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進合肥，撲面而來的“李鴻章熱”令人始料不及。

　　在安徽省博物館大廳，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昂藏厚重的李鴻章塑像。塑像中的李鴻章冠帶巍峨，目光深邃堅定，似乎還帶有著一點憂郁。頗有一些電視劇《走向共和》中李鴻章的風采。博物館六分之一展覽空間是李鴻章的內容，題目是“變革中探尋的先導”。

　　李鴻章故居的“李鴻章生平展”，主題就是李鴻章及其淮系集團對近代軍事，經濟，文化以及國防方面做出的突出貢獻。在解說員小姐的口中，憂國憂民、以天下為己任、帶動中國走入現代國家的李鴻章不僅“國士無雙”，而且是安徽人民的驕傲。這里似乎不應該叫做故居陳列館，而應該堂堂正正的更名為“李鴻章紀念館”。

　　這一切都令人恍若隔世。李鴻章這位100多年前就已經臭大街了的賣國、投降、買辦的集大成者，中國漢奸事業承上啟下的第一人，從漢奸到改革先鋒的完美嬗變令人目瞪口呆。從孫中山、毛澤東再到鄧小平，對李鴻章早已蓋棺定論，如今這具僵尸卻又昂然的站立起來。歷史到底是絕色蕩婦還是純潔的小姑娘，結論真的有些撲朔迷離。

　　一

　　李鴻章是否是漢奸賣國賊，不同旗幟下面的人們會有不同的結論，這一點并不奇怪。

　　李鴻章漢奸、賣國賊的“桂冠”并非來自今日，而是他的生前。甲午之戰五年前的“楊三已死無蘇丑，李二先生是漢奸”，《辛丑條約》簽訂前后“賣國者秦檜，誤國者李鴻章”的怒吼都是當時的人們在體驗痛楚之后對李鴻章的評價。這應該比今日某些人的"學術研究"更加真實可靠。和他同為“中興四臣”的左宗棠說過，“對中國而言，十個法國將軍，也不如一個李鴻章壞事”，“李鴻章誤盡蒼生，將落個千古罵名”。甲午戰爭中，中國與日本相比并非處于絕對劣勢，但正是由于李鴻章的投降賣國疊加晚清社會的精神萎靡、文化腐朽、政治腐敗將中國推進了近代歷史的至暗時刻。

　　李鴻章的年代并不久遠，迄今不過是三代人的記憶。那段歷史有大量的文字記載。一切爭論的背后，不是判斷力的爭執，不過是不同信仰的沖突。

　　二

　　李鴻章是中國近現代賣國賊、投降派、買辦漢奸的鼻祖。他不僅通過一系列的賣國條約出賣國家，親手將北洋水師、福建水師送入深淵，還差一點使中國失去新疆和臺灣。“中法戰爭”在“鎮南關大捷”的背景下他的“李福協定”甚至能夠制造出一個聞所未聞的“不敗而敗”的結局。使中國失去了越南，還同時出賣了西南各省的權益。李鴻章在《中俄密約》中主動賣國索賄說明他不僅僅是漢奸，而且是近代中國最大、最喪盡天良的漢奸。

　　李鴻章為了50萬盧布的一己私利通過《中俄密約》出賣東北鐵路路權并直接導致俄國占領了遼東半島、德國占領膠東灣；貪污軍餉、掠奪地方、洋務運動中飽私囊；用巨款購買軍艦時，其親信居然索要兩成的回扣；他的外甥直接將北洋水師的炮彈賣給日本人，使得黃海之戰中國軍艦無炮彈可用；“高升號”運兵船被日艦擊沉，近千名官兵遇難，日本手中有關“高升號”航線和時間的信息，就來自李鴻章的衙門；甲午海戰前北洋水師需要白銀60萬兩配置速射炮，李鴻章聲稱沒錢，卻將二百六十萬兩的海軍軍費存到匯豐等銀行吃利息；將近千萬兩的銀子交給日商經營，向日本泄漏軍政頂級機密，包庇日本間諜……這種集形形色色的內奸于一身的人如果不是漢奸賣國賊，那么中國歷史上所有的漢奸會不會集體跳出來要求平反昭雪，恢復名譽。

　　李鴻章的舊案并不復雜，復雜的是這些中華民族的敗類正在批量成為歷史上的英雄。這是歷史的嘲弄還是在嘲弄歷史？

　　三

　　李鴻章是中國近現代賣國賊、投降派、洋奴買辦的開山祖師，開創了直至今日的近現代漢奸文化。這三種人其實常常是一個群體。他們通過買辦獲取收益、通過投降鞏固自己的利益、通過賣國支付代價。這個群體有兩大鮮明特征，一是對外國列強特別的好，二是對中國百姓特別的壞。李鴻章在列強面前卑躬屈膝，卻能夠一次斬殺被誘降的太平軍數萬人，靠鎮壓太平天國運動上位，用人民的獻血染紅了他的“紅頂子”。如果這樣的人是現代文明的指引者和民族英雄，如果他真是像有些人講的那樣“李鴻章非漢奸，實乃19世紀中國最偉大的愛國者”。那么我們這個同農民起義有著割不斷的血脈聯系，在反抗封建壓迫、抵御外強入侵中實現“人民建國”的紅色政權又是什么，難道真的是“亂匪”不成。

　　通過事實引發思考是人類獨有的思維特征。李鴻章無法說清的巨額財富早已經向天下昭告了他的動機。他領導下的中國第一次改革開放以破產告終，但李鴻章卻成為最大的受益者。他同時擁有官居一品和中國首富的兩大榮耀，也成為后世追隨仿效者的目標和楷模。

　　吸國家的血，掙賣國的錢，"宰相合肥天下瘦"。李鴻章到底有多少錢，這是一個直到今天也沒有弄清楚的問題。孫中山就曾經撰文揭露李氏家族賣官鬻爵的黑幕。容閎在《西學東漸記》中計算李鴻章的私財大約為白銀四千萬兩，相當于當時全國財政收入的二分之一，可謂富可敵國。李鴻章家族僅僅在安徽一地就有土地60萬畝，而在上海，天津，青島等處的洋房、鋪面、外國銀行存款、各大公司的股票更是不計其數。當時上海的半條華山路都是李家的。中國歷史上財富巨大和來源不明，李鴻章若稱第二，沒有人敢稱第一。

　　用金錢來衡量，李鴻章無疑是成功者。他的子孫后代直至今天仍然在享用這筆巨大的財富，可謂蔭及后人。把靈魂交給魔鬼的，一定沒有好的下場。這句話不適用于李鴻章。這也從另一個方面證明了中國文化對漢奸的寬容。

　　四

　　洋務運動使中國睜開眼睛看世界，這一點不需要爭論。西方列強從來就沒有希望過中國富強起來，這也不需要爭論。完全依賴西方，把自己的利益同列強的利益捆綁到一起，滿足于西方資本饕餮盛宴后的殘羹冷炙，這是100多年來中國買辦階級最鮮明的共同特征。也是自1840年開始中國人民最大的痛點。李鴻章恰恰是這個集買辦、投降、賣國于一身的漢奸集團的先導者和靈魂人物。靠這些人來達到自強求富的目的，無異緣木求魚。試圖通過這個群體實現民族復興和國家富強，更是與虎謀皮。

　　被很多人稱為中國現代化曙光的洋務運動在李鴻章手里其實就是一場大生意，而且是站在改革開放、國家富強道德高地上的大生意。事實證明，李鴻章本人就是被外國財團控制的高級傀儡和買辦。洋務運動創辦的所有軍事工業和民用工業都是由買辦直接或間接控制的。買辦階級既是洋務運動的指導者，同時又是管理者和獲益者。

　　從1840年至1895年，中國買辦階層的總收入接近四億兩白銀，是當時包括外資在內的中國工業資產總額的4倍。正是在李鴻章時期，中國形成了投降主義、洋奴哲學和買辦文化并且一直濫觴至今。肇始于李鴻章的對西方輸送利益，不掌握核心技術的“造不如買，買不如租”的買辦戰略直到今天仍然在制造著對中華民族的傷害。這種以滿足洋大人胃口為目的、以權貴集團的私利為信仰的開放戰略，只能是對內掠奪本國資源，壓榨本國民眾，特別是從當時的農民身上榨取。這不但不能解放生產力，反而進一步加重了中國農業及本土工業的凋敝。李鴻章的洋務運動，民國時期的“黃金十年”，前后歷時40多年的兩次改革開放，其財富不是吞進了列強的血盆大口之中，就是養肥了一大批和李鴻章一樣的買辦洋奴。直到1949年中國還基本沒有工業體系，連火柴，釘子，煤油都必須進口。我們還需要這樣的引領者嗎？我們難道要用這樣的“文明曙光”來照亮今天的道路嗎？

　　很多力挺李鴻章的人都會引用梁啟超“吾敬李鴻章之才，吾惜李鴻章之識，吾悲李鴻章之遇”這句話。他們卻從來不會引用梁任公的另一句話，李鴻章“宰執20余年，乃使碩大支那，淪為二等國”。

　　五

　　有人一直在聲嘶力竭十分煽情的宣揚李鴻章忍辱負重，為慈禧背鍋，為清廷揩屁股，是滿清的替罪羊。嚴復的一句話很合適評價此事，那就是“始于作偽，終于無恥”。滿清朝廷如果還能像開國之初“本朝家法，乾綱獨斷”那樣，又如何會游走在死亡邊緣。事實上太平天國起義和兩次鴉片戰爭之后，清朝統治核心“外重內輕”的格局早已形成，中央權威已經成為一句笑話。李鴻章一方面靠淮系軍閥和北洋水師同清廷博弈，一方面“挾洋自重”，輾轉騰挪于朝廷和列強之間。這方面的證據還少嗎。最典型的就是李鴻章父子與日本的伊藤博文一唱一和，恐嚇清廷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如果李鴻章真像推崇他的后人們說的那樣忍辱負重，顧全大局，又哪里來的1900年屬于謀反和分裂國家行為的“東南互保”。

　　吹捧李鴻章的“新漢奸”群體另外一個重要論據是李鴻章在當時的列強國家中有著很高的聲譽和地位。這更不奇怪，“秦檜還有三個朋友”，李鴻章的朋友應該更多。有一個規律是，從歐洲列強掠奪整個世界的地理大發現開始一直到今天，所有能夠給西方列強帶來巨大利益的賣國者在他們那里都會享有很高的聲譽和地位。比李鴻章聲譽更高的是戈爾巴喬夫。西方甚至把他們最高的榮譽諾貝爾和平獎都頒發給了這位世界歷史上最大的賣國者。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們正是靠出賣國家﹑民族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非分占有財富，使“蘇共成為唯一一個在自己的葬禮上致富的政黨”。

　　伊藤博文稱贊李鴻章是“大清帝國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強一爭長短之人”，這句話使李鴻章仿佛諸葛亮附體。可是這個在列強眼中唯一的偉男子面對外國強權時除了割讓、出賣、出租、賠款、苦苦哀求之外乏善可陳。到是與李鴻章同為“中興四臣”的左宗棠和張之洞在維護國家主權方面做出了有目共睹的貢獻。張之洞去世后家里連喪葬費也拿不出來，左宗棠去世時只留下一年的俸祿。他們同李首富相比，無論在財富上還是列強的評價上都可謂判若云泥。這難道還不夠說明問題。歷史可以任意打扮，人們也同樣會做出正確的判斷。

　　李鴻章的粉絲一直把甲午戰后日本點名李鴻章前去談判，否則拒絕和談來說明李鴻章的重要性。認為其一身系中華安危。其實這和當年金國要求南宋必須派秦檜而不是岳飛作為談判使者是一個道理。甲午戰爭前日本向中國購買大量大米和煤炭，戰爭爆發后有人建議按國際慣例停止向日本的供應，但李鴻章卻命令繼續供貨以示信用，并由他的長子直接操辦勿使拖延。對于這樣關懷備至的談判對手，日本當然求之不得。

　　李鴻章集團是晚清最腐敗的官僚賣國集團，是中華民族百年血淚最大的罪人。已經被釘在歷史恥辱柱上今日又復活的不僅僅是一具僵尸，而是已經成為我們民族污點的漢奸文化。

　　六

　　“李鴻章熱”是賣國有理，賣國光榮的漢奸文化的突出代表。歷史早已證明，漢奸文化的興起和泛濫，是中華民族所有危機中最大的危機。不鏟除漢奸和漢奸文化，所有的改革開放都會半途而廢，所有對外爭端都將必敗無疑。

　　秦檜、李鴻章、汪精衛是中國歷史上漢奸的三大代表。如今，有一股力量正在幫助他們努力地重新站立起來。漢奸文化的思想大解放，說明我們這個民族仍然有著產生漢奸的肥沃土壤。李鴻章成為合肥的名片、安徽的驕傲應該能夠說明這股力量有多么強大。近現代中國歷史上三次改革開放中的三次漢奸文化高潮說明漢奸現象首先是道路問題、是社會環境問題，是社會文化問題，最后才能歸結到個人品質。

　　在中國肆虐了幾十年的西方思想殖民已經成功的打造出了一個新漢奸群體，歷史虛無主義和熱捧漢奸賣國賊都達到了甚囂塵上的程度。當然說這些人都是漢奸也不夠準確，因為這里面的很多人已經加入了西方的國籍，還有一些人靈魂上早已經換了祖宗。在這些人眼中，中國人、中國的事情是好是壞，中國人說了不算，外國人說了才算。在崇洋媚外、投降賣國、掠奪欺壓百姓方面他們和100多年前的李鴻章一脈相承。正是這種力量使李鴻章僵尸還魂，并將其打造成了民族英雄。

　　任由這種漢奸文化制造出一個混沌的世界和亂倫的歷史，新中國的“道統”和“法統”將臨著完全被顛覆的危險。新中國區別于舊中國，社會主義區別于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就在于是否把人民放在首位，文化是否能夠代表最廣大人民的利益。新中國要保持思想和道德的繼承性以及歷史的不間斷性，除了清除這種漢奸文化無路可走。

　　不可否認，西方的思想殖民在中國已經成功的實現了去革命化和去人民化。在帝王將相的英雄史觀和資本至上的精英秩序中，革命和人民已經被放逐在主流話語之外。精英們大叫階級消失、剝削消滅、告別革命、歷史終結。他們的“美麗新世界”就是中國完全屈從西方資本，除此之外的所有行為都不具有合理性和正當性。他們迫切的需要一個集投降賣國于一身的人物作為旗幟，李鴻章當然是最佳人選。《走向共和》中李鴻章的高大形象、今日李鴻章在安徽合肥的意氣風發都告訴了我們這種思潮背后的能量和險惡。

　　“李鴻章熱”說明了社會思想和價值觀的混亂、信仰和判斷力的低下。精英敘事邏輯中將新舊模式、新舊文明統統雜糅，儒釋道一鍋亂燉，見菩薩就下馬，見西方神祇納頭便拜，不但顛覆了中國的傳統道德，更模糊了民族英雄和賣國賊的界限。希拉里曾經說過："通過巧妙運用美國文化軟實力，就可以輕松的控制中國。”事實證明這不是一句空話。安徽和合肥的“李鴻章熱”，說明這種漢奸思維的領域已經拓展到了無法再視而不見的地步。其實不僅僅是李鴻章，對汪精衛的美化、《色戒》《走向共和》的播出、黑龍江方正縣為日本開拓團立碑等等等等。這不僅僅是人性的扭曲和道德的淪喪，這是某些方面出了大問題。在大是大非問題上搞“一元主導，多元共存”是自取滅亡之道，是自殺行為。

　　七

　　古人講“六經皆史”。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史論就是政論，就是對當前世界的態度。一個民族缺少共識是危險的，尤其缺少人類基本的共識更加危險。

　　在精英統治的階級社會中，最不靠譜的就是歷史。以史為鑒在他們那里就是為自己臉上貼金。利用掌握的編劇權力篡改歷史是他們從來都沒有放棄過的努力。

　　1958年9月17日，毛澤東同志視察安徽省博物館時講到：一個省的主要城市，都應該有這樣的博物館，人民認識自己的歷史和創造的力量是一件很要緊的事。面對這里“李鴻章熱”的囂張，我們不僅要問：人民在哪里？人民的歷史又在哪里？

　　有了人民就一定會有人民的敵人。李鴻章就是人民的敵人。當這具僵尸走上了今日的神壇，背后有哪些東西令人細思極恐。“黃鐘毀棄，瓦釜雷鳴”，什么才是真正的歷史。

　　無論是博物館還是陳列館，應該代表誰的政治立場和階級定位答案并不難尋找。在反對歷史虛無主義，提倡“階級基礎”和 “群眾觀點”的今天，這里“李鴻章熱”的源頭來自哪里？他們要挑戰什么？這應該是個必須講清楚的大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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