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1日，據港媒消息，洗米華內地涉賭案將在9月2日正式開審，控方證人超過90人。案件涉及金額高達8000億港元，約6800億元人民幣。
報道稱，洗米華目前被羈押中，澳門當局原先逮捕的原因是涉嫌非法博彩、洗錢等，有指涉及的非法金額高達8000億港幣。
此前澳門檢察院表示，有充分跡象顯示該團伙成員涉嫌觸犯參加犯罪集團罪、領導犯罪集團罪、清洗黑錢罪，不法經營賭博罪。若四項罪名全部成立，最高可判33年。
洗米華去年被批捕的時候，我寫過他和溫州那邊的關系：
1
為什么是溫州，這得看洗米華在內地“做什么”，以及溫州“有什么”。
近三十多年來，溫州是國內金融信貸最為發達的城市之一，也是民間資本最為依靠借貸存活的城市之一。
過去很多年耳熟能詳的所謂“溫州人會做生意”，其背后都是龐大的資本借貸在支撐溫州商人于全國乃至全球的經商。
約莫十年前，還一度爆發過小規模的“溫州版次貸危機”，溫州眼鏡行業的龍頭企業信泰集團老板出逃，溫州鞋業大亨正得利老板跳樓也跳了樓，包括那個全國人民都聽聞過的“江南皮革廠老板帶小姨子跑路”的梗，都是信貸業極速膨脹而無法收場的結果。
溫州商會曾被譽為“全國最團結和成員之間資金往來最頻繁的商會”，但溫州商幫的融資手段也為其埋下了資金斷裂的兩大伏筆。
其一，借貸資金并非資金源，出貸方的資金也往往是身后無數鄉親累積起來的，因此其資金源本身就具有著巨大的風險性，直接后果就是相互之間的借貸關系極為復雜，不僅存在三角債，十八角債都是常事，因此其中一環的崩潰往往會引發連環追債，進而造成信貸危機；
其二，初期借貸并無擔保，甚至沒有一定的授信程序。大家之所以愿意把錢投到一人身上供其經營，完全依賴著鄉土情和同鄉信任關系，也就造成了溫州民間信貸的風險性極大。
根據2011年《溫州民間借貸市場報告》，當年度溫州民間借貸規模約1100億元，月息達6分至7分，最高達1毛5。若借貸100萬，一年光利息就還72萬至180萬。
以借款100萬元月息5分為例，借款一個月，借款人就要支付5萬元的利息。當時人民幣六個月貸款年利率為5.85%，月息5分的民間借貸年利率已經高達60%——其早已超過央行規定的同期基準利率4倍上限，是不折不扣的高利貸。
且更讓人覺得恐怖的是，當時溫州市約89%的家庭和59%的企業都參與了民間借貸。
這簡直是一個“以貸為生”的城市。
2011年溫州市中級法院審理的案件中，涉及非法融資的金額已從2006年每天1000多萬元增長到每天4000多萬元；龍灣區法院的統計更夸張，其當年度9月份短短二十多天就有190起民間信貸糾紛案件，涉案金額達到三億。
縱使如此，就在那年6月27日，南方系媒體《南方人物周刊》曾刊登過一篇《高利貸不能禁》；9月，著名的茅X軾先生也大搖大擺地在《金融時報》中文版上發表了一篇署名文章：《消滅高利貸的方法是提倡高利貸》……
真的不知道茅先生下筆的邏輯和勇氣從何而來。
2011年那場溫州貸災中，施曉潔案曾捅出過一個“大簍子”：據部分債主反映，這起集資案的八成債主是當地有一定級別的公務員……
那年初，溫州市龍灣公安局在偵查周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一案時，其實就已經發現債主名單中的人均為當地司法機構公務員，牽涉的受害人資金從2000萬到8000萬不等。
中央黨校曾對溫州商人的“參政能力”做過調研，結果發現：雖然溫州本地的行業協會林立，數量過千，但溫州商人們卻并不以此作為與政府進行利益協調的渠道，而是通過自己子女與政府工作人員的聯姻來實現權力的滲透和尋求權力保護……
從歷史來看，自90年代以來，浙江省內已經爆發過三次超大規模的民間集資與高利貸風波。
其歷史源頭在哪兒？80年代！
1984年9月底，在得到了溫州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后，溫州市開辦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第一家私人錢莊：方興錢莊。
那是黨帶領工農階級推翻三座大山、建政三十五周年的歷史性時日，結果竟見證了高利貸在中華大地的死灰復燃……
2
早在1930年5月，毛主席在江西省尋烏縣做農村經濟調查時，曾寫就經典的《尋烏調查》，他當時就對高利貸這種實質為地主階級與買辦政府的階級壓迫的民間惡象，做了充分著墨：
處心積慮，用這種乘人之危、零碎借債的方法去謀人的財產。他于地方的事、公堂的事一切不管，因為這些事頗妨礙于他個人的發財，算得個典型的重利盤剝者……
農民到了那年番子時又還不起，轉到次年六月，再轉到次年八月，如此轉下去，一年轉兩回，轉到十年就成了一個十分驚人的數目。
賣身契只有賣主寫給買主，買主不寫文件給賣主。所謂媒人即是中人，多的有四五個，都要‘水扣錢’，抽賣價的百分之五。
新中國成立后，通過強有力的土改，中國的農村走上了集體化的道路，毛主席強調要“把農村也改造得和城市差不多”、“在鏟除了一切私人高利貸和地主收租模式之后，國家投資被擺上臺面并付諸現實。”
長篇紀實文學《翻身》作者、美國人威廉·辛頓對此曾這樣評價：
中共農村基層組織的創新，農業的分工協作、統一經營，特別是農村金融和集體積累機制的形成，這是農村接受并發展先進生產力的基本前提和條件。如果不重視這一點，聽任掠奪性的資本大舉進入鄉村，肆意侵吞包括土地資源在內的農村剩余，必然會造成廣大農民淪為工業化‘先進生產力’的‘肥料’。
馬克思指出：
資產階級用什么辦法來克服危機呢？一方面不得不消滅大量生產力，另一方面奪取新的市場
可是今天又不能搞血腥殖民的地理大發現了，經濟又滑坡，怎么奪取新市場呢？
還是老馬，在《資本論》（第三卷）中點出資本家的陰謀：
一切真正的危機的最根本的原因，總不外乎群眾的貧困和他們的有限的消費，資本主義生產卻不顧這種情況而力圖發展生產力，好像只有社會的絕對的消費能力才是生產力發展的界限。
于是，誘惑誘導、軟性逼迫你消費，花唄借唄不斷增加額度、購物狂歡日夜不停、廣告轟炸時時推送……
而資本家本人，則在對壘政府、明目張膽要求監管松綁的同時，還要幾億人口的楊白勞們，跟在他后面喊他“爸爸”！
屬實站著把爹當了。
明晰了這些，也就不難理解為什么兩年前的秋天，浙江頭號金融財閥——螞蟻集團的上市會被國家叫停。
從螞蟻金服進階到風光無限的螞蟻集團，根據其前年公開的招股說明書來看，截至2020年6月末，平臺促成的1.7萬億元信貸余額中，由金融機構合作伙伴進行實際放款或已實現“資產證券化”的比例合計約達98%——剩下的2%才是自己旗下小貸公司螞蟻商誠與螞蟻小微發放。
這種「貸」，不是一本萬利，而是無本萬利。
所以國家必須把它拍死。
3
在螞蟻被拍翻之前，境內境外各路資本云集浙江，溫州就是其中重要一地，這里面自然包括洗米華的太陽城集團，集放貸、開設賭場、洗錢（投資影視劇）等于一體的金融犯罪集團。
2019年時，洗米華控制的菲律賓和柬埔寨太陽城網絡賭博平臺就已經深度嵌入內地，他的賭場和網絡服務器都設在境外，賭客則集中在內地。
內地的賭客們借助視頻遠程下注，片刻見輸贏，足不出戶就可實現在境外參賭。
洗米華的平臺號稱“世界頂級、亞洲最大”，有別于一般的賭博平臺，他是用高清攝像機將賭桌畫面實時傳送，現場發牌情況一覽無余，顧客看著網絡直播同步下注，宛若身臨其境。
只需花上100港元，太陽城就可以幫會員代辦一張境外的電話卡，方便會員收發境外的短信。
會員通過境外短信提供的網站地址，可輕松下載太陽城的博彩APP和登陸賭博網站。
賭客只要往他們境內的銀行卡上轉賬10萬元，就可以成為太陽城的會員，通過APP，又可實時看到遠在菲律賓或者柬埔寨的賭場實景，再根據荷官的發牌情況選擇用“電投”（電話指令）或者“好E投”等方式進行下注、參與賭博。
集團壯大后，洗米華逐步涉足餐飲、酒店和電影投資行業，名下的太陽城娛樂曾簽約許志安、劉浩龍、曾國祥等知名藝人，曾投資拍攝《湄公河行動》、《殺破狼》系列、《紅海行動》等多部影片，“票房”的數字均是金光閃閃。
到去年夏天時，洗米華的團隊在內地已經發展了股東級代理199人、賭博代理12000余人、賭客會員8萬余人，這些人共同形成了接近七千億級別的金融體量，這就是所謂“嚴重妨害了我國社會管理秩序”。
周焯華在內地明面上的關聯公司僅有1家，即中信浩華公司。
根據中信浩華公司官網簡介，該公司目前主要業務包括不良資產處置、資產管理綜合服務和國資產權經紀代理。
但真正值得注意的是，中信浩華公司對外投資公司有22家，其中有19家為典當公司。
中信浩華公司目前由中信資管（股東是中信集團，央企中的巨無霸）持股約60%，深圳浩華富盈實業發展有限公司持股40%——這個深圳浩華富盈的法定代表人，正是去年溫州警方抓捕洗米華時提到的“太陽城集團骨干”張寧寧。
深圳浩華富盈并非中信資管最初的合作方，在2019年12月之前，持有中信浩華公司40%股份的股東是十位富豪股東——其中包括具有香港鄭裕彤家族背景的北京萬豪嘉美投資有限責任公司。
2019年12月，洗米華控制下的深圳浩華富盈一口氣接盤了這十位股東的股份，入主中信浩華公司，洗米華親自擔任中信浩華公司副董事長，等于是和央企中信集團產生了利益關聯。
以張寧寧為起點，其在內地的多家公司都能與洗米華方面產生聯系，其中有至少15家公司已被執行凍結股權，這里面絕大多數又都是在去年9月份被溫州市公安局凍結股權的。
洗米華的內地資本圖譜里有一個叫“北京新諾亞文化發展集團”的公司（也是被溫州公安局股權凍結），穿透股權后發現，這家公司實際控制人為凌松柏。
這個凌松柏是洗米華的馬仔，也是之前我提到過的“深圳市旗立投資咨詢有限公司”的boss，他通過上海麒鴻投資中心間接持有螞蟻金服的股份。
而這部分股份，正是去年3月從趙薇的母親魏啟穎手上接盤來的。
至于洗米華怎么能與趙薇建立聯系，這主要歸功于趙薇丈夫黃有龍，作為疊碼仔的洗米華曾是黃有龍在澳門賭場里的重要同僚。
通過接盤趙薇，洗米華成功在去年進入了馬云的螞蟻帝國，成為螞蟻重要股東之一（持有螞蟻約850萬股）。
入股螞蟻是為了撈取更多的資本利益和政治資源，但問題在于，一年之內發生了三件讓洗米華乃至更高一級的螞蟻集團方面都措手不及的事：
① 2021夏天時，杭州市委原書記周江勇落馬，成為中央“遏制資本無序擴張”方針下的首虎；
② 緊接著，溫州市委書記與溫州市公安局局長，雙雙履新。尤其市委書記劉小濤同志，是十八大以來首位長期在外地工作的溫州市委書記，“空降”味道濃郁，且是當時浙江省委班子中最年輕的常委，亦是唯一一位“70后”常委；
③ 而早在2020年底時，表決通過刑法修正案，境外賭場人員組織、招攬中國公民出境賭博的行為明確入罪，情節嚴重者將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
三記重拳，拳拳到肉，洗米華喪鐘敲響。
跋
6800億，體量驚人，但洗米華的倒下仍不過是國家新時期整體戰略布局中的小事件，內循環也好，服務中小企業的北交所（禁止房地產和金融企業上市）也好，建立統一大市場也好，戰略重要程度都遠遠比一個賭場疊碼仔更重要。
真正關鍵的仍在于“刀刃向內”，走向未來的前提一定是清算歷史沉疴。
從這一點出發，可以看到的是「金融反腐」持續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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