秘密。英國女首相撒切爾夫人十分自豪的以戰勝者的心態，在其回憶錄中就公布了如何找戈爾巴喬夫為“代理人”，瓦解前蘇聯的大體經歷。外因經過內因得到了成功，但不知當時和撒切爾夫人同期執政的美國總統里根和布什是怎么搞的。夫人在回憶錄中呼吁資本主義世界應尊美國為首領，首領肯定是要“帶頭干事”，不曉得是“謙虛”的未說出自己的成績，或是說出了還未傳入中國。

　　因幾十年來用西方資本主義的方式方法“改造”社會主義國家，損壞了社會主義的基本精神而喪失了應有的吸引力、凝聚力。許多人厭惡、咒罵社會主義吹捧資本主義，還自以為站在了時代的前列而自豪，被認為也自認為敢為天下先，觀念超前不僵化保守，必然不可能自省成為復辟資本主義代理人的行為。在喪失了社會主義的應有氛圍中更無關注警惕的可能性，由尋找代理人的一方自己表述出來有無可辯駁的說服力，因而原封不動的大段引述。

　　原文摘錄如下：

　　“我相信我們必須找到這樣一個人來成為蘇聯領袖，栽培并支持他。這正是后來那些人會認為我被戈爾巴喬夫所惑，而偏離原先對付蘇聯策略的原因。我認為他這樣一個人正是我尋找的，而且我們相信即使身在極權制度下，他的基本精神絕不會輕易地被克里姆林宮摧毀。”（《撒切爾夫人回憶錄─唐寧街歲月》（1997年9月版）（第３０７頁，以下只注明頁碼，省略書名））說的多么明白無誤，可謂“慧眼識人”，又充滿信心，“暗示了某個在蘇聯制度下奪權的人，也會有能力挑戰那個制度。”（第307頁）。具有入木三分的遠見卓識。

　　為了實現他們的“和平演變”戰略，非常關注蘇聯最高層的動向，搜尋目標，細心篩選分析：“安德羅波夫的健康狀況已受質疑，如果他只能再活幾年，這個領導人的職位應該是交給新的一代了。兩個主要的競爭者是羅曼諾夫和戈爾巴喬夫，我查了所有關于他們兩人的事跡”，“關于我們所僅知的一些戈爾巴喬夫的消息則較令人鼓舞”，“我拜訪加拿大總理杜魯道時也聽到對他的有利報導。我開始特別注意起蘇聯方面有關此人的消息了。”（第307、308頁）特別注意戈爾巴喬夫的什么？如審查俘虜一樣不放過任何細節。

　　“我與特魯多會談國際事務──有關香港問題，中國與蘇聯等問題”。“其中我認為最有趣的是他對戈爾巴喬夫的觀點。特魯多認為，盡管戈爾巴喬夫談論的是中程核武器問題，但絲毫不見其人有傳統的蘇聯統治者所帶有的敵意”。（第219頁）成為可掌控蘇共的最高大拿也就無需遮掩了。

　　對昔日的敵人失去敵意。從本世紀六十年代蘇、領導赫魯曉夫推行“和平過渡、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全民國家全民黨”的“三和二全”式的修正主義路線，中國當時稱其為社會帝國主義，經過以后許多年月的演變，歷經勃列日涅夫、安德羅波夫、契爾年科到戈爾巴喬夫，他們真的成為朋友。

　　“在西方的我們所要做的，便是多了解對方的人民與制度，多做溝通以確保我們未來的安全，無論是冷戰或熱戰我們都需要多了解敵人，因為有一天，他有可能變成你的朋友。”（第306頁）西方世界爭取化敵為友，基本的立場和態度是一致的。夫人是精于心戰的專家。“當前蘇聯的情勢正如里根所預測的徹底瓦解了，我和里根總統合作愉快，但除了我們分析世界局勢看法一致外，我們是兩種不同類型的人，他能正確無誤掌握整體戰略，而我則認為和共產集團的關系必須采取漸進的模式，以免情勢脫離掌控。”（第220頁）要掌控“可以合作的戈爾巴喬夫”是西方“一致的”立場。“１９８２年９月２２號同中國談完香港問題之后一個月，我在波恩。會晤科爾總理之后，赴柏林造訪已被拆除的柏林圍墻，科爾陪同一起前往，不論后來的英德關系尚有多困難，但就對共產主義的立場，以及對盟邦的信守程度上，我們卻仍是一致的。”（第179頁）西方首腦所見略同。

　　他們要一致贏得冷戰，打擊共產主義。“里根和我都很清楚，在軍事和戰略各方面我方都勝過蘇聯，但同時我們仍必須避免冒任何不必要的危險以贏得冷戰”，（第305頁）１９８２年夏凡爾賽七國首腦會議后，夫人十分敬佩的認為美國總統里根在英國“上下兩院進行演說。演說精彩，就英美雙方對抗共產主義的理念厘清頗多，我們兩人都深信，強大的國防對克服共產威脅而言，必要卻未足夠。除防堵共產主義之外，我們也希望能將自由思想賦予其中。該次演講指出了西方打擊共產主義的新方向，也展現了西方絕不放棄共產國家反圖救亡的決心。”（第176頁）美國“打擊共產主義”的決心如此之大，使夫人從內心發出“包括英國在內的歐洲國家，須在美國的領導下，務必保持團結”。（第161頁）

　　他們團結一致，千方百計進行滲透，拉攏利誘。“我現在必須考慮我的下一步，以求與蘇聯有進一步的關系。顯然地，我們必須要與蘇聯領袖維持更頻繁的私人接觸，杰弗里．豪希望能邀請契爾年科來訪，但我認為這還言之過早。不過我很樂意邀請其他人，并希望進一步邀請資深蘇聯政治家，包括戈爾巴喬夫來訪。戈爾巴喬夫也表示他很希望他第一回的歐洲資本主義國家訪問能盡快成行。”（第311頁）在接觸中認識深化了。“他與我所想象的是那么的不同，我想我很欣賞這個人”，“他的個性和制式化的蘇聯領袖是那么不同”。（第313頁）戈的表現超出了她原來的希望。

　　斯大林以后的蘇聯領袖，雖然對馬列主義、社會主義不甚堅持誠信，但還有個彼得大帝留下的大國沙文主義的民族主義立場，而戈爾巴喬夫連最起碼的國家統一的立場都不要了，更何況作領導人起碼的準則“制式”，這是多么合適的理想人選，難怪夫人“真希望他就是下一屆的蘇聯領袖，而我也告訴記者，他是一個可以合作的人”。（第314頁）戈爾巴喬夫以后成了蘇聯的領袖，也果然成了一個可合作的人。在帝國主義意識形態的滲透下，在所謂的富裕經濟誘惑下，在本國舊思想殘余的潛移默化的影響下，在落后國度建立的社會主義，盡管發展很快，但短期內不可能同幾百年資本主義制度的美英法一樣富裕，那些失去共產（社會）主義信仰的人，雖然是共產黨的高官，卻崇拜歐美，淡化信仰，美英法成了潛意識中社會制度的典范、追求的榜樣、向往的目標，如今中國和當年蘇聯解體前相類似。

　　“１９８５年３月契爾年科過世，戈爾巴喬夫繼任蘇聯領袖職位”，“正如我們所期望的，戈爾巴喬夫為蘇聯政府注入一股嶄新風格。他開放地談論著蘇聯差勁的經濟情勢”。（第317頁）所謂的“嶄新風格”就是按西方世界的腔調毫無顧忌的隨意嘲笑攻擊誹謗蘇聯。由戈總書記帶了頭，迅速掀起吹捧帝國主義破壞社會主義的狂潮。當時還是超級大國的前蘇聯被“涂抹”的一無是處，接下來就是“拆散”砸爛丟棄。74年的成就，即是超級大國，堡壘也最容易從內部攻垮，從1985年到1991年，只6年就被徹底從內部摧毀。

　　前蘇聯從1917年建立社會主義制度，“二戰”時又受到空前的戰爭災難，解體前仍然是類似美國的超級大國，世界一流的經濟軍事強國，解體后綜合國力迅速衰退。舊中國文盲充斥，缺醫少藥，人民食不果腹，住土房，土布衣，幾乎沒有工業，一切近乎原始狀態。一九四九年新中國建立，在窮山惡水，人口眾多的基礎上建立社會主義，在工業和農業、軍事和人民生活水平上取得驚人的成就，而況帝國主義搗亂騷擾不停，當然不可能搞幾十年社會主義就和美英資產階級一樣富有。

　　社會主義制度只是為多數人開辟了一條到達理想境界的道路，但同時限制了極少數人成為擁有巨量財富的資本家的欲望，制止清除了舊社會官吏所擁有的為所欲為、高薪厚祿的特權地位。社會主義不是歷史上改朝換代式的舊制度的重復，推倒這個皇帝再來一個新的皇帝。革命能消滅舊的體制和政權，卻不能像埋葬死人一樣埋掉舊的意識形態和觀念。在舊的社會基礎和觀念影響下，掌握社會主義國家權力的一些黨員領導干部，就會追求舊社會和資本主義國家官員那樣的特權與金錢成為走資派，背叛社會主義的信仰，割裂歷史，脫離實際，按帝國主義的說法來否定社會主義。

　　“戈爾巴喬夫與我有許多理由必須互相合作。我在戈爾巴喬夫成為領導人之前便與他結下了良好的私人關系，所以很快地我便受邀訪問莫期科。”（第321頁）“1985年11 月里根總統與戈爾巴喬夫在日內瓦首次會談，最后并未達成重大的協議，但兩個領導人很快便建立了良好的私人關系。”（第317頁）夫人在此未透露良好的私人關系到什么程度和許多必須合作的“理由”。即使現在也不宜直白講出，還有其它的姓社之國。能當英國首相，不靠譜事自然不干。

　　在訪問中“我離開克里姆林宮并前往與薩哈羅夫及其他以前持反對意見，現已轉而支持戈爾巴喬夫改革的異議分子共進午餐，對于他所說的蘇聯的改變令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但我告訴他們光是目前支持戈爾巴喬夫是不夠的，他們必須做好準備，在未來５到１０年中繼續支持他，共渡難關，在歡呼收割前，改革的成本是相當大的”。（第327、328頁）資本主義世界瓦解社會主義國家，最后關頭的“和平演變”戰略統帥下的策略，通常采用經濟滲透，組織扶持國內的持不同政見者，打出人權的招牌，抓思想輿論上的人心瓦解工作，同時還采用各種特工手段捕捉情報。

　　１９８７年３月２８日夫人在莫斯科的訪問中，“較令人鼓舞且值得一提的是３位蘇聯電視臺記者對我的訪問；后來我得到那段訪問對蘇聯輿論帶來極大的沖擊。這個訪問未經任何修剪便在蘇聯電視臺上播出，我因此便肯定了我對戈爾巴喬夫的信心。”（第328頁）此時距蘇聯和共產黨消亡只有四年時間。她有耐心掌握時機，不使多年的前功盡棄。

　　倒退行為不以倒退者的意志為轉移，不可能倒退到限定的程度內自行中止。“前蘇聯國安局高層官員高迪夫斯基的變節使蘇聯知道我們對他們的一舉一動十分清楚。我曾經和高迪夫斯基有多次洽談，并對于他對蘇聯的判斷給予極高的評價。”（第315頁）此時“戈總”如被巨蛇吸住的蛤蟆，雖然相互明白，但政治立場決定了他仍然與美英等亦步亦趨。

　　“戈爾巴喬夫執政兩年來，政治改革的表現比經濟更為顯著”，“對政治自由與民主的需求正被熱烈的討論著。戈爾巴喬夫已贏得一些原本持反對意見的人，特別是薩哈羅夫來支持他的計劃。有關斯大林時代的恐怖事跡也已發行成書，蘇聯開始更注重人權。”（第322頁）改革打破了不能搞資本主義的禁區。以往不能干的事均可干了。葉利欽在訪英中誓示，“重建政策的出發點，原是要讓共產主義更有效率的運作，但那是不可能的，蘇聯目前唯一的選擇，就是深化政經改革，包括引進市場經濟”。（第535頁）至此，深化改革的最終意圖和目標被葉利欽所道破。

　　同打仗一樣，雖是很大的戰役，有時的較量還在細小的環節上，“一葉知秋”，重大變化由不為人注意的“軟件”處表現出來。觀察的那樣細微，從細小處發現了真實的巨大變化。１９８７年３月３日，“那天晚上戈爾巴喬夫夫婦在一個舊的巨宅里為我安排晚餐；也許是刻意的安排，氣氛和我的首相別墅十分相近。稍后我們到另一個房間，一邊喝咖啡和甜酒，一邊談論世界大事。在對傳統的馬克思主義可信度的挑戰過程中，我發現了戈爾巴喬夫夫婦熱烈的爭論著我所挑起的話題──蘇聯宣傳口號中經常提及的‘工人階級’一詞的定義。我真想知道他們對它作何解釋，戈爾巴喬夫起初主張只有蘭領階級才能稱數。但他重新考慮后說，這是一個具有歷史性或‘精確的’（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名詞，并不適合以現代的社會標準來下判斷。”（第328－329頁）

　　“現代的社會標準”來源于政治理論，撒切爾夫人同時也發現了社會運作上方向體制的演變，“蘇聯的政治是靠口號來運作的，這些口號無法以西方人的觀點來解釋。戈爾巴喬夫時代的口號內容全然改變了：‘重建經濟體制’取代了‘加速經濟改革’，是真正的實際改革。同樣的，‘開放’一詞也有了新的涵義。”（第322頁）同中國實質相似。

　　從那些變化中，西方國家首腦很快的便發現了可能出現的結局，1987年3月23日，“我安排了與密特朗總統及科爾總理會面。密特朗總統對蘇聯的態度和我大致相同，他和我都相信戈爾巴喬夫已準備好走上改革之長路；他的一項精辟見解是，戈爾巴喬夫應會發現：‘在改革形成的同時，實質改變已然發生’。”（第323頁）1987 年“3月21日星期六，我在托基市保守黨會議中發表臨行前對蘇聯問題的公開聲明。”“我說：戈爾巴喬夫在他的演說中已清楚承認共產體制不可行，而蘇聯要趕上西方國家則還有一段長路要走。我們聽到蘇聯領袖們所用的新字眼，‘開放’、‘民主’，但那些字對他們的意義是否與我們相同？一些曾經因為政治態度或宗教信仰而遭囚禁的人已經被釋放了，我們樂見其成。”“我們不能單憑言語，意向或承諾下結論，而是要見到實際的行動與結果。”（第323－324頁）夫人未寫出戈葉承諾的具體情節。

　　西方期望的“實際的行動與結果”是“他的改革造成的影響，那股不可抑制的威力卻可能將蘇聯體制掃出蘇聯之外。”（第321頁）他們對“改革”的結果分析判斷的非常準確。“在這４天中，我可以感受到共產主義下的土地在改變。經驗告訴我們，一個腐敗的政府最危險的時刻是在它開始進行改革時，我所受到的歡迎，群眾的熱情和蘇聯當局所給予的尊敬。都顯示了平靜表面下的暗潮洶涌，西方的自由制度已在這個東方集團里逐漸萌芽，蘇聯體制已顯出分裂的跡象。重大的改變已在眼前，但我無法猜到究竟何時會降臨。”（第329－330頁）其內心激動而又遮飾的心情。

　　在盼望“重大改變”降臨的過程中，同時還涌現出先鋒干將劊子手葉利欽，并批評對葉利欽帶有的偏見。“西方普遍存在一種傾向，忽視葉利欽，視其如小丑。我無法相信這種判斷是正確的”。“１９９０年４月２７日葉利欽抵倫敦，我竭誠予以歡迎。事前我所得到的有關葉利欽先生的簡報，簡報中‘他說民主集中制需予廢除，改采真正的民主制度，并要求制定政黨法，終止共產黨的特殊地位。’我認為他這一番話值得擊掌再三。簡報上繼續說道‘某些專家甚至暗示，假若葉利欽獲選為俄羅斯聯邦總統其任內締造的功業將比戈爾巴喬夫在土崩瓦解的蘇聯總統任內作為更為輝煌。’”（第524頁）那邊竭誠歡迎，這邊積極回報表忠心，讓夫人“感到驚訝的是，葉利欽已完全擺脫了共產黨的思考模式及其教條語匯。”（第535頁）時機到來必然就掛狗頭賣狗肉了。

　　如果說以往口里說的同手中干的不一樣，還多多少少帶些“打著紅旗反紅旗”的手法，而今時機不同了，干脆取掉“遮羞布”，言行一致的登臺亮相干起來。怎么讓帝國主義高興怎么說，怎么能盡快毀掉社會主義怎么做。曾信誓旦旦為共產主義奮斗終身而混入黨組織，又騙取了高官要職的走資派，其反目背叛的作為超出了昔日敵人的想象。“1990年6 月訪蘇之行我親身面對了構成當時政治生態的各股相激相蕩的勢力，──這不只包括了戈爾巴喬夫，還包括了激進改革者，國家主義者和對改革造成最大潛在威脅的軍方。（指以后抵制戈爾巴喬夫的雅佐夫等人，加注）６月７日晚我飛抵莫斯科，翌晨我拜訪了屬于改革派的莫斯科市長帕波夫先生。他抓住了關鍵點：假如沒有私有財產和明晰的法律架構的話，你不能在莫斯科或其他地方創造市場經濟。所以他希望人民能擁有自己的住屋及店鋪，而且希望服務業轉由私營。”（第536頁）至此“我也認為，有希望在中歐和東歐打倒共產主義”（第557頁）“在我看來似乎沒有人能比戈爾巴喬夫更能勝任推動改革的工作。我希望能見到共產主義的崩潰，──事實上我不只希望見到它在東歐及蘇聯潰敗，而且希望它能在地球上的每個角落消失無形，──可是我希望這種潰敗能以和平方式達成。”（第 532頁）

　　中蘇兩國有相同之處，中國在改變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和建立的社會體制時，也是逐步進行的，開始搞些不為多數人注意的“軟件”，從思想意識上瓦解，制造輿論，開始搞私有經濟的時候，美其名曰“必要的補充”，而今成了重要的組成部分，并大力發展非公有制經濟，同時改組改變國有制經濟。“改革開放搞活”不斷深化發展，實質是連續不斷的削公興私，破公立私，損公肥私。預期的最終結果將是中共中社消亡或名存實亡。現在農村和城市區縣以下幾乎全部私有化，所謂國企改革，使共產黨存在的最后一塊社會基礎支離破碎，前景不好。

　　為了實現“和平演變”戰略，從大處著眼，從各方面具體著手，進行了全方位的瓦解工作，推動國家分裂，煽動民族對立。“當獨立浪潮來襲時，我們都相當明白波羅的海三小國的特殊法律地位，還不是不讓它們獨立，而是到底什么時候它們才能獨立的問題，6月我拜訪戈爾巴喬夫時即警告蘇聯當局訴諸武力對付三小國所能引發的嚴重后果。”（第533頁）又從各方面扶持反對本國社會主義制度的“政治犯”進入上層。

　　90年6月訪蘇時訪問烏克蘭，剛任命為蘇共烏克蘭第一書記的伊凡雷科臨時安排去會見剛當選的最高蘇維埃委員，并進行演講，講完后“一個發問者告訴我說，在場議員中，包括他在內，有十個曾是政治犯。他說他知道是由于我和里根總統的努力，使得他今天能在這里以議員的身份見到我，而不再是政治犯。”（第533頁）

　　不進則退，社會主義國家開創者鑒于社會主義國家的本身的條件，在策略上不四面出擊，保證本國新生制度的鞏固，不輸出社會主義是為了鞏固社會主義，但不接受資本主義的觀念和制約。而那些對共產（社會）主義失去信仰的當權派卻甘愿接受帝國主義國家的“援助”，無視自己的潛力，因而內政受到掣肘，使最高權力機構的人事成份增加負面因素。

　　資產者的希望在掛著共產黨牌子的不肖子孫中的許多地方變成現實。“１９８８的夏末，共產主義即將在東歐土崩瓦解的跡象開始顯現。６月上旬，團結工會在波蘭贏得選舉，雅魯澤爾斯基將軍坦然接受結果。幾天后他來倫敦，我當面稱贊他的表現。匈牙利實施自由化，１０月開始在萊比錫的一連串示威，導致東德元首昂納克垮臺。接下來捷克開始變天。到了年底，２月間還是階下囚的異己分子兼劇作家哈維已當選捷克總統，羅馬尼亞的齊奧塞斯庫也被推翻。這些事件是我有生以來最歡迎的改變。但不論共產主義在東歐及中歐垮臺上讓我有多高興，我絕不會讓欣喜淹沒我的理智。”

　　多年來絞盡腦汁，機關算盡，用心良苦，欣喜中會自然生出理智的追憶，“回顧匈牙利之行，這次出擊形成英國對東歐國家特有的外交策略。我們第一步要做的是，與現有的政權建立更多的經濟與商業關系，使他們較無需依賴封閉的東歐經互會，之后在人權問題上施加更多的壓力。使蘇聯對東歐的控制開始減弱時，再幫助他們進行內部的政治改革。”（第310頁）１９８４年２月夫人就是以那種動機去“訪問”了匈牙利。中心是進行內部的改革。1793年法國大革命時發布了《人權宣言》，稍有常識也應當知道了西方講人權是什么貨色和目的。

　　夫人很理智，從取得“勝利”的實踐過程中，總結“經驗”，核心只有兩點，“這些受歡迎的改變之所以發生，一方面是因為西方一直保持強大與堅定，另一方面也因戈爾巴喬夫及蘇聯揚棄了勃烈日涅夫的教條。”（第522頁）充滿哲理，既有“內因”又有“外因”，把問題寫的簡潔明確，總結經驗，是為了以利再戰，爭取完全徹底消滅全世界的社會主義國家。

　　帝國主義“和平演變”戰略從共產黨掌權那天就從未改變過。無產階級要戰勝資產階級解放全人類，“共產黨宣言”中也明確的把共產黨的目標確定為消滅私有制。后來的共產黨的叛徒們嘲笑這個目標。而資產階級卻始終是要“解放全人類”的，希望資產階級永遠統治全球，無論國際國內的局勢多么動蕩不安，無論“民主政治”下首腦的臉譜變化多么頻繁，資產者的首腦們從未放棄過，從未動搖過。信仰之堅貞，立場之堅定，決心之宏大，意志之頑強，令人驚嘆，充滿了必勝的信念，又具有強烈的“國際主義精神”，不但要維護本國的資產階級統治地位，而且“我不希望東德  ──就如我不希望其他人一樣──生活在共產主義陰影下。”（第524頁）其他人還有誰？

　　“中國本身漸增的經濟改革將帶動其政治改革。保持與其貿易溝通管道暢通以及堅定地支持人權，是確保中國逐漸從軍事強國轉變為經濟強國的最佳途徑，同時使其成為國際社會中可依賴且可預期的一員。”（第339頁）預期的一員，按夫人的愿望分析，絕不是公有化社會主義的一員，到底是什么，也許有朝一日中國同前蘇聯一樣了，才能明白講出。

　　夫人回憶錄的這些言論，肯定是他們十分巨大工程的一斑縮影，不宜公開的肯定比公開的多得多，實際的運作一定遠遠超出了回憶錄的表述，而況領導者還是美國，美國總統如回憶起來，一定會更為詳實豐富，那些直白的表述對現今中國，借鑒俄羅斯的結局將產生什么啟迪呢？

　　過去世界上搞社會主義，共產黨領導的大國有兩個，蘇聯和中國，西方在蘇聯已經演變成功，而在中國也已接近成功。我們無法知曉美英等國在中國共產黨的高層次領導內瞄準的代理人是誰？試想他們要“爭取最后的勝利”，連一個北朝鮮都不放過，不斷找借口干涉，一定對中國不可能沒有“措施”。中國同前蘇聯一樣時，他們自然會講出來。

　　一九七六年前，中國在毛澤東主席為黨的最高領袖時代，本世紀六十年代初批評當時蘇共中央，開始偏離馬列主義和社會主義的離經叛道的當權派，發表了具有代表性的“九評”文章，距今天只不過三十多年，果然十分準確的應驗了“衛星上天、紅旗落地”的判斷。三十多年前指出的結果毛主席等人未看到。以后的人看到了，而今中共那些還健在的領導人中，當時雖不大相信，但現在一定會記憶猶新。

　　《三國演義》里有“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之言，蘇聯一分為十五，俄烏戰爭時間長了，戰爭若能引起革命，革命就能制止戰爭，也是好事的例證。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從中有助于思考華夏的未來。

　　（2023年1月—2024年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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