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人們會成為“時間的仆人”？

　　這個問題，18歲的孩子不知道能不能回答，但待到他們28歲時應該會得出一個清晰的答案。

　　從“被困在系統里”的外賣騎手，到不斷猝死的大廠程序員；從帶著監工手環工作的環衛工人，到上個廁所也要被計算時長的互聯網員工——讓渴望休息而不得的人們成為「時間的仆人」的，或許根本就不是日新月異的技術本身。

　　現今的世界，如果剔除周末雙休，全球62個國家和地區法定節假日平均為11.7天，而我國以11天排在并列33位，屬中等水平，與法國、意大利等國家持平，超過了澳大利亞、美國、德國、加拿大、英國等發達國家，低于荷蘭、丹麥、瑞典等高福利國家，也明顯低于日本、越南等國家。

　　但是！考慮到中國帶薪年假和周末雙休執行得極不友好，我國打工人的實際假期必然是低得多的。

　　從工作總時長上看，2018年中國人均全年工作時長達2100個小時，僅次于墨西哥的2225個小時，遠高于其他國家的工作時長。

　　去年11月，英國《衛報》曾做了一個有關“全球各國勞動時間”的調查，中國高居世界第一，每周工作時長46小時，每天工作時長9.2小時，是世界上人均工作時長最長的國家之一，相當于英德法等國家1950年代的水平。

　　而英國人平均每天工作時長6.5小時，“最懶”的法國人則為5.2小時。

　　曾經我也覺得法國人動不動就上街、不好好工作奮斗、真是吃飽了撐著……但是現在，我已是越來越覺得當年的自己真是“背叛了工人階級”，真可謂掉進了舊社會蔣記國民政府的資產階級專政PUA話術里：

　　給同志們展示一本新中國出版的舊書《揭露資本主義剝削的秘密》的部分內容，不要忘了我們的人民政權是通過反對什么、推翻什么、戰勝什么而建立的：

　　2021年8月，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最高人民法院聯合發布了十個超時加班典型案例，提示用人單位違法行為風險，促進依法規范用工，明確勞動者維權預期，引導勞動者依法理性維權。

　　這樣可以真正解決問題嗎？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曾參與《勞動法》論證與起草工作的董保華教授，曾對該法如今的實施現狀持鮮明的反思態度：

　　現在的《勞動法》處于一個不被很好執行的狀態，總結來看就是高標準、窄覆蓋、寬執法。

　　向歷史望去，2006年時《勞動合同法》第一次審稿對全社會公布，在紙面上它是一份側重于勞工群體的法律條文，但是瞬間引發了資本家群體的群起攻之。

　　華力集團董事長汪力成第一個站出來：

　　這么重要的一部法怎么沒有征求浙江企業家的意見呢？

　　隨后是深圳某科技集團總裁在接受《中國企業家》采訪時發表匿名觀點：

　　勞動合同法是‘未富先嬌’——名義上是在保護勞動者，實際上勞動者(利益)的源在哪里？是在企業身上。中小企業運營成本已經非常高了，新法讓成本進一步加大。

　　2006年4月23日，在上海關于《勞動合同法草案》的研討會上，上海跨國企業人力資源協會的代表徐婷婷在發言時威脅：

　　如果實施這樣的法律，我們將撤資。

　　再然后就是洋大人親自下場討伐，歐盟商會直接上書給全國人大：

　　《勞動合同法》的頒布會對中國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產生消極影響。

　　再再然后又是美國商會：

　　這樣的做法，會讓中國的投資環境變得消極起來……

　　群情激奮之時，“教父”柳傳志出來添柴加火“穩定軍心”：

　　《勞動合同法》我們看了以后，其實還是很緊張的。我們還是太注意照顧現有企業里面員工的利益，而這種東西，實際上對于企業的發展是不利的。實際上這么做，還是會對中國經濟的長遠發展引起問題。

　　博弈的結果是，《勞動合同法草案》進行了十一個方面的重大修改，其中八個方面是考慮了資本方的意見。

　　全國總工會對此的評價是：

　　不得不做出一些倒退性讓步。

　　而媒體人楊軍當時的評論很直接：

　　參加博弈的僅僅是幾百名專家與一些被邀請咨詢的異常活躍的企業家代表，勞動階層本身并不在博弈過程當中。誰來代表勞動者的利益？

　　……………………………

　　恩格斯曾這樣描述過19世紀英國的工廠：

　　工人是禁止攜帶自己的鐘表的，對于時間的定義也成為了資本家的特權。工人的工作時間要以工廠的時鐘為準，而資本家和他的監工們往往會常常在時鐘上做手腳：上班時先把時鐘撥早一些，下班時又把時鐘撥晚一些，通過增加工作時長剝削過多的剩余價值。

　　這與今天利用所謂的調休制度對假期設置進行干預操縱、利用所謂的加班文化剝奪工人階級的休息權，難道不是一回事嗎？

　　過去的周扒皮還得辛辛苦苦地親自起床學雞叫，而如今的老板們需要嗎？躺在家里的床上掏出手機，即可通過釘釘來無死角地遠程監視員工們的動態。

　　如果說微信還只是即時通訊工具、給用戶較大的使用自由度，即工作以外的時間，打工人們大不了不看微信——那么，釘釘、飛書這類產品則真是不加掩飾、萬惡之源。

　　釘釘誕生之初就暴露、舞動著某家財閥的階級立場與價值觀，比如“打卡”功能、比如顯示“已閱讀”功能，都會讓你如赤身裸體一般將勞作狀態呈現在監工者的眼里。

　　同時，公共范圍內人人可見的打卡，還會造成“攀比式加班”、“無所事事也不下班”的典型奮斗B態勢。

　　一個再小的公司，都能因為釘釘這類高科技軟件而形成「生產內卷」。

　　至于那個讓全網震怒的“環衛工人手環”，就更不用多說了。

　　對于超時勞動，馬克思有指出：

　　資本主義生產的不僅是商品，其本質上生產了剩余價值。工人生產的目的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資本家，所以工人只完成一般意義上的生產是不夠的，他必須生產剩余價值。只有為資本家生產剩余價值，或為資本自行增殖服務的人，才是生產工人。

　　加班的本質就是對勞動力效益所做的打破勞動契約的強征強收，它在本就處于生產資料不公平的私有制環境里進一步壓榨了工人階級的血汗成果，造福了資本家階群，亦拉大了勞資雙方的差距，從而使得話語權、議價權等也在潛移默化中日復一日地形成階級之間的鴻溝。

　　從19世紀到20世紀，從英國的工廠到美國的“泰勒制”，乃至21世紀的全世界（包括中國），紛紛搖身一變成了“科學管理”、“優化資源”等現代企業管理制度之美名。

　　美國學者尼基爾·薩瓦爾（Nikil Saval）在《隔間：辦公室進化史》一書中指出：

　　從1980年代起，硅谷的辦公室氛圍被不斷神話并被全美（乃至全球）視作榜樣。在科技創業者們的刻意引導下，這種辦公室氛圍有意地挪用了斯坦福等大學的校園生活方式，對自發性的強調，對娛樂性的壓倒性關注，兄弟會般的氛圍，這一切都在消解著舊有的——或者用硅谷人的話說，過時的——對工作和閑暇的區分。

　　這一切被包裝為企業文化販賣給員工，讓員工相信自己是在從事一項自由、自主又有創造性的工作，長久地工作不是為了他人，而是為了自己。

　　與此同時，谷歌等大型科技公司在硅谷興建包羅萬象的園區，如校園般為員工提供包括免費食物、日托、醫療、健身在內的一切服務和生活便利——總有“工賊”認為這是公司為員工提供的慷慨福利，但實際是變相“慫恿”員工花更多時間在辦公室里工作，甚至將全部的個人生活都托付給公司。

　　如今，這種企業文化也已蔓延至中國資本界，這也是為什么我們中國的資本家領袖膽敢公然侃侃而談“996是福報”。

　　勞動日的長短是由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這兩個階級的斗爭的力量決定的，無產階級曾經為了縮短勞動時間維持生存的權利，同資產階級展開頑強的斗爭——這個斗爭從英國開始，隨后遍及資本主義世界。

　　1866年美國工人代表大會和第一國際代表大會召開，根據馬克思的建議，提出了爭取八小時工作制的戰斗口號。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爆發，八小時工作制首次在國家層面立法頒布；1919年，剛剛成立不久的國際勞工組織（ILO）通過的第一號公約即規定了工作時間每天不得超過八小時，每周不得超過48小時。

　　在舊中國，我國無產階級為爭取縮短勞動日，也曾進行了長期的斗爭。

　　1922年，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在廣州召開的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通過了爭取八小時的工作目的決議。

　　1924年，中國共產黨又把八小時工作制的決議和年節、星期日的休假日以及限制童工年齡與工作時間，列為工人當時最低限度的要求。

　　在工人階級堅持斗爭下，迫使資產階級不得不頒布限制勞動日的國家法律、將勞動日限制在一定的長度內。

　　工人階級為爭取縮短勞動日而進行的斗爭具有重要的意義，但是這種斗爭畢竟是一種經濟斗爭，它不可能從根本上改變無產階級的地位。

　　無產者要獲得徹底的解放，必須把經濟斗爭發展為政治斗爭，進行無產階級革命，推翻資本主義制度。

　　以今天宏觀層面的輿論觀察，似乎還要求打工人為每一個賞給你的五天假、七天假感恩戴德，并會相當義正辭嚴、理直氣壯地提醒你：“一口氣放這么長時間的假，可別光想著休息啊！在家要常看看釘釘、企業微信、飛書……”

　　這屬于溫水煮你的同時，還當著你的面明目張膽地往你屁股底下加柴火。

　　《經濟學人》曾援引一項針對一萬名亞洲科技公司員工的匿名研究，結果顯示：疫情期間他們每周的平均工作時間提高了30%，生產力卻僅僅提高了18%，還引發了病假率提高、離職率上升、精神壓力、育兒負擔加重等一系列問題。

　　這幾乎是恩格斯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 》調查中的時空穿越：

　　英國社會把工人置于這樣一種境地：他們既不能保持健康，也不能活得長久；它就這樣不停地一點一點地毀壞著工人的身體，過早地把他們送進墳墓。

　　社會知道這種狀況對工人的健康和生命是怎樣有害，可是一點也不設法來改善；社會知道它所建立的制度會引起怎樣的后果，因而它的行為不單純是殺人，而且是謀殺，當我引用官方文獻、政府報告書和議會報告書來確定殺人的事實的時候，這一點就得到了證明。

　　去年年初因字節跳動而被輿論關注的“猝死潮”，正應了19世紀美國馬薩諸塞州一個鞋廠的監工說的話：

　　讓一個身強力壯體格健全的18歲小伙子，在這里的任何一架機器旁邊工作，我能夠使他在22歲時頭發變成灰白。

　　去年字節跳動的人命案發生時，已經是當月國內引發關注的第三起年輕員工過勞猝死的新聞了。

　　在去年過年期間，B站一名員工因大面積腦部出血去世的新聞就刷爆了網絡，緊接著去年2月16日，上海尤安巨作建筑設計事務所有限公司一名26歲的設計師也因加班過度在出租屋內猝死。

　　頻發的猝死新聞是這個過勞時代的一個重要切面，它猶如一面鏡子照射著千萬打工人在資本面前羸弱的話語權。放大而言，是對自我生命控制力的喪失。

　　在“只有拼命向前跑，才能夠留在原地”的現實——至少是資本所教育與告知的現實面前，不論健康的重要性如何被強調，仍然會源源不斷的有人被犧牲。

　　列寧在《論意大利社會黨黨內的斗爭》中有過揭露：

　　只要階級還沒有消滅，任何關于一般自由和平等的談論都是欺騙自己，或者是欺騙工人、欺騙全體勞動者和受資本剝削的人。無論如何，也是在維護資產階級的利益罷了。

　　在一個實質性沒有工會也沒有任何區域性工人組織的情況下，目前的勞資局面很讓人無語，早已失去集體庇護的工人階級幾乎是沒有議價權和話語權的。

　　甚至，他們壓根連多余的、去進行“團結”的時間都沒有，連發一條“我今天好累啊”的動態都沒有時間。

　　他們只是機器。

　　去年在字節跳動不幸去世的吳同學，是字節視頻架構部門的圖像算法工程師，一份網傳的吳同學在字節git代碼管理系統的提交記錄顯示：他從去年1月29日開始，多次凌晨三四點還在提交代碼，2月9日當天更是從凌晨三點連續提交至中午12點。

　　更令人抓狂的是這個系統使用的是協調世界時（UTC），顯示時間再加8小時才是北京時間，所以其實工作時間是正常時間，不是凌晨加班。

　　包括字節跳動成立不到一年就啟用的美國硅谷十分流行的OKR系統（代替常規的KPI系統），也讓員工頭疼不已。

　　字節員工制定OKR有兩種方式：“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

　　前者指在高層提出某個目標（即O：objective）之后，各團隊依次設定自己的目標任務；后者則是在團隊的一般成員提出目標之后，部門負責人統一對下屬的O進行認定和總結，最終形成自身的O。與此同時的，是字節每半年會依此對員工進行一次績效評估，要求上級、同組成員、跨部門同事，平均10-20人參與，結果包含8個等級：F（不合格）、I（待改進）、M-（符合預期-）、M（符合預期）、M+（符合預期+）、E（超出預期）、E+（超出預期+）、O（卓越）………

　　這種煉獄模式及其釀成的悲劇，一年前引發了互聯網大廠員工的廣泛共情。

　　根據善診最新發布的《2021年度企業員工健康白皮書》顯示，針對員工健康，全行業有74.9%的企業為員工提供了多個體檢套餐或可選的檢查的項目，但這些項目仍然不能滿足員工的健康需求，而在體檢一項上，全行業的實際完成體檢比率僅有66.7%。

　　在檢測結果上，全行業人均體檢指標異常數為8.4個。金融及保險行業員工人均異常指標數最高，達10.0個；高新科技行業人均異常指標數最低，為7.4個。

　　馬克思有這樣一段話：

　　勞動的異化性質明顯的表現是：只要肉體的強制或其他強制一旦停止，人們就會像逃避鼠疫那樣逃避勞動。異化的勞動，僅僅是為了生存的犧牲與折磨。

　　可是異化了的勞動，底層階級根本是逃脫不掉的，除非你坐等餓死。

　　所以那些鼓吹“你討厭996你可以辭職啊”的聲音，在資產階級處于壟斷狀態的時下是很幼稚的。

　　初中的教科書就已給出過現狀描述：

　　工人看似有簽訂契約的自由，但是他們不受雇于這個資本家，就得受雇于那個資本家，饑餓的威脅使他們無法擺脫被資本家雇傭、受資本家剝削和壓榨的命運。在資本家占有生產資料的條件下，所謂雇傭雙方的契約自由，對于工人來說，是徒有虛名的。

　　幾乎無解之困題。

　　按照紅杉資本董事長邁克爾·莫里茨（Michael Moritz）的說法：

　　如果你是窮人，生活會極其艱難。你是‘中產’階級，生活還是極其艱難。那意味著你必須接受對的教育，最終到蘋果、谷歌工作才行。

　　這其實就是現在韓國人的現狀：千軍萬馬過獨木橋，最終進入有“SKY”之稱的韓國版“清華北大”（首爾大學、高麗大學、延世大學），再為為數不多的高收入崗位（拿到十大財閥里有限的offer）開始新一輪廝殺……

　　其后果則無需多言：

　　按時下班、正常雙休、依律放假，這些讓工人休息的時間是什么？表象是為再生產提供蓄力，本質則是一份人權的落地，是民本之自由的一部分。

　　工人理應享有休息與定義休息的權力，因為自由一旦被禁錮，其實對于規模化生產也是弊大于利的。

　　這也是諸多行業眼下產生“內卷”現象的緣由之一，所以我說現下這種常態化加班和調休制度實為反動。

　　恰如階級的固化、社會流動性的喪失，不僅僅是個道義問題，更是個生產層面的問題。

　　資本主義的生產和消費均達到一定程度時（任你消費主義宣傳如何蠱惑、如何洗腦，窮人也沒錢消費你的產品了），定然由于需求跟不上生產而爆發經濟危機——這和封建社會土地兼并達到臨界點、必然爆發農民起義，是一個道理。

　　渴望正常的上下班時間，要求尊嚴對等的勞資關系，期待充足的與朋友/愛人/父母相處的生活時長，盼望房價物價之于自己的收入不至于如喜馬拉雅般高不可及，愿景到了退休年紀就能夠安享晚年——這些，放之四海皆為一個正常人、正常社會之基本，唯獨在今日中國要被定義為“躺平”“廢柴”“擺爛”……真乃荒謬。

　　2022年，英國61家企業和近3000名工人參與了一項歷時半年的實驗，在保留原有工資的前提下減少工時，每周工作4天，休息3天。

　　實驗結束后，其中56家公司（占92%）選擇不恢復五天工作制，繼續試行四天制，18家公司決定永久改為四天工作制。

　　然而！我國的《工人日報》2月24日針對西方工人界的這一“亂像”，發表了評論文章《少上一天班，究竟“香不香”？》，稱：

　　盡管近年來全世界四天工作制試驗的節奏明顯加快，但現在要下定論或許還為時尚早。盡管在多國試驗中收獲了一片叫好聲，但至少到目前為止，還不能肯定地說，四天工作制一定‘沒問題’。

　　《工人日報》？我建議趕緊改名吧，畢竟這種數典忘祖之事這份報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前三十年，國家的口號同樣是“奮斗”，但奮斗是目的是為了“讓我們的下一代不再受到帝國主義與修正主義的威脅”，而今天來自政策與職場的一系列PUA奮斗論，已經讓奮斗者們很難再有興趣和勇氣去創造下一代了。

　　推薦閱讀：人口危機（一）

　　推薦閱讀：人口危機（二）

　　如今中華大地之局面，配合我們曾經走過的那段階級長征路，恰如其分地應證了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在幾近兩百年前（1835年）對英國工業城市曼徹斯特的評論到：

　　從這污穢的陰溝里泛出了人類最偉大的工業溪流，肥沃了整個世界，從這骯臟的下水道中流出了純正的金子。人性在這里獲得了最充分的發展，也達到了最為野蠻的狀態——文明在這里創造了奇跡，但文明人卻把這兒又幾乎變成了野蠻人。

　　列寧在俄共(布)莫斯科組織積極分子大會上的演說中曾有過點明：

　　只要存在著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它們就不能和平共處，最后不是這個勝利，就是那個勝利；不是為蘇維埃共和國唱挽歌，就是為世界資本主義唱挽歌。

　　1919年，青年毛澤東高呼：

　　既有人倡言“不許”，即是好現象。由一人口說“不許”，推而至于千萬人都說“不許”，有低聲的“不許”，推而至于高聲的很高聲的狂呼的“不許”，這才是人類真得解放的一日。

　　如果還是回到大的宏觀角度而論，「階級的自由」如果被鎖縛，「階級的文明」如果被壓制，那么必將羈絆這個階級的前進步伐，后果無疑是毀滅性的，也就是那句耳熟能詳的預判：“白匪軍的卷土重來、資產階級的反攻倒算”。

　　恰如三十年后毛主席在《別了，司徒雷登》中所言：

　　美國確實有科學，有技術，可惜抓在資本家手里，不抓在人民手里，其用處就是對內剝削和壓迫，對外侵略和殺人。

　　讓人成為“時間的仆人”的，并不是技術，而是私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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