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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8月，包括中國在內的五十四個國家在瑞士日內瓦舉行“兒童幸福國際大會”，通過《日內瓦保障兒童宣言》，呼吁世界各國設立“兒童節”。
1931年3月7日，中華慈幼協會向上海市社會局呈請提案并轉呈南京政府當局，建議將每年的4月4日設為兒童節。
這個建議也得到了宋慶齡、黃炎培、陶行知等各界人士的一致認同與支持。
8月17日，南京國民政府教育部批準了這一提案，正式決定于1932年開始將每年的4月4日正式定為兒童節。
一天后，上海《申報》、北平《世界日報》等各大報刊迅即刊發了這一官方通告。
在媒體的宣傳下，舊中國的城市群眾逐漸知曉了“四四兒童節”。
但是在當時的廣大農村地區是沒有兒童節這個概念的。
1932年4月4日，中國第一個兒童節悄然來臨，此時的國家已經在蔣記國府的治下支離破碎，日本帝國主義的爪牙已經伸進了東北。
當時上海媒體的文字是這樣的：
從現在我們眼前的事實上看，兒童所受的壓迫，是最為深重，而又最為我們所忽視；
至于我國的兒童所受的壓迫與苦痛，更較任何一國尤為深重。由于政治的黑暗與大多數人民生計的窮蹙，成千成萬的兒童，都隨著他們的父兄在饑餓之下；
嬰兒的死亡率為千分之五百四十，兒童教育更是談不到，全國四千三百萬學齡兒童，得享受讀書權利的，僅六百五十萬。被剝奪讀書權利的，竟達百分之八十以上；
現在中國的兒童，實在不幸的很，國家社會不注意他們，且不必論。就是兒童自己的父母，也是不很注意；
希望他們從今天起，好好的注意一下失學兒童的補救問題……
熱河抗戰失敗后，張學良在蔣介石的遙控指揮下一敗再敗，東北軍潰不成軍，日軍先后占領了熱察兩省，鐵蹄進逼平津。
1933年5月31日，日本帝國主義迫使國民黨當局簽署了限令中國軍隊撤退的《塘沽協定》，之后又積極策動所謂華北五省“防共自治運動”，策劃成立由其直接控制的傀儡政權，全面在華北進行政治、經濟、文化侵略，中華民族危機空前嚴重。
華北之大，已經安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
“七·七事變”后，北平、天津相繼淪陷，上海、南京、徐州、武漢、南昌等大城市同樣先后陷落。
一心反共、無心抗戰、一路向西的蔣介石國民政府當然是壓根就沒心情照顧中國的千萬兒童——反而是毛主席領導的敵后根據地，盡管條件艱苦、物資匱乏，卻竟然在各級黨組織的保障下有力推動了“四四兒童節”的慶祝與紀念活動，為敵后根據地的解放工作推進和抗戰熱忱喚醒，注入了民族血性。
在抗戰期間，我黨領導的敵后抗日根據地的兒童節可謂別開生面、風景獨好，這主要就是得益于毛主席本人格外重視兒童教育工作，始終將中國革命與新中國建設的未來寄托在孩子們身上。
2
1938年6月，在陜甘寧邊區政府創辦的《邊區兒童》小報上，毛主席親筆題詞道：
兒童們，起來！學習做一個自由解放的中國國民，學習從日本帝國主義壓迫下爭取自由解放的方法，把自己變成新時代的主人翁。
同年10月，陜甘寧邊區政府又為抗日根據地兒童特設了延安保育院，毛主席為其題詞兩幅：
好好的保育兒童……為教育后代而努力。
而后，陜甘寧邊區和敵后根據地創造了很多《兒童團歌曲》，主題多為抗擊日本侵略者和解放農民。
1940年4月4日兒童節，毛主席寫下了著名的“天天向上”題詞，發表在當年4月12日延安《新中華報》上。
1941年的兒童節，主席又寫道“好生保育兒童”，于當年4月13日發表在《新中華報》上。
1942年的兒童節，他又題寫了“兒童們團結起來，學習做新中國的新主人”，發表在節日當天的《解放日報》上。
五年后，抗戰早已勝利，解放全國的號角成為主旋律。
在1947年兒童節前夕，哈爾濱籌辦兒童團成立大會，以毛主席題詞“兒童們團結起來，學習做新中國的新主人”為口號，號召解放區的兒童樹立主人翁意識，為建設新中國貢獻力量。
當時駐哈爾濱的東北郵電管理總局，在4月4日兒童節當天發行《四四兒童節》紀念郵票一套。
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成立，中國人民在毛主席和共產黨的領導下終于推翻三座大山，翻身做了主人——這其中自然包括祖國的花朵。
1949年11月，蘇聯在國際民主婦女聯合會上建議將每年的6月1日定為“國際兒童節”，中國代表對此積極響應，提案終獲通過。
1950年3月30日，教育部發出通告：正式確定6月1日為兒童節，同時廢止原有的“四四兒童節”。
4月1日，由宋慶齡倡辦的《兒童時代》半月刊正式創刊，宋慶齡滿懷深情地寫道：
過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里，許多小朋友得不到溫暖的保護，充分的營養和文化教育，他們在悲慘的黑暗的環境中流浪與掙扎。而現在，全國大陸基本上已獲得解放，太陽光已照耀到每個人身上，民主的新鮮空氣，充滿在每個角落，使小朋友們自由地、活潑地創造新的時代。
3
1950年6月1日，盡管新中國百廢待興，條件艱苦，但為了籌備新中國第一個“六一國際兒童節”，國內十一個人民團體和中央人民政府有關部門，專門組成了慶祝兒童節籌備委員會。
在北京中山公園音樂堂，五千多名少年兒童和社會各界人士齊聚一堂，慶祝兒童節。
當時蘇聯、朝鮮等社會主義國家的一些小朋友和他們的母親，應邀出席了聯歡會。
節日當天，全市各工廠、學校舉辦了不同形式的慶祝會、游藝會、展覽會、體育會、健康比賽、體格檢查，并發動保衛兒童權利的簽名運動。
為豐富兒童的精神生活，同日，重慶唯一電影院還公映了由王龍基主演的中國第一部兒童故事片《三毛流浪記》。
在當日的《人民日報》上，毛主席揮筆題詞：
慶祝兒童節。
朱老總也在會上勉勵孩子們：
你們現在雖然還小，但要努力學習，學會各種科學知識，并把身體鍛煉強壯，準備將來參加建設新中國的工作，把貧窮落后的中國建設成有高度文化的強大工業基礎的中國。
1951年6月1日，毛主席在中南海親切接見了八一學校學生左太北、宋勤等七名少先隊員代表，接受了優秀作業獻禮。
主席深情地勉勵小朋友：
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做革命的下一代。
1952年“六一”前夕，為了讓這個兒童節過得更有意義，育英學校校長韓作黎找到當時也在育英讀書的李訥，交給她一個“任務”：請毛主席為學校題詞。
星期六的下午，李訥回到了中南海家里，她深知父親工作繁忙，沒敢打擾他，一直到了星期日下午，李訥才來到父親辦公室門外轉來轉去，猶豫不決。
進去吧，怕影響父親辦公；不進去吧，怕完不成任務……
最后實在忍不住了，她輕輕地敲開門，走進父親的辦公室，見父親正聚精會神地批閱文件，她便沒出聲。
主席抬頭時，發現李訥站在旁邊，便問：
你來有什么事情嗎？
李訥把韓校長請父親題詞的事說了，毛主席爽快地說：
好！
主席隨手從辦公桌上拿了一張十六開的白宣紙，用毛筆在紙的右邊寫了四個字：“好好學習”。
寫完后，似乎覺得不太滿意，接著在這張紙的左側偏下處又寫了一遍“好好學習”。
李訥看著父親的題詞，高興得用紙把題詞裹好，小心翼翼地帶到學校交給了韓校長。
從那以后，“好好學習 好好學習”便成了育英學校的校訓。
4
1966年8月29日，《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刊登社論《向我們的紅衛兵致敬》，文中以“英雄的紅衛兵萬歲”的口號，提出了革命目標：
把紅衛兵建設成為具有高度組織性紀律性的青少年革命隊伍。
就在那半年前，主席曾感慨：
我們都老了，下一代能否頂住修正主義思潮，很難說。文化革命是長期艱巨的任務。我這一輩子完不成，必須進行到底。
平均每十二天接見一次，毛主席就像初升的太陽一般，出現在天安門城樓上迎接著保衛新中國政權、保衛億萬工農階級利益的紅衛兵。
這個運動規模很大，確實把群眾發動起來了，對全國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義。
八次接見紅衛兵，來自全國各地的師生和紅衛兵一千余萬人有幸與毛主席一同捍衛著共和國的青春。
我不怕累，我就是要想讓更多的孩子見到我，讓他們知道我對他們的希望。將來，我不在了，有人要搞修正主義，就是現在在廣場上見到我的孩子們當中，會有人記著我對他們的希望，記著我說的要反對修正主義，要敢于實行‘對修正主義造反有理’。
我多見一群孩子，多站一會，就多一份希望，這是很有意義的。
我有這樣的經驗。當年，搞國共合作，開代表大會，我到會了，見到了孫中山先生。孫先生對我很器重，讓我擔負了重要的工作，還讓我在大會上作報告，而那時我很年輕。孫先生這樣器重我，我一輩子都沒有忘記。孫先生不在了，但他講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我時時刻刻記在心里，記了一輩子，要把革命進行到底。
我今天見見孩子們，也是希望他們記著要繼續革命，要把革命進行到底。所以，這是一件大事。
1950年4月，郭沫若親自為中國少年兒童隊的隊歌作詞，并由馬思聰譜曲，一首旋律優美而昂揚、意義清晰而振奮的歌曲《中國少年兒童隊歌》誕生。
這首隊歌還有另一個響亮的名字：《學習毛澤東》：
我們新中國的兒童
我們新少年的先鋒
團結起來繼承著我們的父兄
不怕艱難不怕擔子重
為了新中國的建設而奮斗
學習偉大的領袖毛澤東
毛澤東新中國的太陽
開辟了新中國的方向
黑暗勢力已從全中國掃蕩
紅旗招展前途無限量
為了新中國的建設而奮斗
勇敢前進前進跟著共產黨
我們要擁護青年團
準備著參加青年團
我們全體要努力學習和鍛煉
走向光輝燦爛的明天
為了新中國的建設而奮斗
戰斗在世界革命最前線！
當時，為紀念王二小、雨來、劉胡蘭等少年革命烈士，并培養具有正確認識的接班人、教育我少年兒童不忘歷史銘記先烈，1949年10月13日即成立了具有鮮明的政治教育方向的“中國少年兒童隊”，作為黨、共青團的后備力量。
1954年的6月1日兒童節，又把少年兒童隊更名為少年先鋒隊。
然而，這首鏗鏘有力的少年先鋒隊隊歌，在1978年10月27日的共青團十屆一中全會上通過《關于中國少年先鋒隊隊歌的決定》之后，被周郁輝作詞、寄明作曲的電影《英雄小八路》主題歌《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所取代，完全墮入了史海……
再四十年后，象征著少先隊員光榮革命傳統和深厚政治重量的紅領巾，被上海市某制售壯陽藥的保健品企業用于商演、戴到了日本某著名女優的脖子上：
又有北京某體育公司公然P圖、將紅領巾戴到了受資本召喚的外籍雇傭兵、國足無血緣歸化球員巴西人埃爾克森的脖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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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領巾，它是我少年先鋒隊的象征、是無產階級工農聯盟少年代表的象征，是先人用鮮血鑄成的信仰，在今天卻成了某些商業機構和資本組織用來抖機靈、蹭熱度的玩物。
就像兒童節這個原本雄姿英發的政治節日，在今天也早已淪為消費主義肆虐下的靡靡浪音……
跋
七十六年前，因為殺死向閻錫山軍閥輸送物資的反動村長石佩懷、而被閻軍七十二師二五一團逮捕，不足15歲的劉胡蘭鎮靜地把奶奶給的銀戒指、八路軍連長送的手絹和作為入黨信物的萬金油盒（三件被她視為珍寶的紀念品）交給繼母后，從容赴義。
當時被閻軍抓捕的還有六人：民兵石六兒、退伍軍人張年成、地下交通員石三槐、干部家屬陳樹榮、石世輝、劉樹山。
敵人當著不過是一個小姑娘的劉胡蘭的面，殘忍地用閘刀把這六個人一個個地斬殺，并扭住劉胡蘭的腦袋，勒令她親眼看到…
這是恐嚇，也是精神鎮壓。
但是15歲的劉胡蘭只留下了兩句話：
我咋個死法？！怕死不當共產黨！
除了劉胡蘭，董存瑞犧牲時年僅19歲，池越忠犧牲時15歲，賴寧犧牲時15歲，劉文學犧牲時14歲，王慧民犧牲時13歲，“小蘿卜頭”宋振中犧牲時8歲……
他們這樣的人，他們這些人——這些孩子！流血犧牲是為了建立一個什么樣的世界？又是為了告別、再也不見到一個什么樣的世界？
這不該有疑問。
我現在活著呢，他們就這樣！要是按照他們的做法，我和許多先烈們畢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諸東流了！
我這個人沒有私心，我不想為我的子女謀求什么，我只想中國的老百姓不要受苦受難，他們是想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眾，不能讓他們再走回頭路。
建立新中國死了多少人？有誰認真想過？我是想過這個問題的。
永遠革命著，一生是青年。
永遠和孩子們站在一起，向一切污濁進攻。
“六一”國際兒童節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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