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常說“反貪官不反皇帝”，此話雖有巨大的歷史局限性和階級回避性（毛主席就嚴厲批判過），但放在具體語境里的現實層面，倒也是可以理解的。皇帝往往沒有個人私利，會從全局考慮統籌基層利益、撫恤百姓溫飽、維護統治根基、凈化權力形象；但是朝堂貪墨者、既得利益當權者和地方門閥諸侯則不然，他們哪管死后洪水滔天，只知搜刮民脂民膏、行事陽奉陰違、暗中對抗皇帝、切割中央與群眾聯系……　　

　　1

　　歷經十年，中國房地產領域——這個藏污納垢卻又已然被打造成“財政支柱”“民脂重器”的行業，其一項重磅制度終于落地：4月25日，自然資源部部長王廣華在全國自然資源和不動產確權登記工作會議上宣布：

　　我國全面實現不動產統一登記。

　　我國第一次著手建立不動產統一登記，不是別時，正是在2013年——十八大召開之后，當時即以清算歷史、重整系統的姿態進行改革。

　　彼時黨中央、國務院決定：

　　建立不動產統一登記機構，將分散在多個部門的不動產登記職責整合，實現登記機構、登記簿冊、登記依據和信息平臺“四統一”改革任務。

　　十年前官文一經公布，立刻就有業內聲音表示“不動產登記或會抑制房價、阻礙經濟”，比如SOHO中國董事長潘石屹便憂心忡忡地表示：

　　如果今年實施，房價馬上就會跌的！

　　然而，一“決定”就決定了整整十年，期間多少廟堂博弈、利益紛戰、群雄對壘我們不得而知…　　

　　但是，很多事情確實是有跡可循的：

　　不久前結束的全國“兩會”提出了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千呼萬喚始出來，金融界的兩大變化引人側目——① 在銀保監會的基礎上設立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并讓該機構接管原由央行負責的對金融控股集團的日常監管職能；② 取消人民銀行的九個地區分行，并在所有三十一個省份重新設立省級分行。

　　本輪中國政府機構改革，可以說基本扭轉了上世紀90年代金融部門改革期間“學習美國模式”的設置。

　　尤其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會同時接管了央行對金融控股公司的日常監管職能、證監會的投資者保護職能，并成為地方金融監管的主體，堪稱向歷史開刀。

　　這也就形成了事實上的除資本市場外的所有金融領域都將受到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監管的現實。

　　半個月后的四月中旬，中國綿延二十余年的獨董制度也迎來首次重大制度性改革，由完成了領導層換屆的國務院印發《關于上市公司獨立董事制度改革的意見》（下稱《意見》），同時證監會就《上市公司獨立董事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

　　由此，“不懂事不獨立”“花瓶獨董”“人情董事”被長期詬病之處，恐迎來實質性改善。

　　比如，在獨立性條件方面，完善獨立董事任職條件，建立獨立董事資格認定制度，強調獨立董事不得與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東、實際控制人存在利害關系；在提名選聘方面，要求提名委員會對獨立董事的任職資格進行審查，推行累積投票制選舉獨立董事，推動中小股東積極行權；堅持“零容忍”打擊證券違法違規行為，加大對獨立董事不履職不盡責的責任追究力度，對獨立董事不勤勉履行法定職責、損害公司或者股東合法權益的，依法嚴肅追責。

　　“政商旋轉門”，特別是金融界的旋轉門或許將得到一定程度的關閉。　　

　　近年來，房地產業屢屢爆雷，試問爆的誰的雷？正是金融業；而金融業的龐大資本又是從何而來，人民的血汗納稅！　　

　　炒房客們拼命地配合房企加杠桿，買房、賣房，紅利享受到了，賺得盆滿缽滿，暴富的亦有不少；房企則在這大好形勢下拼命擴張拿地、大漲房價、然后繼續貸款融資擴張；房價漲，地價也沒閑著，各地方財政全數充盈。

　　但是，這種看似三贏的泡沫局面不會長久，因為老百姓的兜里不可能有那么多錢源源不斷的供給。

　　在這套模式里，房企和銀行都是兩頭通吃，只有業主是被兩頭剝削，且還是在房子能夠正常交付的情況下。

　　同時，地方政府看似也“享受紅利”、吸納著地產財閥們的財政上貢，只是風險也是在悄然增加。一旦財閥們爆雷，各地方政府「破產」的危險絕不是危言聳聽。　　

　　而這背后，政府系統、特別是銀行系統，必然存在「問題」。

　　根據去年鄭州名門翠園業主的強制停貸告知書顯示，在房屋預售過程中，作為貸款銀行（諸如工商銀行、建設銀行、中國銀行、華夏銀行、平安銀行、興業銀行、鄭州銀行等），卻存在著不同程度違規發放貸款、未積極履行資金監管義務的行為。

　　名門翠園業主的做法并非個案，武漢綠地光谷星河繪全體業主也發布了停貸告知書，直指開發商違規挪用7.25億元監管資金，以及當地銀行未封頂即放貸的違規做法。

　　嚴格來說，這不僅是違規，更是違紀，如若屬實，背后毫無疑問存有嚴重的貪腐行為。

　　因而，想對房地產業進行深層整頓，必須首先清除金融界的系統性買辦內鬼——2023開年不到五個月，金融界已落馬十二只中央/地方性銀行黨委書記/行長級別老虎，我這里不一一點名了。

　　再比如，圍繞不動產登記這件事一開始的輸出單位是國土部，而后國土部改成自然資源規劃部了，名稱變化的背后是職能部門的歸攏——2013年為了完成這件事，中央甚至將分散在多個部門的不動產登記職責整合，專門建立了不動產統一登記機構，人事和組織架構全面推倒重來。

　　棋，是一步步落子的。

　　用十年整肅三十年，不是一朝一夕的一蹴而就。

　　步子踏到這一步，歷經十年，從分散到統一，從城市房屋到農村宅基地，從不動產到自然資源，覆蓋所有國土空間、涵蓋所有不動產物權的「不動產統一登記制度」全面建立。

　　不動產登記是指不動產登記機構依法將不動產權利歸屬和其他法定事項記載于不動產登記簿的行為，可以明晰產權，避免企業和群眾權益受損。

　　開展不動產統一登記最大的意義在于為現代國家公共財政提供基礎，也是為我國未來稅制改革奠定基礎。

　　經過法定程序的登記，不動產擁有者對于不動產事實上擁有了所有權（不管是農村的宅基地，還是城市的商品住宅），也就具備了征收不動產稅的基礎。

　　在此基礎上，根據基本不動產需求免稅的原則，扣除基本需求的免稅面積外，所有人擁有的其他不動產將一律進入征稅范疇，并根據不動產的基本情況（坐落、年代、地價、產權形式等），評估房屋的市場價值、按章征稅。

　　稅基決定著一個政府的性質乃至其執政的合法性。

　　蔣介石國民政府最大的稅基為關稅，這注定其淪為半殖民地帝國主義爪牙的身位；同理，良田萬頃、廣廈連綿的地主士紳不納稅，卻令黎民百姓為一套房子掏空六個錢包供養「土地財政」，這亦是急需改革的歷史性遺留弊病。

　　矛盾爆發臨界點之下，房地產稅，呼之欲出。

　　2

　　去年3月16日，根據新華社報道，有關負責人已表示：

　　房地產稅改革試點依照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授權進行，一些城市開展了調查摸底和初步研究，但綜合考慮各方面的情況，今年內不具備擴大房地產稅改革試點城市的條件。

　　………………

　　2021年的10月16日，第20期《求是》雜志曾發表領袖的重要文章《扎實推動共同富裕》：

　　要防止社會階層固化，暢通向上流動通道，給更多人創造致富機會，形成人人參與的發展環境，避免‘內卷’、‘躺平’……要積極穩妥推進房地產稅立法和改革，做好試點工作。

　　一個禮拜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決定：

　　授權國務院在部分地區開展房地產稅試點改革試點工作。

　　非要最高聲音出來定調，才能真正落錘。

　　但令人震驚的是，即便如此，不到一年就宣告夭折。

　　房產稅的呼聲一直都有，事實上十年前就已有試點（上海/重慶）。

　　而從法律層面看，房產稅其實也早便存在著，只不過根據目前的政策，對于“個人所有非營業用的房產”的房產稅暫時免于征收而已。

　　當前的房產稅征收的依據是1986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房產稅暫行條例》，其規定除了包括“個人所有非營業用的房產”等若干類免稅房產，其他的房產每年都應該“依照房產余值”的1.2%，或者“依照房產租金收入”的12%計算征收相關的房產稅。

　　像王健林的萬達廣場等商業地產，包括潘石屹的SOHO寫字樓等，都屬于房產稅的征稅范疇，而不涵蓋民用商品房。

　　三十余年前不向普通房主征稅，是因為我國地產市場和交易彼時并不成熟，大部分城鎮人口還是住在單位分配的房子里，并不擁有產權，向個人住宅征收房產稅的基礎不存在。

　　還有就是，80年代中期，當時的社會貧富差距也不大，階層矛盾未達到呼吁稅改的地步。

　　但是眼下，改革開放四十年已是云泥境遇。

　　特別是剛才提到的重慶，2011年實行的個人住宅房產稅試點計劃，就納入在轟轟烈烈的“重慶模式”當中，應對的就是社會階級鴻溝之現實。

　　十年前的重慶，在當時重慶市委班子的關心下，規定應稅的高檔住房特指“建筑面積交易單價達到上兩年主城九區新建商品住房成交建筑面積均價2倍（含）以上的住房”，且還要求每年1月1日根據上一年房價走勢“上調起征價格”……

　　紅色味道十分濃郁，并得到了當時時任國家副職的領袖的贊賞（2011年12月6日考察重慶時）。

　　直到今天，重慶都是中國房價最為穩定的一線城市（根據Wind的數據，2020年4月重慶市住宅成交均價是1.3萬/平方米）。

　　都說“重慶人閑適、安逸”，房價是生活安全感的最大來源。　　

　　除了重慶，同樣以低房價著稱的長沙也是近年來吸納人口的大戶，2022年末，長沙全市常住總人口1042.06萬人，比上年末增長1.8％——相比2021年末，長沙去年人口增量達到18.13萬，超過杭州、合肥、武漢、成都等地，在已公布數據的十八個萬億GDP城市中排名第一。

　　而以“搶人”贏家著稱的杭州和合肥，都只能以17.2萬和16.9萬的人口增量居第二、三位。

　　在房價層面，夸張又恐怖的杭州與合肥實在不具備任何與長沙競爭的優勢。

　　早在2019年底，長沙市發改委官網就發布了《關于明確我市成本法監制商品住房價格構成有關事項的通知》，進一步加強商品住房價格管理，明確價格由“成本+利潤+稅金”三部分組成，其中平均利潤率為6％-8％。　　

　　將房價拆解地價、建安成本、稅金、利潤等眾多細項，且將開發商的平均利潤率限制在6%-8%，監管深入到每一個“毛孔”。

　　長沙有關領導在接受人民日報采訪時明確指出：

　　長沙堅決擺脫對房地產的依賴、對土地財政的依賴，走出一條以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為代表的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之路。

　　常年來，長沙這座坐擁橘子洲頭毛主席巨像的城市，在樓市調控方面堪稱一二線最嚴，不僅將限售期限從三年升格為四年（大多數城市都是兩年），且全面封堵了企業購房、未成年人購房、離婚購房、落戶購房的通道，一點漏洞沒剩下。

　　別的城市戶籍人口限購兩套房，而長沙對二套房又做出額外限制：戶籍家庭購買第二套房，需在首套房不動產證滿四年之后，這都讓長沙坐實了“反炒房之城”的稱號。　　

　　2019年底時，長沙房價均價僅為一萬元左右，中心城區高價樓盤也不到兩萬元，不僅遠低于同處中部的其他省會城市，甚至不及一些東部地區的三四線城市，堪稱房價洼地。

　　目前全國房價均價過萬的城市高達六十五座，浙江更是所有地級市全部躋身萬元房價俱樂部，而長沙仍在一萬元左右徘徊。

　　橫向對比來看，同處中部的武漢均價1.7萬元，合肥均價1.43萬元，鄭州均價1.38萬元，南昌1.22萬元，而南昌的經濟規模僅為長沙一半，長沙人口暴增也是情理之中。

　　3

　　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

　　這十年，中央從來就沒有忘記過“中國人住房難”這個最大的改開歷史遺留難題。

　　早在2013年11月，上任僅一年，十八屆三中全會就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　　

　　當時這份文件最關鍵、也是那一階段不太為人注目的點在于，其提出：

　　盡快房地產稅立法并適時推進改革。

　　這意味著，稅種已經從“房產稅”被明確為“房地產稅”。

　　一字之差，盡是玄妙。

　　“房地產稅”，這就不是某個單一的新稅種了，而是整合現有“房產稅”和“城鎮土地使用稅”兩大稅種、同時開征新稅種的一套組合拳。

　　征收“房產稅”是受到桎梏的，想要動那幫炒房團、囤房客、各種包租公包租婆、甚至上游資本的“多房黨”……都是很困難的。　　

　　阻力重重，遍地是動不了的既得奶酪——因為他們的背后，都是權力的影子。

　　征收“房地產稅”，則可以起到“一棒子打死整個上游”的效果，這是對住房有剛需需求的人民心聲，可謂千呼萬喚。

　　根據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公共收入研究中心張學誕老師的看法：

　　綜合看，建議國家統一制定人均免稅面積的幅度范圍為40平方米－60平方米，再由地方根據實際情況確定具體人均免稅面積。

　　按此標準，中國多數剛需普通住戶都有望在免稅范圍內，而囤房黨（所謂的富人階群）則迎來了腦袋頂上的達摩克利斯劍。　　

　　房地產稅會不會直接讓房價下降，其實并不太好估計，像美國早在90年代各州已普遍征收不動產稅，但扣除通脹因素后，1997年至2006年美國房價仍然上漲了57%。

　　但有一點：遏止核心城市房價上漲過快，同時讓三四線城市房價泡沫破碎，這應該是毋庸置疑的。

　　從改革開放的歷史看，房屋持有成本偏低+疊加房價漲多跌少，壓制了二手房供給，也導致核心城市房價持續上漲。

　　最后結果是，既不利于代際均衡，也不利于年輕人扎根。

　　至于“房屋持有成本偏低”是怎么來的………emmmm…

　　80年代末，中國引進了土地拍賣制度，允許地方政府拍賣“國有土地使用權”；

　　1994年進行了分稅制改革，中央政府回收了部分稅權，各地方政府獲得城市土地出讓收益權；

　　1998年房地產市場化改革；

　　2003年《招標拍賣掛牌出讓國有土地使用權的規定》出臺……

　　從此，網絡鍵政圈喜歡稱呼的“黃金十年”正式開啟，各地方政府均開始了“靠土地養財政”的日子，房價徹底壓制不住……　　

　　這其實也為當下房地產稅推行不下去、各地向中央施壓埋下了伏筆。

　　4

　　房地產稅為什么會屢屢被叫停？

　　可以一覽，一直到2020年，土地財政依賴度超過100%的城市有二十個，土地財政依賴度超過50%的城市有四十個（所以試點也就順理成章選在了深圳這種土地依賴度低又沒有過多歷史遺留政治勢力的城市）。

　　這就是各地揭竿使阻的現實原因。

　　土地稅收猛漲的好處是，為后來國家免除農業稅奠定基礎，即稅池變更。

　　但弊端在于：造福了農民階級，卻客觀上通過層層攀升的房價反過來加壓了城市人口（尤其是80后、90后的新興城市人口），難題依舊在，社會階層差距和維穩壓力依舊膨脹。

　　農民的困境肯定是需要解決的，1991年以來第一產業增速就始終低于GDP增速，平均每年低4.3個百分點，這在新世紀之處確實是首要課題。

　　可問題是：幫助中國農民階級告別了兩千多年的農業稅，而以城市外來打工人為主的工人階級，卻又被房價壓迫得無以為生……

　　稅池變更，壓力轉移，這是不科學的。

　　「工農階級」應是一家，均是國家的主人即集體利益的最大享有者，絕不該在分配層面陷入輪轉式的薄厚博弈。

　　“黃金十年”飛奔猛進的高房價帶來的是什么？

　　2012年，個人住房貸款歷史性地取代制造業貸款，成為國家四大商業銀行貸款的第一投放方向。

　　打工人，左肩是房價，右肩是貸款，被壓得抬不起頭來……　　

　　從縱向的維度看，歷史等來了十八大，等來了“新兩個凡是”：

　　凡是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決策都要充分聽取群眾意見，凡是損害群眾利益的做法都要堅決防止和糾正。

　　改革向來是需要揮刀自宮、刮骨療毒的，這太不容易。

　　自古變法多流血、改革落頭顱，這一次的房地產稅遇阻又是一出鮮活的歷史案例。

　　除了各地的財政依賴，另一大原因恐怕就是：國家在今年乃至明年可能需要“用大錢”……

　　就在2021年年領袖宣布房產地稅落地的兩周前：

　　10月4日，至國慶假期前四天，已多達150架戰機進入臺島西南空域繞臺飛行，刷新歷史紀錄；

　　10月9日，紀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領袖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出席，在京高級別官員悉數到場，人民海軍等軍隊同志坐鎮列席……

　　就在23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授權國務院開展房地產稅試點的當天，另一邊，全國人大常委會又火速通過“深化國防動員體制改革”的決定。

　　1994年11月29日，《國務院、中央軍委關于成立國家國防動員委員會的通知》（國發〔1994〕63號）發出，國務院、中央軍委共同決定成立了“國家國防動員委員會”。

　　原本，國家國防動員委員會的主任并不是中央軍委主席，而是國務院總理。

　　而近兩年前那次的改革則鮮明指示：

　　改革期間暫時調整適用…（各項法規）…中有關…（各項動員）…的規定。具體辦法按照黨中央的有關決定、國務院和中央軍事委員會的有關規定執行。

　　細品……

　　隨后，中國兵器工業集團有限公司原黨組書記、董事長尹家緒，被最高檢宣布逮捕。

　　縱觀十九大后：

　　2018年6月，孫波（中國船舶重工集團公司原董事、總經理、黨組副書記）

　　2020年5月，胡問鳴（中國船舶重工集團公司原董事長、黨組書記）

　　2021年4月，尹家緒（中國兵器工業集團有限公司原董事長、黨組書記）

　　2021年4月，劉厚成（中國核工業集團有限公司原副總經濟師）

　　………………………

　　2020年，因為抗疫等種種因素，全國已經有十個省份財政收入負增長。

　　但有些領域不但不能負投入，相反，可能正在進入一個“全力準備、備糧燒錢”的階段：今年上半年，我軍針對臺島的一系列軍事行動無論規模還是時長都在創造歷史……

　　房地產稅的阻力，也就難擋了。

　　5

　　房地產稅，十八大后的十年來真的從來沒有停止過出臺的努力，人民群眾應當是看得見的。　　

　　但我們同樣看得見的是：中央在推行改革時遭遇的攔路虎有多么兇猛。

　　2003年時，《國務院關于促進房地產市場持續健康發展的通知》被正式下發，明確了“房地產業已經成為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

　　這就讓房產業的巨賈們搖身一變、從當年土改中的被專政對象“翻身”成為中國經濟的支柱，提供了強力的法統支撐。

　　量化國民經濟的唯一指標當然就是GDP了，所以完全可以說：GDP綁架了房地產，也讓新時代的房產寡頭們一躍而成國家各處的座上賓。

　　那么這些握有巨量財富和跨境資源的寡頭，其體量達到一定程度后，愿景又是什么呢？

　　馬克思導師曾給出過答案：

　　由此，必然產生的結果就是政治的集中。

　　尾大不掉、大而不倒，地產財閥們今天已經是一株株有恃無恐的參天大樹。

　　2020年9月底，被超高負債壓的喘不過來氣的恒大集團就爆發了“逼宮粵府風波”。　　

　　盡管隨后以光速“辟謠”，但是熟悉“挾產業以令政府”的朋友都可意會，會哭的孩子才有奶吃，而許老板是真的餓了。

　　根據2019年恒大財報數據顯示，集團年末凈借貸比率高達159.3％，高于2018年的151.9％；至9月，集團總負債達1200億美元，合計8355億人民幣。

　　這是全球負債最高的公司，也最終在去年夏天徹底爆了雷。

　　在2008年金融危機后開始的“房企金融化”十余年后，玩不下去的地產商有何止恒大的許家印一人。

　　土地融資養活了地方政府的財政，房企信貸養活了商業銀行的賬本，作為“硬通貨”、“硬質押”的土地和房產又養活了房企自生或寄生的金融公司。

　　那么，誰沒被養活？

　　很簡單，只能是買不起房的打工人、供不起房的房奴。

　　2021年秋天的重錘，就是要用房地產稅將格局平衡，既是保證最底層家庭不在征稅之內，又是保證中上游交出的稅收能夠反哺三四線地方政府的財政。

　　看2021年6月的這條新聞：　　

　　公平，才是最有效的維穩。

　　對富人與窮人來說，是；對富省與窮省來說，同樣是。

　　今天，以恒大集團總部所在的深圳為案，這個晚近四十年的典型城市，二手房房價曾連漲三十個月，全國租售比榜單倒數第二，導致企業經營困難、打工群體生活艱辛難，寶安區廠房租金一度超過30元/m²/天。

　　連科技巨頭華為都被迫逃去東莞。

　　放眼望去，過去太多年里，中國財富榜上有幾位富豪是做科技與實業的？

　　華為被趕出深圳的側面，一度是呼嘯風云的電商財閥與地產巨鱷們壟斷著福布斯排行榜，稱為創業者和精神資本家的“偶像”。

　　深圳作為改革開放的形象城市，2019年的工業投資已是負增長……

　　不說遠的西方，就說近的香港，從發達工業化到產業空心化，只需一代人而已。

　　錢進了金融客和地產商的口袋里，那么老百姓呢？

　　窮，則思變，中央一直在做動作。

　　從2020年秋天開始到2021年房地產稅幾乎落地的一年時間，國家連續針對房地產行業、金融信貸行業、教培行業、娛樂文藝行業、游戲電競行業祭出重拳，整治這些領域過去二十多年來瘋狂的資本入侵。

　　國家整治資本市場、特別是整頓與境外勢力糾纏不清的國內互聯網財閥，這已經是大勢所趨，也是人民群眾的呼聲所就。

　　直至2021年落錘的房地產稅，呼聲一向是源于現實。

　　國家統計局曾對2007—2012年居民收入增長來源做過分析，結果顯示勞動報酬（含工資收入、農戶及個體工商戶經營收入）貢獻了80%，政府轉移型收入貢獻15%左右，財產性收入貢獻僅為3.7%。

　　究其原因，我國居民投資渠道確實太狹窄了，七成家庭的財富都集中在房產（房產增值屬于紙上財富，不算財產收入，租金收入有限）上，而金融資產中，銀行儲蓄占大頭，股市和債券投資比例過低。

　　這也是為什么在2021年領袖會宣布成立北京證券交易所，力圖“吸引和服務中小企業”。　　

　　這都是內循環的組合拳，特別是在國際疫情難消（2021年以來世界經濟收縮3.5%）+美國輸出通脹（2021年8月美國貿易逆差＄733億仍瘋狂印錢）的背景下。

　　在我看來，這才是真正的“人口紅利”，而不是“黃金十年”中那種血汗工廠式的人肉堆砌。

　　6

　　馬克思認為：

　　資產階級使農村屈服于城市的統治，它創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農村人口大大增加起來。

　　這就為資本的市場收割創造了必要條件。

　　其后果，馬克思同樣指出：

　　資產階級日甚一日地消滅生產資料、財產和人口的分散狀態。它使人口密集起來，使生產資料集中起來，使財產聚集在少數人的手里。

　　這就是特大城市與特大財閥在資本主義運行到一定階段時，必然會產生寡頭的原因。

　　只要你拋棄了集體制與公有制，在一個國家共同體的境內，「經濟寡頭」的應運而生根本就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

　　這其中，房產寡頭更是成了中國改開以來的現象級時代產物。

　　2016年時，英國非營利機構“全球城市商業聯盟”對全球十五個城市做出了一份調查報告，中國首都北京市的房租工資比，排名全球首位，其平均房租是平均工資的1.2倍以上！

　　京城房租之高，幾乎是排名第二的阿布扎比的兩倍。

　　2018年7月，北京市的平均房租已超過5000元，同比上一年增長21%；各大二線以上城市的房租也比上一年增長10-30%不等。

　　房租的飛速上漲，根本原因是彼時金融資本強勢進入了租房市場，即“資本的無需擴張”。

　　首當其沖的，就是2020年年末爆雷的蛋殼。

　　房價真的是萬惡之源，高房價和城市發展的不均衡，也延長了那些在固定場所上班的服務業打工人的通勤時間：北京工作人口平均往返通勤時間為104分鐘，僅次于墨西哥城，位居全球第二位。

　　地租，可以表述為“土地服務”的價格，土地總量就是指地球可利用的土地總量。

　　以現在中國城市化的速度和城市開發程度而言，土地供應量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都是一個固定值，這是無法變動的。

　　這就意味著隨著需求的增加（大城市不斷擴張、聚集人口），地租包括土地價格注定水漲船高。

　　大衛·哈維在著作《社會正義與城市》中，曾將土地看作“純粹的金融資產”，而不是再像馬克思那樣強調“土地作為生產資料或生產條件”的地位與作用。

　　哈維的觀點一針見血：

　　土地一旦被視為金融資產，便與股票、政府債券等投資對象一樣，成了虛擬資本的一種形式。

　　在中國樓市的瘋長中，“杠桿資金、場外配資”這一帶有野蠻人氣息的字眼早就一次次出現：鏈家約有2100億元使用了杠桿成交，房天下大約2000億元，我愛我家大約也有800億元。

　　恒大集團那種就更不用多說了，許老板早就有“杠桿王”之稱。　　

　　整個房產中介行業，通過“場外配資”實現購房成交金額早已超過1萬億元，實際背后卻是滂沱的信貸透支在支撐著打工人們一間間看似溫馨的小屋。

　　大都市里溫馨靜謐的背后，都是滴著血的資本獠牙在時刻驅逐著異鄉人。

　　21世紀蜂擁涌入大城市的90/95后們，看似享受著遠比幾十年前的人們更豐沛的信息儲量、視界范圍和某些奮斗B口中的“廣闊晉升通道”。

　　但現實卻是：在階級固化的壁壘面前，躋身都市的打工人群體不但獲取不了階級躍升的渠途，甚至還會被壓榨得分毫不剩。

　　這就是馬克思說的：

　　農奴曾經在農奴制度下掙扎到公社社員的地位，小資產者也曾經在封建專制制度的束縛下掙扎到資產者的地位。而現代的工人卻相反，他們并不是隨著工業的進步而上升，而是越來越降到本階級的生存條件以下。工人變成赤貧者，貧困比人口和財富增長得還要快。

　　英國社會學家安東尼·吉登斯也曾揭露：

　　盡管中產階級化可以帶來城市經濟的復興，但其實這僅僅是將窮人驅逐或者分離的結果罷了。

　　2017年，大衛·哈維還曾在演講中留下過這樣三段話：

　　房地產成了21世紀以來中國經濟增長的基礎，從1980年以來，中國的房產量增長了300%。從2012年以來，中國生產的水泥混凝土量已經超過了美國自1900年以來的生產量。

　　最近30年，房屋已經成為一種投機手段和投機目標，中國越來越趨向于采用資本運作模式。金融危機之時，中國政府向市場投入大量貨幣救市，在2008-2009年，中國對美國的出口下降，中國出口部門大約損失了近3000萬個工作崗位。

　　但是中國政府在2008-2010年創造出大約3400萬個工作崗位，消費市場并沒有因此而活躍，房地產市場反而越來越容易出現投機熱潮和資產泡沫。

　　歷史的演進，是一條完整的粗線。

　　跋

　　恩格斯在其著作《論住宅問題》中有指：

　　一切歷史時代的被剝削者，幾乎都無例外地遭受到住宅缺乏的威脅。在資本主義時代，工人階級本來已經處在很惡劣的居住條件，又因人口大量涌進城市而更加惡化。不僅房租大幅度地提高，甚至難于找到住所。

　　在《共產黨宣言》里描述得就更加精準具體了：

　　當廠主對工人的剝削告一段落，工人領到了用現錢支付的工資的時候，馬上就有資產階級中的另一部分人——房東、小店主、當鋪老板等等向他們撲來。

　　十年前，買一套房子，壓垮一個中產階級；

　　十年后，租一間小屋，就足以消滅一個打工人。

　　然而，乏走狗們卻還要提溜著他們的腦袋，教育他們不準抱怨、不準訴苦，否則就是“消解愛國主義”、是給國家輿論秩序添亂的“帶節奏者”……　　

　　只能說，無產者，真的很苦，很苦很苦。

　　同志們，請記住列寧1917年5月在全俄農民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的講話：

　　如果黨的勸告同人民自身的生活經驗所教給他們的東西不相一致的話，千百萬人是決不會聽從這種勸告的。

　　自古刀刃向內最痛，撼山易，革自己命難。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