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大和許家印已暴露出的問題性質非常惡劣，還未暴露的問題可能更為嚴重。

　　做假賬先把錢分走，就涉及到非法集資、挪用資金以及貸款詐騙等罪名。如果違法必究，執法必嚴，以恒大的習性，逃稅罪以及行賄罪大概率也少不了。而性質更為嚴重的是，恒大還通過針對實控人和高管定向發行境外高息美元債券的方式，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侵吞企業利潤的目的，向外轉移資產，這就涉及到買辦害國的問題，更加不能容忍。

　　拿破侖說，“金錢沒有祖國，金融家不知道何為愛國和高尚，他們的唯一目的就是獲利”。房地產高度金融化之后，地產私有資本也有了金融屬性，這類資本一旦壯大，就容易走向買辦，為了獲利，不惜掏空中國，這就是恒大這樣的私有資本的嬗變軌跡。

　　既然恒大及許家印們已經觸犯了刑法，還有效仿者蠢蠢欲動，不惜把中國變成亂世，更應在法律框架內施以重典形成震懾。對恒大的違法亂紀，國家不是出手有點重了，而是出手有點晚了。如果再不出手，后果可能不堪設想。

　　對于恒大及許家印的具體操作手法，很多文章已經進行了詳細的分析。但如果公眾的關注點只停留在制裁恒大和許家印及一眾高管的層面上，顯然是不夠的，因為中國類似恒大這樣問題的企業未必只此一家。

　　恒大集團曾是中國民（私）營企業的優秀代表，許家印本人也獲得榮譽無數，我們當然沒必要因恒大出事，就否定整個民（私）營企業和全部民（私）營企業家。中國像華為這樣的民營企業，就應該不動搖地繼續鼓勵和支持；但我們必須要面對一個問題：恒大和許家印的問題，是不是民（私）營企業中的個案或者孤例？恒大那些令人特別憤慨的操作，例如利潤個人化、債務公司化、風險社會化，以及更令人不能容忍的債務內地化、收益海外化，是不是只有恒大一家在這么做？中國的經濟體量確實比較大，但以恒大這樣的債務規模和風險程度，我們能夠承受得住幾個恒大？

　　我們在關注國家用法律追責恒大及高管們的責任，并慶幸中國沒有像美國那樣，因資本控制國家，資本搞出次債危機都無人擔責的同時，還應思考如何防止出現下一個恒大，如何把其他正在走恒大之路的那些資本操作，扼殺在他們還未得手之時。

　　這就需要從資本私有制的制度層面思考問題，找出解決辦法，堵上漏洞。

　　中國支持私有化的經濟學家比例很高，他們喜歡對新中國創立的各項制度進行各種反思，但對他們主張的資本私有制，自己不會，也不允許別人從制度的層面進行總結。

　　通過恒大事件，我們至少可以得出幾點結論：

　　一、私有制和民（私）營企業的機制不能夸大和神話。

　　看到一個中國前五十名房地產企業的總負債排名表，有一個現象非常值得重視，暴雷（重組）的房地產企業竟然有那么多，而且基本上是民（私）營房地產企業。

　　經濟學家鼓吹的私有制和民（私）營企業的體制和機制優越性，在這份債務名單里絲毫未見體現。在房地產領域，反而是被輿論長期批評否定的國企表現更為穩健。這種差別，絕對不能解釋為國企能夠得到更多的貸款，榜單上的任何一家國有房地產企業欠款數額也沒有恒大多，欠款數額排名第二的是同為非國有的碧桂園。

　　恒大這次暴雷之后呈現給我們的內部管理運營機制，不但看不到優越性，而且還是一個最壞的典型，是于社會而言代價最大的機制。我們特別厭惡的多種社會負面現象，在恒大這里都能找到。許家印在恒大內部簡直就是一個土皇帝，過著驕奢淫逸的生活，沒有人能夠制約他。馬未描述的見到許家印的場景，很多人只是當笑話聽，但這樣的現象出現在新中國成立之后，著實讓我們無法輕松。恒大在現代企業制度的包裝下，實際更像一個封建王國，許家印就是這個王國的國王。在恒大內部，他就是法律，他就是規則。這種現象在私有制企業里面可能并不是特別罕見。

　　把公有制和國企的體制機制貶低得啥都不是，把私有制和民（私）企的體制機制捧上了天，這本身就不是建立在事實的基礎上，而是長期輿論戰給公眾植入的刻板印象，更多是假象和幻象。

　　我在國企和私企都待過，因為職業關系，后來又跟很多私企打交道。國企的經營管理遠沒有他們說的那么差，私企的管理也遠沒有他們說的那么好。

　　像恒大這樣許家印就可以拍板決定上項目，是民（私）企的常見現象，國企現在比較少見了。恒大很多投資項目都血虧，形成一個個巨大的資金黑洞，與決策的隨意性有直接的關系。當然，這其中，也不能排除有通過這種方式轉移資金的目的。

　　國企的決策流程要是少一個，一把手都不敢拍板敲定，否則要是出了事，就有他的責任。國企上面還有國資委，對國企的經營者有考核機制，如果任內產生了虧損或損失，不但要總結原因，還要追究責任。中水電下設的一個局，因為被某個地方占用了項目資本金幾個億，長期沒有追回，成為國資委的督辦事項，他們的領導壓力大得很。

　　國企不管是一把手還是幾把手，都是任期制，不能跟許家印那樣可以管到底，一直到他的家族有人（一般是子女）接班為止。

　　這又涉及到一個問題，私企老板的超長任期及家族世襲制是較為普遍的存在。很多企業的法人治理結構背后是家族實控和家族繼承，這是資本私有制的封建遺留。中國有人一直嘲笑朝鮮的世襲制，但對當今世界上最大的世襲制，即資本世襲，卻全力支持。

　　美國的資本事實上就是通過這種世代世襲的財產承繼，最后做大到控制國家的，有任期限制的政客根本贏不了與資本家族的持久博弈，結果是貨幣發行權都不在所謂的民選政府手里。資本控制了美國，美國的公權力就必然會受到世襲資本家族的干預和操控，“政客都是資本家的狗”（這是特朗普說的），這就形成隱蔽的權力世襲制，特朗普跳腳痛罵但又毫無辦法的美國深層政府(deep state)就是這么產生的。

　　資本世襲制必然會導致實際的權力貴族世襲制。美國的政治家族和日本的政治門閥，都是很有名的，這些政治家族與世襲資本家族，在臺前幕后形成了巧妙的配合，確保資本財富家族對國家的實際控制。

　　但是中國的經濟學家從來不會批判資本世襲制。他們會說資本是私域，所以世襲有理，這個時候他們就不說這是民企了。但實際上資本從來不只是私域的權力，尤其是大資本，既可以干涉到經濟資源的社會分配，又能滲透和干預政治權力，比如韓國的三星。

　　在資本主義體制下，無論他們怎么吹噓民主、自由、文明，都還沒有走出事實上的世襲制。從封建時代到資本時代，經濟世襲制沒有太大差別，政治世襲制只是從公開變成隱蔽，從直接實現變為曲線實現。

　　相比較，公有制和國企更符合現代文明，不但財富所有權不能世襲，連管理權都不能世襲。國企高管現在干到干不動為止的更是極少見，離任和退休還有專門審計。恒大的許家印可沒有人能夠監督他。除非他嚴重違反法律被刑事追責，否則沒人能真正制約到他。

　　所以，恒大的問題很大程度上是由許家印個人的品性決定，加上家族制加世襲制、內部的專權，決定私企的好與壞與實際控制人的性格和水平關系極大。基本是什么樣的大老板，就決定了企業有什么樣的文化，企業發展的天花板也和老板的水平高度相關，更體現人治色彩。

　　經濟學家們不是經常說，絕對的權力必然導致絕對的腐敗嗎？這句話其實特別適合拷問像恒大這樣的私企。私企做大了之后，老板又有著絕對權力，如果老板個人的道德品行有問題，就會給社會造成很嚴重的后果。而且，你還管不到人家。像中石油胡繼勇的“牽手門”事件，如果發生在王前首富的兒子身上，那根本就不是事，公眾連譴責的權利都沒有。

　　資本本性貪婪，又沒有強有力的內部約束，導致恒大的野蠻擴張、債務暴雷問題不會是個案和孤例。如果社會再給以自由發揮的空間，就容易出現更多個恒大。

　　如果行業景氣，私企因為可以快速拍板，在決策的效率方面比國企快幾拍，也可以采取更為激進的杠桿，會以更快的速度膨脹。恒大、碧桂園還有恒創都是抓住機會很快就超過房地產國企，成為最頭部的那幾個；但是風險也因此埋下，遇到行業趨勢變化，前面提到的私企拍板高效率就容易變成高風險。我記得有個統計，是100家私企公司三年后也就剩20來家，7年后就只剩幾家了。

　　西方私有制企業的管理和經營水平，也沒有高到哪里去，縱橫馳騁在華爾街的那些曾讓人仰望感覺高不可攀的企業，水平也就那樣，否則也不會搞出次債危機了。即使是美國最有價值的高科技企業，也被中國的華為趕超了不止一家，而且，即使被華為一打多，美國企業也沒有勝算，還得讓美國政府出手。華為讓美國企業忌憚的競爭力，首先是因為華為的企業管理和分配機制不像美國私企，而更像集體企業，作為主要創始人的任正非股權比例不到1%，而且還在逐年降低。

　　恒大出事后，我們不應該再相信民（私）營普遍會比國企的管理經營水平更高，是時候思考一個問題了：什么樣的民（私）營企業才是我們需要和應該支持的？

　　二、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必須堅持

　　中國的公有制經濟比重現在大約是30%左右，按照民營經濟“56789”的數據，公有制經濟的比重不是高了，而是低了。中國的基本經濟制度首要原則就是以公有制為主體，這個原則也寫在憲法里面，我們應該比照這個原則，審視公有制經濟的比重。

　　在房地產領域，國有性質的企業整體比較穩健，非國有性質的企業暴雷的比例很高，這不能用偶然進行解釋。

　　中國的經濟學家一直在主張國企退出競爭性領域，房地產就是一些經濟學家重點要求國企退出的領域，因為他們主張賺錢的領域交給民（私）企，不賺錢的才交給國企。

　　他們要求國企退出的最重要理由就是同等條件下，民（私）企的效率比國企更高。

　　十年前，我寫過一篇文章全面比較國企和非國企，其中有一部分是有關效率的對比，我摘錄過來給大家看看：

　　三十年來，主流精英們先是指責國營企業效率底下，后是指責國有企業效率低下，還以此為依據，企圖論證私有制企業才代表先進生產力。

　　堅持什么樣的效率觀？效率以什么指標來加以描述？這是首先需要搞清楚的問題。私有制企業最大的追求就是利潤最大化，私有制企業的效率觀就是利潤觀，衡量企業經營效率的重要指標就是企業的利潤和投資回報率。重視企業個體的效率而忽視整個社會的效率，恰恰是私有制的弊端。

　　公有制企業追求的不是個體企業的利潤最大化，而是以社會整體效率最大化為追求目標，追求社會整體效率而不是片面追求企業個體效率，這才是正確的效率觀。正確的效率觀也體現了正確的發展觀。發展觀的核心問題是為誰發展。

　　用私有制個體企業的效率評價指標，衡量國企的效率，就好比用西醫的邏輯和標準評價中醫。這本身就是一個邏輯陷阱。用資產收益率等指標衡量國企和私企，故意忽略國企為承擔更多社會責任而降低的利潤部分，這本來就不合理。

　　現在還有一些人，用華為的成功反證國企效率不如民（私）企，他們的詭辯術真是越來越接近黔驢技窮了。他們很精明，否則，為什么不拿恒大來比較國企呢？如前所述，華為的內部分配機制更像公有制的集體企業，和私企的差距事實上很大。為什么是華為而不是其他的私企，在最難攻關的技術和產業領域，扛起了中國反擊美國科技戰的大旗，能夠趕超美國的私企呢？恰恰是因為華為的管理不同于那些典型的私有制企業。

　　貶低公有制和國企，拔高非公有制和私企的觀點，隨著西方經濟學成為中國事實上的主流經濟學而成為媒體上主流的聲音。他們把私企效率普遍高于國企，當成了不證自明的前提，但這種前提根本經不起事實的驗證。

　　中國的鐵路管理和運營效率，相比美國的、英國的鐵路，哪個管理更規范，管理更高效？美國鐵路一年300多天火車出軌1000多次，這個效率公有制的中國鐵路真比不了。中國的國家電網和美國的電網比，哪個效率更高？美國電網沒有特高壓，只是一年停電3000多次，這個效率中國電網肯定也比不了。

　　總之，私有制效率普遍比國企高是個偽命題。那幫經濟學家，只要他們不立場預設，結論先行，不在數據上做文章，他們根本證明不了這個命題。

　　但他們就一直這么宣傳，謊言重復一千次都能成為真理，何況，他們重復了遠遠不止一千次。到現在，很多人就真的以為國企效率普遍低于私有制企業，雖然不認同他們要中國全面開放所有領域給民（私）企，但他們還是多少認為國企在競爭性領域不如民（私）企。

　　有興趣的可以了解一下華潤。華潤無論是房地產開發，還是商業地產的經營，或者是大型MALL的經營，比哪個同行業的私企和外資水平差？

　　如果中國的國企真的這么拉垮，美國還需要威逼利誘中國降低國企比重？為了遏制中國，不是應該想方設法勸導中國增加國企數量，提高公有制經濟比重才符合邏輯嗎？

　　很多問題，只需要一個簡單邏輯推敲，就能發現那些流行說法的問題。

　　真正值得中國學習引進的先進技術，美國都捂著蓋著，即使我們花高價也不賣，還會用盡各種手段制裁中國的企業。把中國當成主要對手的美國，以及敵視中國程度不次于美國的精神美國人，一直在向中國推銷他們的經濟和政治體制，要求中國全面私有化。美國的那套體制是不是對中國有利，這是一個再簡單不過的邏輯判斷問題。

　　公有制經濟比重不斷降低，國企在輿論的高壓下生存發展，一些主流媒體對國企的輿論圍剿至今都沒有停。私有制和私企被拔高和神化，公改私被不少人當成了改革國企的良方。這是我們應該特別警惕的地方。瞄準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徹底改變中國的基本經濟制度，一直是他們各種主張的核心訴求，也是他們對中國進行認知戰的重點。經濟可是基礎。他們雖然足夠壞，但他們也足夠聰明，打擊重點目標選擇很精準。

　　支持公改私的理論依據就來自西方經濟學。而我本人堅持認為西方經濟學就是現代神學，西方經濟學連西方經濟都沒搞明白，用來指導中國的經濟更是捉襟見肘。完全用西方經濟學指導規范的經濟體有幾個比中國更好的？反而被指責為不符合西方經濟學標準的中國最近四十年增速最快。

　　回到恒大的問題，現在應該看得很清楚，如果房地產行業都交給私企，問題是不是比現在更嚴重？如果國企的比重更高一點，是不是問題就少很多？

　　如果恒大是國企，許家印作為恒大的董事長，他撐破天也分不走五百億利潤，以及通過國外定向發行和認購高息美元債拿走更多的利息。這些錢如果留在國內，用來改善民生不香嗎？房地產開發企業，既不負責設計，又不負責施工，他們主要的功能就是買地和融資。這兩件事，都涉及到人脈學關系學，所以恒大就搞了民族歌舞團，并在歌舞團成立之后，獲得了超常規發展和別人拿不到的資源。這些事情交給國企，絕對不至于跟恒大這么瘋狂。如果房地產領域公有制占主體，我認為要比現狀好很多。

　　恒大及民（私）營企業紛紛暴雷的現象說明，即使在房地產這個領域，也極有必要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那些叫囂國企應該從一切競爭性領域退出的經濟學家，他們應該為今天房地產的現狀承擔一份責任。

　　當然，他們是不會承認私有制也存在問題的，這不符合西方經濟學的政治正確。經濟學家為了鞏固這種政治正確不被冰冷的現實擊碎，他們就發明了雙重標準，隨時拿出來用：公有制和國企出現問題，那就是公有制的體制問題，應該私有化。如果私有制和民（私）企出現問題，那絕對不能承認是私有制的體制問題，必須是政府監管或者政府干預造成的。

　　與此相關，他們還準備了另一套雙標公式：國企效益不好，說明公有制體制不行，應該私有化。國企效益太好，那就是與民爭利，所以還是應該私有化。這里的“民”就是他們心中的民營企業。總之，公有制怎么表現都不對。因為他們認為社會主義體制，從經濟到政治，都是錯的，都帶有“原罪”。

　　這幫私有制的信徒是不是跟一神教的極端虔誠的教徒特別像，他們跟對待異教徒一樣對待國企。

　　三、不是所有的領域都適合民（私）營企業進入。

　　最近，項立剛公開批判馬光遠為大資本家代言人的事，成為輿論關注熱點。他們爭論問題的實質，是中國的所有行業是不是都適合民（私）營企業進入。項立剛不認同馬光遠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不再區分，給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同等的待遇，私企可以進入所有的領域等主張。讓打著為民營企業爭取利益名義的馬光遠特別尷尬的是，項立剛本身就在做著一家民營企業，他就是民營企業家。

　　民營企業家出面反對經濟學家的全面私有化主張，特別有意義，說明即便站在民族資本的角度，只要有國家情懷，就能看出這些經濟學家的私有化主張有很大的問題；同時也說明，這些經濟學家的主張，不光是有害于社會主義，而且有害于中國。

　　經濟命脈和國計民生的領域，確實不太適合民（私）營企業進入。放開金融部分領域給民（私）營企業，結果，私營企業在金融領域制造了太多的雷，而且很多卷了錢就跑路，留下了多少經濟破產的家庭和影響社會穩定的隱患，比房地產企業的問題還嚴重。P2P大面積暴雷我們就不細說了，就是那家河南的村鎮銀行，不也是被民（私）營企業家的實際控制人把錢卷走了，才讓那么多儲戶的存款受到損失？

　　項立剛作為民營企業家的可貴之處，他比中國的一些經濟學家要誠實。他就承認，“我自己也做一個民營企業，我相信我們沒有跟國有企業一樣承擔責任。”所以，他認為:“擁有自然壟斷地位的行業、金融系統就不應該讓民營企業去干。”

　　借著恒大這個事，人們能夠看出，要求國企從競爭性領域退出，是一個極為有害和陰險的主張。同時，我們也是時候思考一下：哪些領域適合，哪些領域不適合民（私）營企業進入，哪些適合民（私）營企業不受限制的進入 ，哪些民（私）營企業可以進入但需要加強監管？在保證經濟安全和保持經濟活力、公平與效率方面取得一個較好的平衡？

　　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普通人一定不要受這些經濟學家的蠱惑。這些西方經濟學的信徒，他們的市場經濟其實是不想給國有企業保留位置的。十年前就開始要求向民（私）企開放所有國企壟斷領域的許小年，他的那段特別露骨的話，我們可不能忘：“市場經濟中沒有必要存在國有企業，沒有必要存在國有資本”。這些經濟學家，即使觀點稍微不激進的，也只允許國企進入不賺錢的行業，賺錢的行業都要交給私企。這其實就是錢由資本賺，虧損全民承擔。

　　按照樊綱的說法，經濟學家是為利益集團服務的。那些主張國退民進，要國有企業退出競爭性領域的經濟學家，是代表誰的利益？肯定不是老百姓的利益，因為但凡是主張私有化的經濟學家，他們連共同富裕都反對。

　　人最可悲之處，就是相信那些在拼命算計自己的人，還把他們想象成自己利益的代言人，充當他們的炮灰。到現在竟然還有打工人認為張維迎是一個良心經濟學家，看到他說“唯一能夠達到共同富裕的經濟體制，就是（自由）市場經濟”，還竟然信了。

　　蘇聯的老百姓當年沒有看清楚那些以西方經濟學為信仰的這學者那專家的面目，他們沒有站出來保衛蘇聯，保衛公有制，結果，他們就成了最悲慘的韭菜，蘇聯解體后十年時間前蘇聯人民的人均壽命降低了接近四五歲，這個數字背后得有多少家庭因為蘇聯的紅旗落地而承受災難，有多少人因此而提前死去？其中，最慘的就是到現在還在相信全盤私有化能夠給他們帶來幸福生活的烏克蘭人，他們的國家再也好不了了。

　　四、中國的市場經濟絕對不能是自由市場經濟。

　　恒大出事再一次說明，即便是在初級階段搞市場經濟，也必須是有管理的市場經濟，必須堅持政府對經濟的宏觀調整和引導，必須更好地發揮政府“有形的手“。

　　除了公有制，那些經濟學家對中國抨擊最多的地方，就是中國政府對經濟進行調控，包括產業政策。他們要的市場經濟是自由的市場經濟，是資本可以自由自在不受約束的市場經濟。因為他們的經濟學，發明了一條不可能存在還要當成金科玉律的理論假設：市場自由運行可以實現自動均衡。這樣的假設人類歷史上從未成為現實，只存在于西方經濟神學的書本和經濟學家的大腦里。把假設當規律，與把神話當歷史有什么區別？

　　我們前幾天的文章說中國的經濟學家本質就是現代傳教士，其實一點都沒冤枉他們。按照他們的說法，中國經濟應該比那些實行自由市場經濟的國家更糟糕才是，可是現實正好相反，中國的經濟在他們的各種不滿意中快速發展。中國經濟越發展，他們就越懊惱，因為這意味著他們要被證明錯誤，他們寧可中國經濟失敗，也不肯承認錯誤。

　　這么無視事實，不講邏輯，只有哪個群體能輕松做到？當然是傳教士啊。一些宗教的傳教士現在都在讓人相信“地心說”，相信“地球是平的”。

　　從這些經濟學家的教徒特征，也能推理出他們信仰的那套經濟學理論，根本就不是科學。

　　中國經濟快速的增長，首先要慶幸中國沒有按照這些人的建議，實行自由市場經濟，而是堅持政府的宏觀調控這只“有形的手”發揮作用。

　　從這些主張的利益傾向性就不難看出，雖然西方經濟學是現代神學，但這個神學極其講政治，是完全站在資本的立場上考慮利弊與得失，確定主張什么反對什么的。

　　社會主義在初級階段要搞市場經濟，政府不能只是守夜人的角色，也不能沒有沒有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不能沒有國有經濟的領導，否則，無法引導非公經濟。以公有制為主體，實行有管理的市場經濟，這才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應有的樣子。

　　有管理的市場經濟比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更有效率，這才符合正常邏輯。如果人類發展到今天，還依賴自由放任的市場配置資源，說明人類在管理經濟和社會方面的進步太小了。

　　去年，中國提出防止資本無序擴張，進行專項整改，設置紅綠燈監管，這都是保證市場經濟不過度扭曲不失靈的有效措施。從去年開始，就在經濟學家帶領下，很多賬號說計劃經濟要回來了，其實他們就是借此反對國家防止資本無序擴張，以及對一些違規違法的企業進行監管規范。

　　西方的那套自由市場經濟學說，有一個很邪惡也很侮辱人智商的理論，那就是資本是善的，政府是惡的。所以，資本可以自由，只需要監管政府，把政府權力關到籠子里就可以了。

　　馬克思認為，資本也是一種社會權力。既然是社會權力，沒有有力的監管一定會出現問題。

　　資本根本也不是本性為善，“當利潤達到10%時，便有人蠢蠢欲動；當利潤達到50%的時候，有人敢于鋌而走險；當利潤達到100%時，他們敢于踐踏人間一切法律；而當利潤達到300%時，甚至連上絞刑架都毫不畏懼。”這段話雖然出現在《資本論》里，但不是馬克思的原創，原創者是英國工會活動家、政論家托馬斯·約瑟夫·登寧，他在《工聯和罷工》寫下這段話。

　　那句“資本來到人間,從頭到腳都流著鮮血和骯臟的東西”是馬克思的原創。

　　資本的本性既不善良，資本家也不是理性人。看看恒大和許家印，理性嗎？看看中國房地產前50名的開發企業中那些資金暴雷的私營企業，他們一個個理性嗎？看看國外，如果資本家個個保持理性，如果自由市場就能夠最好地實現資源配置，就能夠實現自動均衡，怎么會出現那么多經濟危機和金融危機。列寧有一句話是對資本非理性最為形象和諷刺的刻畫，"為了利益，資本家會出售絞死自己的繩索。"

　　資本既不善良，又很貪婪，憑什么不能監管？失去控制和約束的資本，既貪婪，又不理性。市場經濟憑什么不能設置紅綠燈，以防止資本無序擴張？

　　我們不光要加強監管，而且還要想辦法通過法律和制度建設，堵上資本私有制的機制漏洞，防止再出現收益個人化、債務公司化和風險社會化。對此類情形應該制定專門的法律，刺破有限責任公司獨立法人的面紗，可以直接追責到實際控制人的個人財產。

　　那些西方經濟學學者，一方面以人性本惡自私，以共產主義違背人的本性來否定共產主義有實現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又要讓人們相信，資本的本性是善的，資本家是善的，所以，給資本以自由就對了。西方經濟學連基本的自相矛盾都不顧，可見這種理論多么可笑，和圣經最大的差別就是多了一些數學公式，讓人以為這是科學。

　　五、中國的資本項目不能放開，中國的金融防線不能松動。

　　這個問題前幾篇我們作為重點分析過了，但主要是從中美金融戰的角度，現在正處于美國對華金融戰的關鍵時期，我們多堅持一年，美國就可能挺不住了。美國金融戰最怕的就是貨幣不能自由兌換。金融不自由化，美國的金融戰就沒真正的機會，熬也能把美國金融熬爆裂了。

　　恒大問題的暴露，提醒我們，即使不從中美金融戰的角度考慮，也不能放開貨幣自由兌換和資本自由進出。如果放開，大大小小的許家印們就能夠輕松地把更多的資金和財富轉移到國外。

　　昔日的房地產大鱷通過對外投資的方式，對外轉移財富，被國家叫停。現在的許家印們，又發明了海外定向發行高息美元債的方式對外轉移財富。中國的金融如此監管，都沒有完全防住他們對外轉移資產。如果放開呢？不用美國來做空，這些賺了錢就想跑的資本就可以做空中國。

　　這些賺得盆滿缽滿的先富們，想盡辦法要把財富向外轉移，不惜做空中國，掏空中國。那樣會有更多的債務留在國內，財富流向國外，我們的經濟會被做空、就會失控，美國會不戰而勝。

　　為了保衛新中國七十年積累的財富，我們必須堅持金融安全防線不松動。

　　六、不是什么樣的私有企業都可以叫民營企業。

　　華為的分配機制，已經與典型的資本私有制企業有很大的差別，具有了一定程度或者向社會主義企業過渡的社會主義性質。這樣的企業，我們愿意稱之為民營企業或民企。中國如果多幾家這樣的民企，那真是中國之幸。

　　如果恒大這樣的企業也叫民營企業，就會讓人很不服氣。恒大不但坑外部的債權人，連自己的內部員工都坑，分配利益的時候完全是私有制資本的貪婪嘴臉。向國家要支持的時候，就把自己標榜為民營企業。和國企爭奪資源的時候，就借用“民”的名義。出了事，利潤自己拿走，風險和損失由“民”分擔，這是拿中國人民當什么？

　　恒大這個事情說明，不是什么樣的私有制企業都有資格叫民營企業。我們應該厘清這個概念，對什么是民營企業應該有一個標準，設定一個門檻。如果民營企業里面混進太多像恒大這樣的企業，那這個“民營”很快恐怕就會跟“公知”一樣污名化。

　　七、不能把解決問題的希望都放在監管上。

　　主張私有化的人還有一個觀點比較有迷惑性，他們說私有化也沒關系，只要法治到位監管到位都不是問題。

　　這是在用自由市場就能實現自動均衡之后的“市場烏托邦”忽悠我們之后，又用“法治烏托邦”來給我們加大迷藥的劑量了。他們假定大資本勢力不會影響立法、司法和執法。

　　他們的“市場烏托邦”地球上從來沒有過，他們的“法治烏托邦”也從來沒有存在過。美國是他們的市場經濟范本，美國的監管部門能夠監管美國的資本不因為貪婪引發金融危機嗎？

　　事實證明，如果實行徹底的私有制，而沒有強大的國有企業控制經濟命脈，能夠配合政府對經濟引導引導，光靠政府的監管，是無法駕馭經濟的，反而很容易被私有制資本控制和操縱權力，讓監管失能、失效。

　　八、中國經濟的表現為什么優于西方？

　　中國的這些經濟學家既不能準確預測未來的經濟趨勢，又不能準確總結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經驗。最狂熱的自由市場經濟信徒張維迎，竟然認為中國過去40年的高增長，來自于市場化、企業家精神和西方三百年的技術積累。按照張維迎的邏輯，印度、拉美和非洲國家是沒有市場經濟，還是沒有企業家精神？還是不能利用西方三百年的技術積累？為什么反而沒有中國這么長時間高速的經濟增長？

　　中國的發展速度快，說明中國的市場經濟優于西方的市場經濟。優越在哪呢？肯定是優越在西方沒有而我們有的地方，這基本上也差不多是那些主張私有化的經濟學家鼓吹我們改掉的地方。

　　這些因素主要包括：

　　一是公有制控制著國家的經濟命脈，金融、土地、貨幣發行權都沒有私有化，國有經濟發揮著事實上的領導作用。

　　二是中國政府的調控能力比西方國家的政府更強，沒有讓市場經濟自由放任。

　　三是中國的金融沒有放開資本項目，沒有實行貨幣自由兌換，沒有讓周期性的美元潮汐盡情收割。

　　四是黨通過國有企業，對經濟，特別是對金融的政治領導，保證了中國的金融主權和經濟主權，沒有迷失于強大的西方和買辦資本。

　　五是中國前三十年社會主義建設積累的經濟基礎太雄厚，建立起獨立而完整的工業體系其他國家都沒有，增強了中國面對外資的抗沖擊能力，這是中國能夠突破西方當初給中國設置的發展天花板，形成世界最大最齊全最完整工業體系的關鍵。

　　六是新中國建立的舉國體制保持著高于西方國家的組織和動員能力，在科技攻關和產業突破方面有極高的效率。

　　七是中國的高素質人口和教育優勢和以及中國人民勤勞聰明的傳統。

　　八是中國的思想文化優勢，既有最先進，可以對外輸出對西方理論形成壓制的偉人思想，又有五千年深厚的文化底蘊。

　　張維迎說的那三個因素，其他國家也有，根本就不能用來解釋為什么是中國經濟而不是其他國家的經濟實現這么長時間的高速度增長，把中國經濟的增長歸功于全世界大多數國家都有的市場經濟、企業家和西方的技術，要不是不學無術，要不就是故意歪曲。恰恰是張維迎極力反對的那些中國獨有的因素，才給中國的長期經濟增長提供了動力和保障。

　　中國的經濟高速增長不是四十年，而是七十年。

　　不是市場經濟拯救了中國經濟，而是中國經濟拯救了市場經濟。

　　以中國的體制優越性，不通過市場經濟就一定不能實現經濟快速增長？我沒看到有一個經濟學家在不依靠謊言抹黑中國前三十年的前提下完成有說服力的論證，一個都沒有。

　　最后，進行一下總結：

　　我們處于這樣的一個特殊的時代，我們中國不但已經在制造業方面追趕并超越西方，擁有世界最大的產能和世界唯一的全產業鏈，而且與西方國家的技術差距將在比較短的時間內抹平，同時，我們和美國現在同處于接近第四次工業革命的第一陣營。第四次工業革命將炸裂資本主義制度的外殼，西方在三百年內通過三次工業革命建立的領先優勢，正在消失，將被我們用社會主義的體制優勢在第四次工業革命全面反超。我們這一代將有幸看到，中華文明用比資本主義更高的生產關系，引領世界完成和全面承接第四次工業革命，創建更高的文明，實現對西方近代文明的全面逆轉。

　　面對千年一遇的歷史機會，我們必須堅持自己，相信一代代前輩用一百年時間的各種試錯為我們選擇的道路，是唯一能夠發展中國的道路。我們不能迷失自我，不能失掉自信，更不能被對方的認知戰失去正確的認知和判斷，讓我們自己打敗自己。

　　勝利不但就在前方，而且只要我們不犯原則性和顛覆性錯誤，我們偉大目標的實現就在不遠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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