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話題很有意思。

　　對此，有觀點認為「媒體」也是推波助瀾之手，但其實在今天的現實中，媒體本身也早已精英化、官僚化、貴族化、“專家化”：北方的官僚媒體喜好爹味說教和隱性維穩，南方的買辦媒體喜好改造價值觀和動搖政治根基——總之，均是站在人民輿論的對立面。

　　在當前缺乏廣泛人民話筒的局面下，媒體早已不止是“專家”陣營的旁觀者和報道者，而已然在所謂“新聞專業主義”取代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演變衍生過程中，融入進了“專家”隊伍，共同在輿論場上對群眾進行傳噪。

　　所以，目光還是要聚焦到“專家”身上。

　　究“專家”泛濫且頻頻觀點雷人的根本原因，恐怕還是那個逃不開的緣由：脫離群眾。

　　1

　　曾經的專家、知識分子是什么模樣？

　　擼起袖子可開山鑿渠、架橋修路、測天繪地，卷起褲腿可刨土施肥、化苗為林、綠滿邊疆，抱起算盤可核彈轟鳴、潛艇下水、衛星升天，站上講臺可熟授黨史、深剖主義、宣揚思想。

　　后來出現的一堆新“專家”、新“知識分子”又是什么模樣？

　　無病呻吟地寫幾本傷痕小說，吊兒郎當地解構、污化、杜撰、編謠黨史國史革命史，以各種方式和載體大刮特刮歷史虛無主義之風，配合卷土重來的新生資本家倒逼國家經濟政策，時不時“何不食肉糜”得羞辱一下底層民眾，以“藝術”“文明”“開化”之名大行幃亂荒淫之事……就都可以自封或被與之蛇鼠一窩的媒體冠以“專家”“知識分子”之銜！

　　門檻之低，身心之骯，真乃笑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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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7年10月，毛主席在《堅定地相信群眾的大多數》有過精準論斷：

　　無產階級必須造就自己的知識分子隊伍，這跟資產階級要造就它自己的知識分子隊伍一樣。一個階級的政權，沒有自己的知識分子那是不行的。美國沒有那樣一些知識分子，它資產階級專政怎么能行?我們是無產階級專政，一定要造就無產階級自己的知識分子隊伍，包括從舊社會來的經過改造真正站穩工人階級立場的一切知識分子。

　　1949年建國之后，百萬黨員從“打江山的人”變成所謂“坐江山的人”，配合著斯大林同志逝世蘇共黨內的“新局面”，中國共產黨內、尤其是新中國的基層政治生態產生了某些“苗頭”，這讓毛主席不得不開始思索干部隊伍建設的新道路。

　　誠如后來他所言：

　　我們的黨，一般說來是很好的。我們黨員的成分，主要的是工人和貧苦農民，絕大多數干部都是好的，他們都在辛辛苦苦地工作。但是，也要看到，我們黨內還存在一些問題，不要想象我們黨的情況什么都好。

　　我們現在有一千七百多萬黨員，這里面差不多有百分之八十的人是建國以后入黨的，五十年代入黨的。

　　建國以前入黨的只占百分之二十。在這百分之二十的人里面，一九三零年以前入黨的，二十年代入黨的，據前幾年計算，有八百多人，這兩年死了一些，恐怕只有七百多人了。

　　不論在老的和新的黨員里面，特別是在新黨員里面，都有一些品質不純和作風不純的人。他們是個人主義者、官僚主義者、主觀主義者，甚至是變了質的分子。

　　還有些人掛著共產黨員的招牌，但是并不代表工人階級，而是代表資產階級。

　　黨內并不純粹，這一點必須看到，否則我們是要吃虧的。

　　正是在那一時期，蘇聯的“專家”發生了一些細微的變化，毛主席敏銳的察覺。

　　馬鋼，即蘇聯的馬格尼托哥爾斯克冶金聯合工廠，成為毛主席在60年代作為領導干部與技術高層盛行官僚主義的反面教材典型，用以同堅持工人本位的《鞍鋼憲法》相區別。

　　1960年3月11日，鞍山市委向黨中央作了《關于工業戰線上的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運動開展情況的報告》，毛主席親自于十天后對該報告進行批示，高度評價了鞍鋼的經驗，提出了管理社會主義企業的原則：

　　開展技術革命，大搞群眾運動，實行兩參一改三結合，堅持政治掛帥，實行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

　　毛主席掀起《鞍鋼憲法》與鞍鋼精神顯然是有現實依據的。

　　1966年6月10日，他在同胡志明談話時就憂心吐露：

　　解放十幾年來，我們脫離群眾是很厲害的。青聯、婦聯、團中央都是空架子。我們的要求是不脫產，既當官，又當老百姓。假如不當老百姓，有什么辦法呢？一個月里當一個星期的官，三個星期的老百姓。假如不當老百姓，工人運動的領袖，這樣下去就可能變。這個是大方向問題！

　　主席同時還尖銳指出：

　　一切工作中最大的毛病就是官僚主義，共產黨員成了官僚主義者。如果說有什么東西會把我們毀掉的話，那就是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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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后不久，中央黨校逐步被關閉，因為毛主席彼時已經為千萬黨員干部找到了那條他所期望的不偏離“為人民服務”本色的道路：五七干校。

　　當然，自季羨林首創「牛棚」這一偽概念以來，三四十年的時間里，五七干校成了現代“專家”、“知識分子”群體口中一個任人攻擊的靶子，全無還手之力。

　　1966年5月7日，毛主席親自給林彪同志手書：

　　一、軍隊應該是一個大學校，除打仗以外，還可以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還要從事農副業生產，甚至是去創辦一些中小工廠；

　　二、工人也可以像解放軍一樣，以工為主，也要兼學軍事、政治，也可以從事農業生產，也要搞四清，也要接受文化方面的教育；

　　三、農民也一樣，在有條件的時候，也可以由集體辦小工廠；

　　四、學生也一樣，以學為主，兼學別樣，要向工農兵學習；

　　五、商業、服務行業、黨政機關工作人員也可以這樣搞。

　　毛主席認為這些意見不是新鮮的發明創造，我們人民軍隊在戰爭年代早已開始這樣做了，現在需要更大的普及與發展。

　　這就是著名的“五七指示”，它直接催生了紅紅火火的五七干校在中國大地的開花。

　　五七干校的直觀效應是收攏了極多因國家部委精簡而被排逐的黨員干部和技術官僚，深層次的政治意義和歷史價值則在于它提供了一種殲滅干部群體官僚化、權貴化、特殊化趨向的思路與實踐。

　　它讓干部擼起了袖子、挽起了褲腿、扛起了鋤頭、滾起了汗珠，并讓從舊社會走來的各領域專家與群眾匯融，一定力度上消滅了知識鴻溝。

　　如是一來，黨用了二十八年的浴血革命和五年之久的一化三改所創造的“階級消失”局面得到了相當程度的維護，社會各領域之間、城鄉之間、干群之間、工農之間沒有出現“少部分人養尊處優，而大部分人面土背天”的分化格局。

　　五七干校，特點在一個“大”字，就是毛主席解釋的：

　　只要在沒有發生世界大戰的條件下，軍隊應該是一個大學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條件下，很可能也成為一個這樣的大學校，除打仗以外，還可做各種工作。

　　這種“大學校”的實質就是延續社會化的生產和分配，在繼續發揚“軍隊搞建設、抓生產”的優良作風的同時，也提升了軍民融合、干群融合、城鄉融合的程度。

　　與之幾乎配套進行的知青上山下鄉運動和赤腳醫生運動，共同譜繪出了一幅新中國最絢爛的圖景：知識、認識、意識，這些直接決定一個群體如何在社會中自處的資源（或者說“能力”），被充分下沉到鄉間的田野和工廠的車間，沒有被某一“專家”階層所壟斷。

　　正如1968年7月毛主席在接見北京“五大學生領袖”時嚴肅指出的：

　　學生最嚴重的缺點，就是脫離農民，脫離工人、脫離軍隊。脫離工農兵就是脫離生產者！

　　隨著河南省回郭公社的五七化工廠和黑龍江柳河五七干校的一炮而響，以及工農兵大學的拔地而起，毛主席的號召得到了貫穿性的實施。

　　1968年9月30日毛主席寫下批語：

　　廣大干部下放勞動，這對干部是一種重新學習的極好機會，除老弱病殘者外都應這樣做。在職干部也應分批下放勞動。以上請提到碰頭會上討論決定。

　　1958年7月，經過了上一年莫斯科社會主義大會的洗禮后愈發春風得意的赫魯曉夫，秘密訪華，會見毛主席。

　　在交談中，毛主席向赫魯曉夫介紹說，中共中央現在在要求干部專家隊伍、甚至是高級別領導參加體力勞動，并規定中央委員每年也要有四個月到各地搞調查研究。

　　而赫魯曉夫竟然對此表示他不贊成干部參加體力勞動：

　　拿我們費德林來說吧，他是外交部副部長，他每天需要了解世界上發生的各種事情。如果讓他脫離外交部的工作，把他下放勞動半年，他回來后就會感到落后了。因此需要拿出相當長的時間來補課，來研究這半年來國際上出現了什么新問題，外交部半年來做了什么工作，等等。

　　對于我中共和毛主席下放干部勞動的做法，赫魯曉夫同志在會議上顯示出極端的不理解。

　　后來直到60年代中期，他還對訪蘇的阿爾巴尼亞領導人謝胡說：

　　中國黨讓他們的干部把時間浪費在體力勞動里，得不償失。

　　然而讓干部參加體力勞動，是我黨自井岡山時期就形成的一個優良傳統，也是「毛澤東治吏思想」的一大體現。

　　土地革命時期，朱老總就曾親自率眾挑糧上山；抗戰期間，毛主席更是親自在大生產運動中開荒種菜屯墾。

　　新中國成立后，如何使原有的干部隊伍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更好地適應新中國建設的需要，是擺在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面前的一個重要課題。

　　毛主席不止一次地說過：

　　政治路線確定以后，干部就是決定的因素。

　　在1956年八大開幕詞中，毛主席直接點明：

　　在我們的許多同志中間，仍然存在著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的觀點和作風，這些都是脫離群眾、脫離實際的，必須用加強黨內的思想教育的方法大力克服。

　　八大召開的一年后，1957年4月27日，毛主席起草的《中央關于整風和黨政主要干部參加勞動的指示》下發到全黨各級黨委，提倡：

　　縣區鄉三級黨政主要干部，凡能勞動的，每年抽一部分時間下田參加生產，從事一小部分體力勞動。縣以上各級黨政軍主要干部（不是一般干部），凡能勞動的，也要這樣做，每年以一部分時間，分別下田、下工場、下礦山、下工地或者到其他場所和工人農民一道從事可能勝任的一小部分體力勞動（哪怕是很少一點）。

　　主席的思路很明確：

　　這樣一來，黨和群眾就打成一片了，主觀主義、官僚主義、老爺作風，就可以大為減少，面目一新。

　　與赫魯曉夫乃至勃列日涅夫領導下的蘇修距離蘇聯群眾越來越遠不同，中國大地卻始終保持著昂揚的革命面貌。

　　也就是主席1964年在《關于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中所言：

　　在科學、文化、藝術、教育隊伍中，興無產階級思想，滅資產階級思想，也是長期的、激烈的階級斗爭。我們要經過文化革命，經過階級斗爭、生產斗爭和科學實驗的革命實踐，建立一支廣大的、為社會主義服務的、又紅又專的工人階級知識分子的隊伍。

　　3

　　然而，自70年代中期開始，隨著平反工作、“恢復解放”工作的開展，一大批老干部與技術專家人士被召回崗位，重新坐回了寬敞明亮的辦公室。

　　也正是從這一時期開始，五七干校的規模逐漸縮減，而重新開辦中央黨校的聲音隨之抬升。

　　1977年10月5日，中共中央作出了《關于辦好各級黨校的決定。四天后，經過中央認真的準備，中央黨校舉行了嶄新的開學典禮，原來在各地各級五七干校中的教職工，也隨即合并到黨校系統之中。

　　1979年2月17日，國務院正式發出了《關于停辦“五七”干校有關問題的通知》。

　　從此，五七干校從中國的歷史舞臺上陸續消失，淪為了一個歷史名詞，也淪為了傷痕文學的一柄靶子。

　　那些昔日被教育要求勞動勞作的干部們、知識分子，懷著極大的仇恨熱忱，揮灑墨水，用人造的傷痕在80年代上演了數不盡的群魔亂舞景象。

　　對于五七干校，對于捏造制謠的“牛棚”，他們不吝于傾注最濃烈的憤恨，窮極氣力潑污咒罵。

　　對于知識分子和高級官員“竟然”與農民群眾、普通工人共同生活勞動的“前科”，他們更是毫不惜墨、咒盡畢生的狂怒，控訴那個在他們這幫精英階級看來無比黑暗的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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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知識分子和文藝精英爬上勞工大眾的頭頂，80年代一眼望去的重新把權持章的尸位官僚，同樣是無法忽視的奇觀。

　　如果還是以前文提及的《鞍鋼憲法》為例。

　　自1979年開始，以武漢國棉一廠廠長張保新的回憶為代表，國企工廠的權力開始“上升化、壟斷化”，比如新增加的獎金分配權，就被授予車間主任單獨行使。

　　可以說，1979年后中國的國有企業已開始逐漸褪去《鞍鋼憲法》的痕跡，而越來越多蘇聯的《馬鋼憲法》（中國方面的命名）的味道。

　　進入八十年代后，從扁平化管理走向科層化管理，從分工負責制走向一長負責制，從領導工人一體走向領導工人分離。

　　宣傳《鞍鋼憲法》時，更是已然抹去了“政治掛帥”和“群眾路線”，開始無限突出「工廠廠長」在企業內部的權威。

　　最先發現這一變化是法國學者貝特蘭，他尖銳地指出問題并發明了一個新名詞：

　　中國出現了一種‘工廠專制主義’。

　　正是從這種“工廠專制主義”開始，到了1984年，“一長掛帥、四總當家”也被擺上臺面。

　　在我看來，這才是毀掉國有企業的真正元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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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幾乎完全應證了毛主席在1955年5月的擔憂：

　　許多人認真一查，查出了他們是一個不大不小的集團。過去說是“小集團”，不對了，他們的人很不少。過去說是一批單純的文化人，不對了，他們的人鉆進了政治、軍事、經濟、文化、教育各個部門里。

　　從那時起，一大批自詡為“啟蒙導師”的人，開始從人民的共同體里跳躍出來，旋即回身，冷眼俯瞰著億萬雙群眾眼睛和耳朵——這在他們看來都是自己的讀者聽眾、都要接受自己的啟蒙與教化。

　　到2012年之前，他們肆無忌憚得噴糞狂跳了足足三十年。

　　4

　　對比這些80年代后期崛起的、不事勞動又高高在上、只會舞弄酸腐文墨的“藍色知識精英”其懷揣一幅“啟蒙眾生”的傲慢姿態，60、70年代淬生于紅色革命年月中的五七干校之溫暖融融，堪稱一個歷史的奇跡。

　　其奇跡在于：縱觀人類文明史，事實上「冰冷」才是一種常態，不論是冰冷的當權生態，還是冰冷的階層格局。

　　而「溫暖」正由于其珍有，方才顯得格外寶貴和偉大。

　　1957年2月，毛主席語重心長地說：

　　在我們的許多工作人員中間，現在滋長著一種不愿意和群眾同甘苦，喜歡計較個人名利的危險傾向，這是很不好的。我們在增產節約運動中要求精簡機關，下放干部，使相當大的一批干部回到生產中去，就是克服這種危險傾向的一個方法。

　　自古以來，輿論話語權向來為精英階層所把持，上可以文案依附權力，“以詩謀仕”；下可以曲調取嘻人間，“以詩戲妓”——這就是舊時文人的多數“風骨”，以致綿延至今。

　　而普羅群眾呢？史書長冊里，他們永遠只有柴米油鹽、只有挑水耕田、只有織布編麻。

　　他們是官吏皮鞭下的宮殿建筑工，他們更是文壇大夫筆觸下的粗鄙無用人。

　　只要一談到底層群體，浩浩湯湯的長史之中，“愚昧”總是首選詞。

　　哪怕如晏陽初先生，對農村和農民的描述也大抵不過“愚、窮、弱、私”，其中愚字名列第一。

　　著名的“祖師爺”胡適先生在診斷中國的病癥時，更是提出“五鬼亂中華”的驚世學說，在“愚昧、貧窮、疾病、貪污、擾亂”五鬼中，“愚昧”為首鬼——這當然不是用來描述他自己的，而是用來描述生產“粟米麻絲以事其上”的底層群眾的。

　　1912年，宋美齡進入美國佐治亞州威斯里安女子學院，一年后轉入衛爾斯利學院，學習英國文學。

　　據她在威斯里安的好友回憶，英國學者威爾士的《世界史綱》令她“欣喜若狂”，而法國作家莫泊桑的作品令她厭惡——原因無他：《世界史綱》從宏觀視角講述了人類發展進程，而莫泊桑的作品則更多反映底層民眾的生活，也就是宋美齡認為跟她無關的生活。

　　了然，是群眾的愚昧耽誤了胡適之、宋美齡們的優雅，是群眾的粗俗妨礙了胡適之們的進步。

　　總之，一切都是人民群眾的鍋。

　　在晏陽初、胡適、宋美齡等精英“專家”階層的描述里，大眾的“愚昧”永遠是中國近代以來政治腐敗、國力衰弱、軍事潰敗的主要原因甚至是根本原因。

　　在這個判斷下，“專家”群體顯然把謀國無智、治國無方、護國無力的責任統統轉嫁給了群眾，底層群體不但永遠是精英群體的供養者，必要時也必須充當精英群體的替罪羊。

　　直到，20世紀20年代，新生的人民政治力量與人民政治領袖，在整個中國歷史中第一次真正意義上推翻了“精英神圣不可侵犯”的階級壓迫。

　　一句“人民萬歲”，不但讓農民擁有土地，更“大逆不道”的是還膽敢讓他們識字看書、學法參政、將所有在舊社會中收攏于上層精英的權力，統統下放下沉。

　　他不但讓底層百姓穿暖食飽，還要讓黨內黨外過去學識匱乏的人多學多識：

　　我勸同志們多讀一點書，免得受知識分子的騙！

　　一個人人皆登“勞保鞋”的社會，只能說明其包含著兩個側面：既無油光長靴，又無血痕赤腳。

　　而這，正是共產黨人打下的新中國給予這個世界的最大創造：砸碎一切油頭粉面的“貴族”，浩蕩六億神州，放眼盡是舜堯。

　　千年華夏，最令茍且小資們顫抖——甚至何止是顫抖，簡直是淚如雨下、恨不得憤郁而終的，或許就是那一聲拔地而起的：“人民萬歲！”

　　跋

　　須言明：本文大部分“專家”所指，并非真正學富五車、為國獻身的專家人員。事實上，今天依然在各領域存在著一大批充滿了家國情懷、理想主義并擁有過硬技術水準的專家隊伍，日日夜夜為各行業的發展輸血，他們依然是人民優秀的“火車頭群體”。

　　但是歷史巨變至今，衍生的一大批不學無術、立場叵測、反革命、反人民的偽精英階層的存在甚至壯大，同樣須得到正視和清肅。

　　他們是中國階層不斷分化、族群不斷撕裂、矛盾愈演愈烈的幫兇與利益收割者。

　　偽專家只是旁生枝節之物，或許真正要剖析的是培育偽專家的歷史土壤與播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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