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爾巴喬夫的離世，很多人歡欣鼓舞，認為這是一個共產主義事業叛徒的末日。很顯然，戈氏肯定屬于共產黨叛徒無疑，但是，夸大他個人對于蘇聯結局的決定性作用，則遮蔽了階級分化規則的作用和相關事實與邏輯。社會主義事業的叛徒，只是體現了社會分化規則的某些方面和特征，但還不是社會分化規則本身，社會主義事業需要有覺悟的人民力量去支撐，經受住這一規則的銷蝕作用。

　　應該說，蘇聯變修的下坡路，在斯大林時期就出現了苗頭，而自居聰明人的赫魯曉夫，則竭盡全力地以資產階級法權這樣一種源自對立面的想象力，去強化和扭曲公有制社會的官民矛盾，發展內在的否定性力量和趨勢，然后，還以改革的大義之名，去阻斷一切糾錯機制。從那時起，蘇共主流官場和學界就沒有表現出起碼的批判和分析能力，在這種“跟著走”成為潮流之后，蘇共和蘇聯就不可能有第二種結局。

　　中蘇論戰時期，不過是有限度地揭示了蘇共主流派，其在制度修復與維護方面，想象力的極度貧乏與倒置的“一邊倒”偏差——其種種改革設計都不超過以資本主義的“長處”來修復自己的短處。在這樣的扭曲想象力中間，經濟基礎內部或者生產關系內部，就不斷地以資本社會私人領域的規則，去強化管理權及其對勞動者的工具化改造和控制，這當然解決不了公有制社會的內在矛盾和發展動力問題，對外則無從抵御批判資本主義及其意識形態領導權的擴張趨勢。

　　而戈爾巴喬夫不過是為蘇共主流官場所淘洗、浸潤的一個“成功的職業生涯經營者”罷了——在與同儕的職場競爭中間最后脫穎而出，當上了一把手。戈氏自己絲毫都沒有任何新的想象力和能力，同時，站在高位上，發言權瞬時暴增，且被一幫子職業馬屁精包圍——任何一把手的妄言都能夠被包裝為理論創新且可能改變世界，受此局限，戈氏自己也很難認清楚自己的哈數了，結果塑造了一種澹于狂想的妄人人格——總想要以大言欺天并幻想由此成就偉業，他開啟的趨勢能不能解決現實社會的問題，最終會滑到哪里去，他自己并沒有能力預作判斷。

　　蘇聯最后的結果，說白了，是蘇共主流派基于“階級本能”的無知和私心幫助塑造的長期趨勢，官場在公有制社會中間作為一個特權階級，本能地對立于人民群眾的政治主體性和領導權訴求，同時對于資本社會權力與資本的個人化集中趨勢有著本能的好感，不管是否存在著具有遠見卓識的叛徒領袖——都不會改變那個符合階級分化規則的“本能選擇趨勢”，也正因為如此，蘇共整體對于資產階級法權就沒有能力展開分析和批判，同時對于勞動群眾的政治領導權還有本能的抵觸，其合力作用，必然就指向那個赫魯曉夫的選擇，也由此內在地決定了蘇東波的結局。

　　在這里，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是反過來看問題的，不是叛徒開啟了階級分化規則，恰好相反，叛徒們的聰明勁，不過是選擇成為階級分化規則的自覺或者不自覺工具；而所謂的走資派，也不過就是集合種種官場腐朽力量和意識形態資源，去肯定階級分化規則的“經理人”而已，當然，個體目標當然是實現少數人的先富先貴地位，以及由此去確立走資派自己的官場代表性和職業生涯成績單。順便說一句，官場力量能夠獨立地主導一切，需要一個前提，就是對人民的非政治化改造及其成功，這樣，變修復辟的阻力就預先最小化了。

　　在這樣的進程中間，戈爾巴喬夫的個體貢獻，僅僅開啟了一個加速過程，他以自己的權位和胡言亂語，給最后的瓦解階段追加了一個加速趨勢而已。在戈氏之前，蘇共主流官場選擇的意識形態話語屬于“文不對題”——說的跟做的一致度很低很低，而戈氏的所謂公開性和民主化什么的，降低了意識形態的文不對題程度，這當然會帶來新的推動力量和加速。

　　而在戈氏之前很久，蘇聯和蘇共的結局，早已經被“結構性”地提前注定了：社會主義制度不可能在官場全面背棄和對立于勞動群眾政治領導權的條件下，進行良好運作和推進；同時也不可能在以資產階級法權那種想象力指導下，完成“改革”和進步——以強化管理權和拉大分配差距為特征的改革，不過是“緩慢地”強化內在的負面推力和長期的瓦解趨勢而已，這些都不過是在給最后的葬禮，添磚加瓦而已。促成蘇聯結局的兩方面趨勢，在斯大林時期就已經存在，赫魯曉夫們則把這些都正當化和大力推行了——也由此得到西方的肯定與喝彩。

　　從1950年代末期開始，毛教員對赫魯曉夫的種種操作和言說，早就洞若觀火，正是從赫魯曉夫開啟的所謂“解凍”事業中間，明晰地看到蘇共內部否定性力量的政治整合——赫魯曉夫促成了蘇聯內部黨閥與學閥的聯手——“反斯大林”則是這個聯手進程選擇的方向和外觀；赫氏還由此獲得的外部顛覆力量的加持，而蘇聯的結局不過是承接了這個長期趨勢而已。

　　一句話，列寧開啟的十月革命道路和斯大林引領的社會主義事業，都是初生的嬰兒，還不夠完備。在后續的“成長”過程中間，赫魯曉夫從根本上引領了后續的蘇共主流官場，走上了符合社會分化規律作用的道路——一方面強化管理權和官僚特權，另一方面從政治上瓦解勞動群眾的政治主體性和地位（一種徹底的“去政治化”的日常經營方法），最后，社會主義事業在蘇聯，就變成一個在官場中間被“普遍嫌棄”的事業，而在人民中間從來都沒有發展出新制度的支撐力量——甚至還從反面累積了大量的對于特權和官僚主義的怨氣；而與官場主流相關的意識形態辯護士，還刻意地引導民眾把官場特權和消極面與制度合法性進行捆綁以實現為特權辯護；這樣的歷史與政治合力，才是蘇聯和蘇共最后結局的決定因素。

　　二〇二二年八月三十一日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