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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作為一個政治稱謂，是為毛主席一手建立的中國共產黨黨內所向來不容的，尤其是經歷過井岡山革新、去土著化之后，“兄弟”基本普遍被「同志」取代。
今天回看，1927年標志“八一建軍”的南昌起義，一個最顯突兀的點是它的口號：
河山統(tǒng)一。
不是“為人民服務”，也不是“全世界無產者聯(lián)合起來”，也不是其他任何政治進步的口號。
至少在那個南昌城頭槍響的夜晚，這支充斥著舊軍閥、地方主義、農民散漫習氣、意識形態(tài)更是難言堅定的軍隊，尚不知自己在為誰而戰(zhàn)，更對前途充滿迷茫。
轉折點在在南昌起義后的第六天和第八天。
8月7日，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即著名的八七會議，毛主席根據(jù)大革命失敗的慘痛教訓正式提出偉大論斷：
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
8月9日，中共中央決定，時年34歲的毛主席以中央特派員身份去湖南，改組湖南省委，領導秋收起義。
從毛主席開始，黨和黨的軍隊進入了升華階段，這群一度迷茫的人開始思考：這支軍隊必須被誰領導，這支軍隊應該為誰而戰(zhàn)。
兩年后的12月28日，鵝毛大雪中，這支在混沌中摸索的隊伍終于等來了光炳千秋的古田會議，即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
從此，思想建軍、政治建軍、堅持黨的領導、堅持為人民服務、堅持群眾路線，成為了這支軍隊區(qū)別于此前中國歷史乃至世界歷史上所有舊制軍閥的最顯著標志。
“為人民行軍”，毛主席的這支部隊從這一天開始、從古田開始，實現(xiàn)了政治高度的騰飛。
在此之前，二十八團想去贛南，二十九團想去湘南，三十一團想去瀏陽平江，湘贛交界的同志又主張在邊界游擊……
每一支隊伍及其首領都有自己的“兄弟”，唯獨大家不是黨領導下的「同志」。
濃郁的封建氏族觀念籠罩在井岡山上，導使紅軍指揮調動都相當困難，個別隊伍甚至成建制潰散。
這談何打仗，談何作戰(zhàn)，談何建設？
關鍵時刻，正是年輕的毛主席拯救了這支初生的隊伍。
在《井岡山的斗爭》一文中，毛主席深刻指出部隊弊病：
社會組織是普遍地以一姓為單位的家族組織。黨在村落中的組織，因居住關系，許多是一姓的黨員為一個支部，支部會簡直同時就是家族會議。在這種情形下，‘斗爭的布爾什維克黨’的建設，真是艱難得很。
從1927年9月的三灣改編到1929年12月的古田會議，毛主席為一支散架軟骨的軍隊注入了力量磅礴的政治骨髓，傳統(tǒng)封建觀念和江湖散漫作風從此被逐出這支紅色的隊伍，士兵們雖然來自五湖四海，卻為了同一個革命目標凝聚在一起，成為了彼此的「同志」。
當年毛主席在井岡山花了大力氣糾正割除的地方主義、宗派主義（導致了王佐、袁文才被錯殺），絕不可重現(xiàn)乃至彌散。
所謂“兄弟”一謂，不僅會助長幫派風氣和裙帶文化，進而撕裂區(qū)域族群，更會動搖國本和黨的意識形態(tài)認知。
2
還是向歷史看去。
事實上早在建黨之前的1920年，青年毛澤東在與羅學瓚等人通信時就已經開始引用“同志”一詞。
1921年，中國共產黨一大黨綱中規(guī)定：
凡承認本黨黨綱和政策，并愿成為忠實的黨員者，經黨員一人介紹，不分性別，不分國籍，均可接收為黨員，成為我們的同志。
1923年以后，在黨內以及與外國共產黨及工人組織之間，互稱“同志”的也多了起來。
新中國成立后，“同志”這個稱呼就成為全國各族人民親切尊敬的互相稱呼。
1965年12月14日，中央專門發(fā)出通知，要求黨內一律稱“同志”。
至此“同志”這一稱呼已不單單只是一個稱呼，而是發(fā)揚黨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克服和抵制舊社會腐朽習氣和官僚主義作風的一種方式。
即使到了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公報也有指出：
全會重申了毛澤東同志的一貫主張，黨內一律互稱‘同志’，不要叫官銜。
舉一個葉挺的例子。
葉挺是在192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41年1月時于“皖南事變”中與國民黨談判，卻被反動派兇狠扣押，囚禁長達五年多。
抗戰(zhàn)勝利后，在中央嚴正交涉下，葉挺于1946年3月4日出獄。出獄后他打電報給黨中央要求申請重新入黨，1946年3月7日中共中央回電，全文如下：
親愛的葉挺同志：五日電悉，欣聞出獄，萬眾歡騰，你為中國民族與人類事業(yè)進行了二十余年奮斗，經歷了種種嚴重的考驗，茲決定接受你加入中國共產黨為黨員，并向你致熱烈的慰問與歡迎之忱。
其實這份電報原稿第一次稱“葉軍長”，隨即被毛主席修改為“親愛的葉挺同志”，后來他又將“同志”改為“將軍”，可再一想，毛主席最后又將電報上的“將軍”二字刪去，改回了“同志”。
之后葉挺在致劉少奇、任弼時的信中，激動地寫道：
從此以后，我能很自然地親切地稱你們?yōu)?lsquo;同志’了。
這就是「同志」一辭背后所承載的巍巍重量。
毛主席自己就曾表示過，他最喜歡別人稱他為“毛澤東同志”，比如1951年他在審閱李達撰寫的《實踐論解說》一書時，將書稿中出現(xiàn)的“毛主席”字樣通通圈去，改為“毛澤東同志”。
后來1959年8月，毛主席還曾專門致信劉少奇、周恩來、彭真、楊尚昆等，建議黨內一律用“同志”稱呼，不要以職務相稱。
3
說回胡錫進喜歡滿臉堆笑、惺惺作態(tài)而使用的“兄弟”一辭，如此江湖山匪習氣之辭，則常見于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內。
當然，當國民黨的軍閥領導們突然對你稱呼“兄弟”時，往往就是要你充當炮灰、給黨國權貴們送命的時候，并不是真的與你志同道合。
這方面，蔣介石就堪稱老油條。
比如國民黨時期錦州義縣師長王世高，此人經略能力不俗，老蔣將他安排在義縣這個重要的軍事要塞上足見重視，他親自發(fā)電報給王世高進行戰(zhàn)前鼓舞：
世高吾弟，義縣安危，影響整個東北戰(zhàn)局，該師連日英勇殲戰(zhàn)苦戰(zhàn)，殊堪嘉許。
于是王世高不得不硬著頭皮應戰(zhàn)，并在接到電報三天后被我軍全殲……
再比如國民黨第七軍團被我軍圍堵碾莊時，蔣介石急火攻心，布置三大軍團（邱清泉第二軍團、李彌第十三兵團、孫元良第十六兵團）解困，并給邱清泉發(fā)了封電報：
黨國存亡，在此一舉，吾弟應發(fā)揚黃埔精神，為國家盡忠，為民族盡孝，不惜一切犧牲，將當面敵人擊潰，以解黃兵團之圍。
邱清泉一臉懵逼：這時候我成你“兄弟”了？
結果也無需多言，第二軍團在被我華中野戰(zhàn)軍日夜阻擋的情況下敗走河南陳官莊，且其第五軍第四十五師也受到我軍追擊，邱清泉后又馬上派出第十二軍和七十軍前往救援……
最終，蔣介石的“兄弟”邱清泉還是被我軍擊斃，給南京反動國府當了炮灰。
再再比如黃百韜兵團在于碾莊被我軍殲滅后，杜聿明曾安排團部向永城方向撤退，可就在這個時候蔣介石給他發(fā)了一封電報：
據(jù)空軍報告，濉溪口之敵大部向永城流竄，弟部本日仍向永城前……以解黃維兵團之圍。
吶，又一個倒霉的“兄弟”，結果自然也是被我軍殲滅。
《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一文中這樣總結蔣介石：
校長有個習慣，就是喜歡在每次會戰(zhàn)進行到關鍵時刻的時候，直接越過戰(zhàn)區(qū)統(tǒng)帥部、前線指揮部、直接發(fā)電報給軍長、師長……而且每當需要將領賣命的時候，都會不顧師生關系，直接以平輩稱對方，與之稱兄道弟……
微操之際顯身手，“兄弟”之謂鑄炮灰，這就是國民黨的政治文化：擺脫不去的法西斯軍事色彩、權貴等級秩序和黨內欺騙風氣。
淮海大決戰(zhàn)，蔣介石的三十萬“中央軍”被我軍團團包圍、行將覆滅之際，白崇禧的桂系部隊竟然隔岸觀火，二十萬軍隊一槍不放、眼睜睜看著杜聿明走向潰敗。
距離最近的白崇禧都懶得聽令，華北方向與西南方向均自顧不暇的傅作義和胡宗南，自然就更不會搭理。
包括此前孟良崮一戰(zhàn)中坐視張靈甫的“王牌七十四師”被我華東野戰(zhàn)軍五個縱隊殲滅而不顧的李天霞，同樣無視蔣介石和湯恩伯的命令，僅僅因為私恨，就故意放任張靈甫被我軍痛剿……
這都是國民黨的“兄弟文化”。
至于在論功行賞時，蔣介石等國民黨的權貴高官是從來不會顧及“黨國的兄弟”的。
早在抗戰(zhàn)期間，國民黨軍隊最高榮譽是“國光勛章”和“青天白日勛章”，共產黨抗日武裝最高榮譽是獲得英模稱號。
根據(jù)著名軍史專家高戈里的研究——
抗戰(zhàn)期間，國軍獲得最高榮譽的有172人，其中職銜基本明確為將校以上文武官員占96.51%，將軍及省部級以上官員又占83.72%；
“國光勛章”在抗戰(zhàn)期間國民政府僅授予兩人，即蔣介石本人和傅作義……“青天白日勛章”在抗戰(zhàn)期間共授予170人，其中將官以上136人（含美軍4人：馬歇爾、史迪威、魏德邁、陳納德），占80%，校官20人，占11.7%，尉官3人，占1.7%，軍士2人，占1.1%，士兵為0，其他9人，占5.2%。
反觀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軍民獲得最高榮譽的有足足183人，除4名營團職干部外，占97.81%的是基層指戰(zhàn)員、作戰(zhàn)民兵和普通群眾百姓。
一邊是不過利益分配的獎賞化表現(xiàn)（蔣介石近水樓臺先得月，不但給自己頒了枚國光勛章，還給宋美齡搞了個青天白日勛章），一邊是真正立足群眾的光榮嘉獎。
一邊是蔣介石可憐的“兄弟”，一邊是工農人民巍峨的「同志」。
跋
“兄弟”是某個人或某幫派的兄弟，而「同志」則是黨領導下的同志。
前者為私有化的個人情誼，后者為公有制的革命情感。
由此我不禁大膽意會，或許胡錫進過去執(zhí)掌環(huán)球時報社多年時，這家報社曾早就一定程度地脫離黨的領導和人民監(jiān)督，而淪為胡錫進一手遮天的私家領地，以致于他退休后依舊可以將“胡錫進”這個賬號據(jù)為己有——嚴格來說，這是無可爭議的國有資產流失。
特別是，對比胡錫進退休后環(huán)球時報社近兩年來立刻風氣扭轉、筆鋒銳利的良性反差，我更加為此篤定。
付國豪是我們的「同志」，不是某一個人其政治欺騙語境下的所謂“兄弟”。
像付國豪這樣的戰(zhàn)士會在如今的體制內成為一個“異類”，滿嘴掛著“報社的孩子”的胡錫進竟然會唯獨不拿他當孩子、會面對付國豪的悲劇卻裝死無聲、會將他定義為一個“添麻煩的人”，這已經是十足的悲劇。
此時如果還要用“兄弟”來惺惺作態(tài)地妄圖“安撫”付國豪的家人、以期他們可以閉嘴、不要像付國豪那般繼續(xù)給胡大人“添麻煩”……
對不起，群眾不答應。
一句“兄弟”話術的背后，不僅是黨內“政治PUA”的內核體現(xiàn)，也彰顯著喜用“兄弟”一辭的人，其揮之不去的封建裙帶思想和居高臨下的誘騙姿態(tài)。
一口一個“兄弟”，一嘴腥沫，一臉油膩。
1960年，在中央工作會議匯報會上談到一些變質的干部時，毛主席指出：
這些人是‘假共產黨，真國民黨’！
有些是假共產黨之名，行國民黨之實。國民黨統(tǒng)治那么久，土改只不過幾個月，就搞得那么干凈？國民黨是不容易消滅干凈的！
百年來，中國共產黨一直面臨著的一個最重要的課題，就是防止自身的「國民黨化」，絕不能去撿起我們曾經反對和打倒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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