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突然問我：“爸爸，你知道宇宙的盡頭是什么嗎？”
我也沒多想，就直接回答：“沒研究過這個問題，真不知道宇宙有沒有盡頭，更不知道宇宙的盡頭還有什么。”
她大笑：“你想多了，宇宙的盡頭是編制，年輕人都知道，就你不知道。”
真是腦洞大開啊！這個急轉彎轉得過急，我是完全體會不到現在年輕人的冷暖，完全不知道她們面對社會時竟有這么艱難。
近些年，北大清華的博士去中小學教書時常有聽說，碩士生跑去社區應聘也屢見不鮮，博士去當村官的就更不是新聞了，甚至還有研究生去應聘帶編制的環衛工。最近，有位朋友告訴我，他們學校招兩個代課老師，兩百多人報名競爭，圖的是以后有機會轉進體制內。某卷煙招聘帶編新職工均為特別知名高校的博士和碩士，都跟卷煙無關。
上周，我從教育類網站得知，今年下半年的教資考試報名人數是1140多萬人，比去年的1000多萬人又多出百分之十。這是個什么概念？已經超過了當年高考學生總數。假若這個趨勢持續下去，那就意味著，每個升入大學的年輕人都想考教資。
當然，并不是說每個拿到教師證的人都會去當老師，但至少說明現在的年輕人非常渴望擠進有編制的教師隊伍，不是教師有多好，而是編制實在太香。
到底發生什么了？
年輕人拼命往體制內擠，他們集體求穩的原因又是什么？是不是集體性對不穩的恐懼？
體制內無限吸引人，吸引點是穩。
體制外讓人無限恐懼，對應的恐懼點是極端不穩。
“體制內”和“體制外”無形中構成了一對社會矛盾，似乎在全世界都找不到這么尖銳的同類國，西方國家更沒有這個現象，這是為什么？
“體制外”約等于“不穩定”，“不穩定”約等于“人生風險”，全民性直奔體制內，意味著全民性風險憂慮。
媒體一直在講，中華民族正處于數千年來最繁盛的時期，或者說是處于歷史最好時期。從物質上看，這是準確的。不過，必須要問：發展，繁盛，歷史最好，追求的到底是什么？是為了讓人民活得更安逸快樂還是為了讓人民活得更加焦慮恐懼？難道必須用全民性恐懼來換取輝煌？
二十多年前，三十多年前，幾千萬人在歷史大潮中被下崗，愿意不愿意都得愿意，沒有哪一條法律支持你抵抗下崗。按照當時的說法，那是為了讓市場經濟換取更快更好的經濟發展，然后讓人民過上更加富裕和諧的幸福生活。
物質發展了，繁榮出現了，這都是事實，不能否認。
不過，真的更和諧了嗎？人的精神幸福感真的增加了嗎？多數人的幸福指數真的超越世界平均水準了嗎？不見得。體制內的人可能是，少量體制外的人也許是。
目前，中國大約有8.8億在職勞動者，其中公務員和事業單位等體制內約有4000萬人，企業主和各類私營主體大約有4000多萬人，這部分人暫且認為他們都是穩定者或者是幸福自控者。另外約8億人既不是自己當老板，又不在體制內，其命運恐怕就不是都那么輕松自如的了，如果是，每年還會有上千萬人考教師證嗎？這可是歷史從未有過的現象，也是全世界都未有的現象。
近8億勞動者（包括農民）勞動權不穩的原因又是什么？
簡單點講，就是“私權無限”在起作用。
我們有《勞動法》，但真的能夠遵守這個法的私人老板并不多，一句話得罪老板第二天必須走人的現象大家經常看到，在微信群里開個玩笑讓老板不高興，你也得走人，倘若你有某性格讓老板看不順眼，你就更加沒有呆下去的可能了，不愿意被潛規則的人在職場上也是受盡煎熬。
私權管理之于人，主要看“心情“和”良心“，加不加班，看老板心情，用什么人，開什么人，也看老板心情，再上升一點高度，就是看老板的良心，心紅一點，他就用公法，心黑一點，他就祭私法，有些老板就能喊出“讓你996是你榮幸”這樣的法盲語言。
那有人就會講：“咱不怕私人老板違法，東家不干，可以去西家干，不愁沒事干。“
沒錯，你可以東西輪流干，但如果東西一個樣，你到哪里都不會得到尊重。
我這樣說可能會招致部分人的反擊，說我貶低了私營老板的整體形象。其實不然，我不否定有很多守法的老板，但整個中國出現了恐懼工作不穩的獨特現象，就很能說明問題的嚴重性，也很能說明《勞動法》的懸空。如果體制外的從業者享受了體制內差不多的待遇和安全感，怎么會有數千人去爭搶一個編制呢？
想進體制內，就能進得了嗎？肯定很難。
到底有多難呢？宇宙的盡頭是編制，文章開頭就回答了。
我跟大家講個普遍現象，年輕人報考體制內的多數崗位，現在都面臨一個特別大的限制條件——身份。沒有這個身份，你根本就沒資格報名，而這個身份并不容易獲得，全國大學生中，不超過百分之二能在大學畢業前獲得。這個條件就砍掉了九成以上年輕人的資格，你說難還是不難？
據觀察，雖然咱們人口多，但我們奔向現代化的目標是不會變的，也是有決心的。
然而，如果體制內外的差距繼續擴大化，體制外的集體性恐懼繼續擴展，體制高墻兩邊的矛盾繼續激化，未來的現代化會是什么樣的現代化？是美國式還是歐洲式？抑或是日本式？恐怕都不是，可能會是金字塔式現代化。
有沒有辦法讓體制內外實現基本融合？或者說讓體制外的人不再那么恐懼？
我看是可以的，健全的《勞動法》必須真實且全面地執行起來。我這里加了“健全”二字，主要是認為目前的法條還不夠完善和剛性，在保護各方權益時還力不從心。
尊重私企權利，并不是讓私企凌駕于法律之上，現在的部分國企也不守法，也在效仿私企。執行好法律，既是保護勞動者，也是保護雇主，雙方都要受嚴格約束，聘人的時候要嚴謹，用人的時候要守法。
在中國，法律失位的原因還不完全在于執法者，也有公民的認知愚區，有些人還持有封建時代的老觀念：人家私企，自然是老板說了算，又不是公家，憑什么限制他們？
這些人完全沒有現代人權觀念，以為自己只擁有奴隸性勞動權，既為奴，就只有服從。
近兩三年，因為疫情，部分企業經營困難致用人減少，這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搭順風車“的老板多不多呢？真的多。只要想解聘人，就打著”受疫情影響“的牌子。有家非常大的信息企業今年就解雇了數千人，我本以為它真遇到了經營困難，當我看它的財報后，發現并非如此，它的整體利潤額基本是穩定的，并未出現劇降，更未出現虧損，只是部分業務出現階段性虧損。作為一家特大型公司，只要整體經營正常，絕不應該搭車裁員。
“疫情恐懼”很快會過去，“體制外恐懼”有可能成為長期負面情緒。
如果每年都是上千萬人來擠一二十來萬的體制內名額，我不相信這樣的就業環境和就業取向能夠帶來一個和諧的共富局面，光是體制落差就能把兩極分化做實做死。
有人提醒我，把體制內的人也搞得不穩定，讓大家都不穩定，那不就平衡和諧了？那不就解決問題了？
我不認為這是個好方案，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法制，不應該把“砸飯碗“看成是一種本事，更不應該“把每個人都搞得不穩定“當成一種優秀的管理思想，每個人心里都不穩，社會還能穩？
為什么不能反過來想想，讓勞動者實現在法律框架內的基本穩定不好嗎？
有人又會講：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企業沒收益，怎么穩？
不要這么消極地看問題，我說的是基本穩定，不是絕對穩定，體制內也不能保證絕對穩定，也會隨著經濟形勢變化而動態變化，只要整體形勢向前發展，社會用人總量就會相對穩定，部分用人企業破產，新的用人實體又會出現，勞動力需求屬于總量跟隨時勢走的動態平衡。
在發達國家，勞動者為何不是太害怕失業？為何很多人都不留存款？因為它們有失業后的制度保障，救濟金可以保證失業者的基本生活。“托底“成為腐朽資本主義的局部良性措施，未必萬能，可以借鑒，它能讓很多人不必有”體制外失業饑餓恐懼癥“的擔憂。
一提到“托底“，很多國人就想到養懶，總是批評資本主義福利制度太落后。
事實上，作為正常人，絕大多數都總是希望自己能過上更好的生活，要過上好生活，就得奮斗，并非多數人都持有靠救濟金過日子的想法，即使在歐美，不勞而獲的懶人也是占極少數，如果多數人偷懶，那歐美的發達國家身份是怎么來的？難道是懶出來的？繁榮難道不是干出來的？
客觀地講，我們有比西方更好的制度剛性和制度統一性，按理說可以把多數人的勞動權安排得更有秩序和更有保障，充分的勞動權是社會主義區別于資本主義的重要特征之一，絕不應該出現“集體性勞動權恐懼“的局面。
我曾經跟朋友討論過“托底“的問題，我說新中國前幾十年雖然艱難，但大家很安心，都不擔心未來，主要是有托底。
他不同意我的觀點，說那個時候生活水平低，托底較容易，現在生活要求高，沒辦法托底，沒那個實力。
我笑問：“物質落后的時代能托底，越富反倒越無法托底了？那干嘛要發展？整體更富了，不是更有條件幫助弱者嗎？歐美日不也是致富后才托底的嗎？
其實，托不托底，反映了制度安排的能力和決心，與物質豐富度本身關系不大，多有多的安排法，少有少的安排法，能堅持“有福同享，有難同當“的理念，任何時候都能搞托底。新中國前幾十年做得好的政策要重新撿起來，不要怕走回頭路，外國做得好的方面也要認真學習。
宇宙的盡頭到底是什么？我們不必要太過關注，那里太遠了。
人生的盡頭是什么？大家都是清楚的。如何讓人生不恐懼應該是所有有責之士要考慮的重大問題，脫離大眾情感，老百姓的人生安排不好，再大的目標和口號都將失去意義。
未來，應該會有很多新提法，可能會有很多新措施，但就我看來，把年輕人的就業問題解決好、把體制鴻溝填平是萬里長征第一步，這一步走不好，尖銳矛盾就會伴隨著長征的每一步，年輕人不能穩定就業，二胎三胎誰來生？
我呼吁：
消除一切就業歧視！
取消一切招聘設限！
尊重一切職場法規！
讓完善好的《勞動法》成為保障人民群眾勞動權且有普世價值的好法律！
「 支持烏有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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