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列寧同志一百五十三周年誕辰。

　　我們正在需要一個從民族主義情緒轉向階級斗爭思維的歷史節點，否則所有人恐怕都無法“安全上岸”。

　　2023年或許正是一個拐點。

　　1

　　從持續三年之久的全球性生物戰爭，轉向一步步逼近臨界點的是世界戰爭關卡，不論是陣營的徹底劃分還是西方再一次讓人格外熟悉的金融爆雷，如果說一百年是戰爭催生了現代階級斗爭史觀的勝利，那么一百年后我們應當反其道行之：用階級斗爭思維“以戰止戰”，而不是以看似激進實則脆弱的民族主義或列寧批判過考茨基、布哈林等人的“折中主義”去“用投降換和平”。

　　本質而言，民族主義和投降主義往往是一枚硬幣的兩面，它們看不到彼此，仿佛背道而馳，卻實際上為同一個執幣人所掌控。

　　需要時，真正的權力者便會拋出這枚硬幣，并選擇其中的一面去消耗這枚它的價值。

　　從2020年到2023年，生物戰爭肆虐的三年里，全球資產階級集團得到了冷戰之后最長久的一次喘息期和回血期，歐美諸國的工人階級的財富再也沒能回到2008年金融海嘯前的水平，但是壟斷階層的城墻卻因新冠疫情的爆發蔓延實現了加固。

　　如列寧所說：

　　在各種紛繁復雜的事件中，如果分辨不清，那就提出‘對誰有利’這個問題。

　　三年多的時間內，這個世界的首腦們、頂層財閥團體們，通過印錢放水順利地在躺平共存的環境里收割金元——犧牲的代價則是超過六百萬的死亡人口，且幾乎全部是非白人族群和中低收入人群。

　　老弱病殘窮的尸體在堆積，頂層猶太集團的財富也在疫情中堆積，他們賺得盆滿缽滿、油頭碩耳。

　　綜合“今日美國”網站和《衛報》的報道——《窮人新冠疫情報告》，揭露了美國疫情期間不同縣域明顯不成比例的死亡人數，在最致命的病例激增時期，貧富縣之間死亡率差異變得更加明顯。在美國第三波疫情期間，最貧困縣的死亡率是最富裕縣的4.5倍；在最近的一波疫情期間，死亡率的差異也幾乎達到了3倍。

　　與以上差異極其相關的因素可能是，最貧困縣缺乏醫療保險的人口比例是富裕縣的兩倍。

　　報告最引人注目的發現是，在死亡率最高的前300個縣中，各縣平均45%的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以下。死亡率最高的縣是弗吉尼亞州加拉克斯縣，該縣幾乎一半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疫情期間該縣死亡率達到驚人的每10萬人死亡1134人，而全美的總體數據則是299人。

　　病毒對傳播對象沒有區分貧富，但美國政府和社會卻這樣做了。

　　窮人權益組織負責人巴伯(William Barber)指出：

　　調查結果揭示了美國政府和社會忽視，有時甚至是故意決定不關注窮人。政府在疫情期間忽視這個國家的窮人和低收入人群，做法是如此無德、令人震驚且極不公正。

　　通過疫情，帝國主義的壟斷勢力順利地完成了“低端勞動力剝離”，減輕了財政社保壓力，又“凈化”了白人族裔，同時更深度地服務了金融化的產業格局（鼓吹“制造業回流”的特朗普早已被他們搞下臺了）。

　　早在2020年中，英國就推出過“評分制”，啟動淘汰老年感染者，甚至按照老年人的健康狀況把有病史、健身與否等列為評分指標，1-4分之內優先治療，5分起放棄。

　　包括法國，“70歲以上感染老人不進行插管治療”；還有西班牙，“放棄對65歲以上老人的治療”；還有意大利，“放棄60歲以上老人治療，把生的希望留給年輕人”……

　　意大利參議院曾公布過一份關于養老的報告：由于大量老年人死于新冠，養老金支出已經節省了（原文就是“節省"一詞）11.1億歐元，預計未來整個新冠疫情完結之前還能節省大約120億歐元。

　　意大利方面的報告還指出，這樣的情況同樣適用于美國，并且美國“節省”出來的錢或許會更多。

　　意大利累計死亡病例數在15萬左右，其中有96%左右都是65歲以上的意大利人——也就是說，大約有14.4萬65歲以上的意大利人死于新冠，那么按照美國的死亡病例基數來算，《紐約時報》去年12月13日的一篇報道就指出，美國死亡病例中，75%是65歲年紀更大的老年人。

　　和意大利一樣，新冠疫情也導致美國在2020年和2021年的死亡總人數要遠高于往年的平均值，有大約70萬65歲以上的人死于新冠，大約是意大利的5倍，省下的錢自然就更多了……

　　僅2021年，全球就有5.1萬人加入了“超級富豪”的行列，根據房地產咨詢公司萊坊的數據，資產超過三千萬美元的超高凈值個人數量在2021年增長9.3%，超過六十萬人；英國的超級富豪人數增加11%，逾兩萬人；美國的超級富豪人數增長了13%，逾二十萬人。

　　根據財富研究公司 Spectrem Group 的數據，在股市、加密貨幣和其他資產的推動下，擁有百萬美元或以上可投資資產的美國人數量從2020年的1330萬人激增至去年創紀錄的1460萬人。

　　在中國，根據《2021胡潤財富報告》顯示，中國“富裕家庭”擁有的總財富達160萬億元，比疫情第一年時的2020年增長9.6%。

　　這160萬億元中，可投資資產達49萬億元，占總財富的三成。其中擁有600萬總財富的中國富裕家庭已達508萬戶，擁有億元總財富的“超高凈值家庭”數量達到13.3萬戶。

　　據該報告預計，未來有18萬億元財富將在十年內傳承給下一代，49萬億元財富將在二十年內傳承給下一代，92萬億元財富將在三十年內傳承給下一代。

　　中國，是沒有遺產稅的，連房產稅都無法突破既得利益集團的層層天幕。

　　疫情三年，貧者愈貧，富者愈富。

　　據福布斯第35屆年度世界億萬富翁名單顯示，從2021年4月至2022年3月，一年內全球創造了2755位億萬富翁，總資產規模高達13.1 萬億美元，相當于每17小時就有一位億萬富翁誕生。

　　其中，中國北京新增33位億萬富豪，總數達到100位，超過美國紐約的99位。

　　誠如1957年10月毛主席在八屆三中全會上所言：

　　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毫無疑問，這是當前的主要矛盾。

　　過去主要是無產階級領導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那個任務已經完結了。那么，現在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現在是社會主義革命，革命的鋒芒是對著資產階級，同時變更小生產制度即實現合作化，主要矛盾就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

　　概括地說，就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矛盾，是必須通過革命手段解決的矛盾。

　　也就是列寧在《在全俄省、縣國民教育廳政治教育局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所指：

　　政治就是各階級之間的斗爭，政治就是反對世界資產階級而爭取解放的無產階級的態度……政治應該是人民的事，應該是無產階級的事。

　　2

　　列寧《論意大利社會黨黨內的斗爭》中有言：

　　只要階級還沒有消滅，任何關于一般自由和平等的談論都是欺騙自己，或者是欺騙工人，欺騙全體勞動者和受資本剝削的人，無論如何，也是維護資產階級的利益。

　　以寶馬MINI“冰淇淋事件”為案，很多人會指責、戲謔乃至疑惑：寶馬作為一家歷史悠久的外企，公關怎么會如此差勁？

　　抱歉，不是寶馬的公關“差勁”，而是作為域外資產階級，其本就沒有心氣去向中國市場“認錯”，更沒有興趣去了解中國的所謂人情世故、文字技巧、公關套路。

　　指望財閥們去向自己“低頭”，這無疑是一種幻想式的期待，也就是前文所指：民族主義和投降主義往往是一枚硬幣的兩面。

　　不僅是寶馬，瞅一瞅奔馳、瑪莎拉蒂、法拉利、賓利、勞斯萊斯、特斯拉（陶琳還有印象吧？），這些外資車企的所謂“公關”都是從來眼睛懶的向下看（特斯拉這次上海車展壓根都不愿來）。

　　縱使跳出汽車行業，星巴克也好，加拿大鵝也罷，同樣在陷入輿論危機時傲慢依舊，趾高氣揚。

　　而在市價層面，它們在中國市場的價格卻都普遍高于本國售價。

　　不禁想起馬克思在《不列顛在印度統治的未來結果》里的精辟坦言：

　　當我們把自己的目光從資產階級文明的故鄉轉向殖民地的時候，資產階級文明的極端偽善和它的野蠻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現在我們面前，因為它在故鄉還裝出一副很有體面的樣子，而一到殖民地它就絲毫不加掩飾了。

　　整整一年前，法國帶領歐盟各成員國頤指氣使地喝令上海市政府為其服務，難道忘了嗎？

　　群起而攻之得批評那兩位外包兼職的姑娘顯然毫無用處，反而正中寶馬的下懷。

　　不論是1994年進入中國（北京）還是2003年落戶沈陽，在我看來，一批又一批滿臉堆笑的中國官員在寶馬集團面前并不比那兩位展臺送冰淇淋的姑娘要優雅到哪里去。

　　華晨寶馬中心動力電池項目經理Jahir Jolianis的太太曾開心地表示：

　　沈陽的環境很好，這里有中德國際社區、中德公園、國際學校，小孩在這里就能拿到我們那里也認可的學歷，附近的積水潭醫院也和我們家的醫保聯通……我們很喜歡這里。

　　就在寶馬進入沈陽的那一年，也是被稱為“MBO年”，沈陽的諸多大型國有企業被混改，在東北地區大刮特刮的工人階級下崗潮已襲卷五年有余。

　　更早一些，寶馬進入中國的那一年，運10已被下馬近十年——3000萬就可以將國產運輸機放棄，事實上那時的我們真的很“窮”嗎？

　　80年代我國共進口汽車97.9萬輛（含全套散件，下同），約合150億美元；尤其1984年以后，進口量大幅增加，僅1985年全年共進口小轎車35.4萬輛（包含散件配件），花費50億美元。

　　然而，今天互聯網上的“民族主義者”們卻在批判那兩個姑娘的“崇洋媚外”“有辱國格”……

　　破土施肥育苗結果，如果果子是酸澀的，那么誰才是禍根？

　　因而，這也正是為何胡錫進們會不惜頂著風口，不得不鋌而走險得出場，笑臉盈盈大擺場面話。

　　胡錫進的言論，我翻譯一下：

　　市場經濟就是“法無禁止皆可為”，無需在意公序良俗、道德正義、群眾觀感——總之一切向錢看！所以寶馬出于對消費群體消費能力的劃分篩選而做出了區別對待，這都是可以被允許、應當被理解的！………

　　在《紀念葛伊伯爵》中，列寧曾筆鋒犀利：

　　有一些知識分子，他們不直接參加剝削，他們學會了搬弄一般的詞句和概念，熱中于宣傳種種“好的”說教，他們常常極端愚蠢地把自己的階級之間的地位作為非階級的政黨和非階級的政策的原則——這樣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對人民的影響是危險的。

　　類似胡錫進這種以和稀泥為表、實質用輿論維穩和鎮壓民怨來給寶馬等資本方規避風險的新聞個體，真乃列寧導師筆下叛徒考茨基的生動再現了：

　　考茨基為了掩蓋他的叛徒行徑，只好處處招搖撞騙！但是，請看他在這里怎樣無意地露出了馬腳。他說：“以和平方式，即用民主方法。”

　　在給專政下定義的時候，考茨基拼命對讀者隱瞞這個概念的基本標志，即革命暴力。可是現在真相大白了：問題正在于和平變革同暴力變革的對立。

　　問題的實質就在這里。考茨基需要運用一切遁詞、詭辯和騙人的偽造，正是為的避開暴力革命，為的掩蓋他背棄這種革命的行為，掩蓋他轉到自由主義工人政策方面，即轉到資產階級方面的行為。問題的實質就在這里。

　　胡錫進這類資本搖旗人，尤其往往作為外資集團的捍衛者、“與國際接軌派”堅定的執仗人，正應了毛主席1966年辛辣的點明：

　　一部分知識分子身上遺留著資產階級的血腥味，他們混在人民中間，用語言及其偽裝欺騙著民眾，卻在筆桿子上為帝國主義的利益搖喊。

　　“冰淇淋事件”，本質是一場跨越歷史的時代性階級矛盾所孕育出的果實，卻被無限伸引至民族矛盾，這確實是一個遺憾。

　　正如所謂“崇洋媚外”，其內涵從來就不是單純的民族話題，背后不過都是階級沖突的表象顯現。

　　恰似我們常見的“體制內多反賊、多殖壬”、“越是恨國黨，越愛考公務員”的詭異現象，即是毛主席在黨內曾警告的：

　　君子之澤，五世而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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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若一味將矛頭對準寶馬的員工“崇洋媚外”或寶馬的公關“太拉跨”，這不是在反寶馬，而是在幫寶馬。

　　日后，豈不是寶馬只需在展臺給每位中國客人賞一杯冰淇淋或是雇一個深諳中國人情的編輯寫一篇情深意濃的道歉信即可，就可以“贏回中國人的心”？

　　這種場面，是民族自傲嗎？這是妥妥的自賤。

　　民族主義層面的自賤也倒罷了，但是階級層面的自戕這才是會釀成真正無法想象的悲劇。

　　瞿秋白在《中國國民革命與戴季陶主義》中就曾對戴季陶有過精準總結：

　　他的主張，實際上是追求誘發資本家‘仁愛的性能’和智識階級‘智勇兼備以行仁政’的熱誠，來替農工民眾革命。這不但是純粹的空想主義，而且是要想暗示工農民眾停止自己的斗爭，聽憑上等階級的恩命和指使，簡單些說，便是上等階級要利用農工群眾的力量來達他們的目的，卻不準農工群眾自己有階級的覺悟。

　　3

　　在《支持美國黑人反對美帝國主義種族歧視的正義斗爭的聲明》中，毛主席曾一針見血：

　　民族斗爭，說到底，是一個階級斗爭問題。

　　民族主義在文明演進的過程中是有功的，特別是在面對內部封建主義與外部帝國主義時，民族主義往往能夠在某一階段喚醒全階級的力量。

　　但是，民族主義終究是藏匿階級斗爭的一柄保護傘。

　　壟斷生產資料的資產階級/封建團體當權派，極為善于使用民族主義的話術告訴被剝削者：你我的利益是一致的，維護我的利益就是維護你的利益。

　　麻痹輕易共情的受眾，目的自然是為了實現去階級化、去革命化、去社會主義化的訴求。

　　在《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中，列寧鮮明地揭露：

　　在革命已經爆發、鬧得熱火朝天的時候，什么人都來參加革命，有的是由于單純的狂熱，有的是為了趕時髦，有的甚至是為了貪圖祿位，在這個時候作為一個革命家是不難的。無產階級在勝利以后，要費極大氣力，可以說要用千辛萬苦的代價，才能從這種可悲的革命家手里‘解放’出來。

　　這就是在帝國主義觸角廣泛遍布的過程中，帝國主義下游國家里不斷涌現的“右翼愛國力量”、“資產階級工業黨”。

　　只有認清這些，才是全世界無產者能夠“團結起來”的政治前提。

　　否則，便是中學歷史教材（岳麓版選修《20世紀的戰爭與和平》）里的那段經典案文：

　　英國資產階級竭力向民眾灌輸這樣一種意識：資本家的財富就是整個民族的財富，資本家的事業就是全民族的事業。‘倫敦東區最貧困的愛國者, 只要一想起英國的工業和財富，也會不由自主地挺起胸膛。’正是在這種灌輸下，極端民族主義在歐洲大陸泛濫。

　　即列寧說的：

　　無產階級如果沒有高度的覺悟、嚴格的紀律以及對反資產階級斗爭的無限忠誠，它就沒有具備完全戰勝宿敵的一切條件也就談不到無產階級專政。

　　民族主義者的諸多國家利益訴求、民生利益訴求，只可能通過階級的崛起而實現，否則必然走向統治者利誘滲透、內部分崩離析的結局，這在歷史上已經上演過太多次。

　　“從工人的階級斗爭著眼來估計一切民族要求” ，這就是列寧在《論民族自決權》中給民族主義利益觀開的改良方子。

　　在革命的過程中，列寧曾深刻批判揭露“民族文化自治”這個反動口號的實質，指出這是“資產階級的騙人工具”。

　　在列寧的視角下：

　　每一個現代民族中都有兩種民族文化，即一些民主主義、社會主義的文化成分和占統治地位的地主、神甫、資產階級的文化。機會主義者主張“民族文化自治”，散布“超階級的民族文化”的信仰，是完全符合資產階級的利益的，有利于地主、神甫、資產階級利用自己在文化領域里的統治地位，去愚弄和欺騙勞動人民。

　　在《關于民族問題的批評意見》中，列寧的用辭更為辛辣：

　　反動的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和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這是兩個不可調和的敵對的口號，它們同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兩大階級營壘相適應，代表著民族問題上的兩種政策（也是兩種世界觀）。

　　跋

　　抱緊民族主義，無益于解決真正的階級困境。

　　當國產新能源崛起，民族主義開始有了大行其道的理由，似乎面對寶馬等合資品牌一貫以來的傲氣，我們有了些許可以“說不”的理由——然而，這不就是我們兩年前在美國人面前所批判的“從實力的地位出發”？

　　看吧，民族主義就像是一個執權者需要時信手拈來、無用時隨手丟棄的笤帚，而執權者本身與他所反對的“敵人”本質卻是一體兩面、對立統一的。

　　1939年5月，毛主席在《青年的運動方向》中指出：

　　原來他們的民族主義，就是勾結帝國主義；他們的民權主義，就是壓迫老百姓；他們的民生主義呢，那就是拿老百姓身上的血來喝得越多越好。

　　一個假馬克思主義者還是一個真馬克思主義者，只要看他和廣大的工農群眾的關系如何，就完全清楚了。只有這一個辨別的標準，沒有第二個標準。

　　我希望全國的青年切記不要墮入那股黑暗的逆流之中，要認清工農是自己的朋友，向光明的前途進軍。

　　列寧會如何評價寶馬MINI“冰淇淋事件”，取決于我們今天還需不需要列寧，還需不需要繼續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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