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經驗值得記取。

　　上世紀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轟轟烈烈的抗日戰爭全面暴發。由此形成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抗戰路線。

　　中國共產黨實行全面抗戰路線，主張廢除國民黨的一黨專政，給人民以充分的抗日民主權利，適當地改善工農大眾的生活，充分動員、組織和武裝民眾抗戰，使抗日戰爭成為真正的人民戰爭。國民黨實行片面的抗戰路線，單純依靠政府和軍隊的抗戰，不愿意實行民主、改善民生，不敢發動和依靠人民大眾。

　　國共兩黨采取不同的抗戰路線表面看是各自的自主選擇，其實是兩黨所代表的不同階級立場和階級利益的必然反映。

　　國民黨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利益，因而在抗戰中只能依靠政府和軍隊，把人民群眾視作管控和利用的對象。更由于國民黨所代表的大地主和大資產階級本身與工人農民等勞動群眾嚴重階級對立，因而他們不僅害怕群眾組織起來抗日，更是借機欺壓群眾、搜刮群眾，大發國難財，以致出現“前方吃緊、后方緊吃”的怪現象。因而在國民黨片面抗戰路線下，人民群眾與國民黨政府之間關系緊張，有些地方甚至勢如水火，國民黨反動派的危害甚至比日寇更甚，人民群眾處于水深火熱之中苦不堪言。

　　而共產黨代表占中國絕大多數工人、農民、民族資產階級利益，因而相信群眾、依靠群眾、為了群眾，一切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充分尊重群眾，發動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在抗日戰爭中與人民群眾患難與共，把人民群眾視為最大靠山和力量源泉，與人民是血肉關系、魚水關系。正因為共產黨認識到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戰爭之偉力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眾之中，因而在共產黨的領導下人民群眾組織成為最終打敗日本侵略者的銅墻鐵壁。

　　兩種截然相反的抗戰路線，決定了對待人民群眾的不同態度，也必然決定抗戰取得的最終效果。

　　國民黨的片面抗戰，輕視人民群眾的力量，對內依靠政府和國隊，對外寄希望于英美蘇干涉，雖然在退無可退的時候決定實施“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的全國抗戰，并通過了《抗戰建國綱領》，但始終實行的是政府操控、軍隊主體的片面抗戰路線。《大公報》記者張高峰曾一針見血地指出：“沒有民眾的軍隊準打敗仗，沒有民眾的戰場只能放棄”。因而在正面戰場，國民黨雖則剛開始的時候取得某些成效，阻擊了日軍，但并不能持久，在日軍持續猛烈的進攻下，國民黨軍隊不斷丟城失地，只得一面把抗戰口號喊得震動響，一面前線部隊卻龜縮不動，“日軍來了招架一下，日軍退了袖手旁觀”。

　　而共產黨實行的是全面的全民族抗戰路線，提出《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強調“民力和軍力相結合，將給日本帝國主義以致命的打擊。民族戰爭而不依靠人民大眾，毫無疑義將不能取得勝利。”無論是在淪陷區還是游擊區，共產黨人都是播火者，都是動員抗戰、組織抗戰和堅持抗戰的領導者。在敵后戰場，共產黨構建起主力軍、地方軍、民兵自衛隊三結合的抗日武裝力量體制，真正展開了波瀾壯闊的人民戰爭。美軍駐延安軍事觀察組有個評論：共產黨領導的抗戰“有一種生機勃勃的氣氛和力量，一種和敵人交手的愿望，這在國民黨的中國是難以見到的”。其所以成功，是因為動員了最廣泛的民眾參戰，而“這種全體動員的依據和可能性，是建筑在一種經濟的、政治的和社會的革命運動之上的”。

　　是打一場國家和民族的戰爭，還是打一場政府和軍隊的戰爭，是共產黨領導的全面抗戰與國民黨領導的片面抗戰的本質區別，僅僅從此意義上，就決定了共產黨是當之無愧的中流砥柱，而國民黨的失敗其實早已在實行片面抗戰之時已經注定，以后的解放戰爭不過是順理成章。

　　當年國民黨片面抗戰失敗的教訓殷鑒不遠，然而今天的某些人卻仍然看不清這樣的事實，他們似乎認為國民黨也可以象共產黨那樣學習全面抗戰路線，那么國民黨就不會導致最終的失敗了。他們不知道的是，非國民黨不想學也，而是國民黨不能學也，兩種不同的抗戰路線本身就是各自階級屬性的集中體現，有什么樣階級屬性的政黨就會決定著采取什么樣的抗戰路線，這種陽謀，當年的國民黨學不來，今天想學當年共產黨的人也學不來。

　　新冠病毒疫情已歷三年，圍繞清零和放開的爭論一直在進行。而在清零和放開的背后，實質也有一個全面抗疫與片面防疫的路線之爭。三年的抗疫證明，清零固然是最佳選擇，且亦在疫情初期最得較好效果，但與清零政策相配套的必然是全面抗疫的人民防疫路線，但實行這樣的路線需要相對較高的前提條件，必然徹底地依靠群眾、發動群眾，組織群眾，象當年共產黨那樣把人民群眾組織成為防疫的銅墻鐵壁。但事實上我們并沒有看到這樣的情況出現，反倒是愈演愈烈官僚主義下的層層加碼、一刀切等簡單粗暴防疫政策和官商勾結的大發國難財，導致群眾雪上加霜，從而對清零封控政策懷疑、否定乃至對抗。可見在當前片面防疫路線占主導的前提下，清零政策必然難以為繼。如若明知不可為而強行堅持，必然也會象當年國民黨片面抗戰那樣搞得天怒人怨、民不聊生，得不償失，最后還是失敗。在此形勢所逼下，理性的選擇當然是退而求其次，既然清零客觀條件不具備就只能采取積極的放開政策。

　　那么就應在現有條件下做好充分準備和應對，包括向西方學習其放開經驗為我所用，采取科學的方式，最大限度減少放開造成的人民群眾生命財產損失。然而，事情的發展又通常會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那就是出現最壞的情況，從極端嚴厲的封控突然變為消極無為的放開，一種真正的“躺平”，那么人民群眾很可能從一重災難中剛解脫出來又墜入另一重災難之中。

　　現在，網絡上圍繞清零與放開的爭論似乎變成了表達政治正確的左右翼之間的撕裂和對抗，看似甚囂塵上，實則他們恰恰忘記了最本質的東西，那就最大多數勞動人民利益和立場。對于一貫標榜“高大上”的民左人士來講，他們所描繪的清零故然美好，但多少有“何不食肉糜”的嫌疑，再說，連政府都放開了，說明片面抗疫下的清零路線再也走不下去了，此時還要喋喋不休，就是不識時務，從幫忙幫閑到扯蛋了。這就如同刻舟求劍地要求當年國民黨實行全面抗戰路線，豈非荒堂！對自由派來說，現在放開了，終于實現了與國際接軌，正是得其所愿，然而資本主義看似平等的不平等制度，卻是以犧牲窮人為代價，看不到疫情最終的受難者會落到窮苦人身上，就不是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者。

　　我們不難看到，無論實行放開的西方還堅持了3年清零的中國，在來勢洶洶的疫情面前，身處不同階級階層和政治經濟地位的人所遭遇到的境況是完全不同的。疫情的災難無疑持續和放大社會上貧富者之間的差距，使富者愈富，貧者愈貧，令社會愈來愈陷入兩極分化的狀態。這就證明，我們目前的社會仍然是一個權力和資本主導的社會，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命運正是其在社會結構中的必然體現，勞動人民要獲得真正的自由幸福，既不能靠資本的施舍，更不能靠權力的庇護，唯有靠自身的斗爭，讓自己成為社會的主人。

　　正如當年全面抗戰與片面抗戰之爭是鑒別共產黨與國民黨的試金石，今天我們是實行全面抗疫還是片面防疫政策，也是判斷真假社會主義的試金石。而偏偏有人將集體主義的全面抗疫和整體主義的片面防疫相混淆，大談什么人民性、社會主義優越性，那就是別有用心地抹殺社會主義與修正主義界線，欺騙人民，實踐證明那樣做只能是自欺欺人，不僅自由派會嘲笑他們的臆想空談、不切實際，即便是他們的主子也會覺得奴才做到這份上也太討嫌煩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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