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5日凌晨1點多，著名作家、文學翻譯家和外國文學研究家楊絳先生在北京病逝。到了下午，小編的朋友圈開始被一波又一波的哀悼文刷屏，各大媒體也爭相報道，很多學校甚至自發舉行了哀悼會。大家都在懷念她，有人念她的大師風度，有人念她的淡泊名利，有人念她的與世無爭，正可謂“先生之風，山高水長”。然而，對楊絳先生的懷念，更多的表達了現在的人們在功利的社會環境下對東籬下那抹悠然的渴望，如果對個人的哀悼無法上升到對整個社會存在的探討上，那么所有的哀悼不過是人們在強大的資本面前怯懦的喘息。
楊絳先生出生于1911年，一個充斥著火與血的年份，她的誕生正是伴隨著中華民族翻開的新篇章，而她的一生也是與這片大地的命運一同沉浮。這樣的人生，回首往事當是何等的壯懷激烈，然而令人遺憾的是，楊絳先生的文章始終如陽春白雪一樣曲高和寡，一生終究沒能跳出知識分子的狹小境界。
她的形象宛如與世無爭的天外飛仙，但更多的人生活在大地上。
從辛亥革命到五四運動，從北伐戰爭到抗日戰爭，不論是轟轟烈烈的社會主義建設，還是風云激蕩的文革，楊絳先生見證了中國歷史上最為波瀾壯闊的一個世紀。對于一個有擔當的知識分子，其肩負著教育喚醒民眾的重任，對時代對社會的反思當是義不容辭的。如果局限于自己的小天地，滿足于內心的桃花源，這樣的知識分子是無法承擔起人民的希冀的。
就拿楊絳先生最廣為流傳的一句話來說：“我和誰都不爭 和誰我都不屑 我愛大自然 其次是藝術 我烤著生命之火 取暖 火萎了 我也準備走了。”
不爭，愛大自然，愛藝術，這些固然是沒有錯的，但如果一個人只是將自己的眼界局限于此，局限于脫離時代的“我們仨”，這樣的人生追求真的是我們應該提倡的嗎?一個人的生命如果除了自己、大自然和藝術以外再也沒有其他的東西，這樣的知識分子如何擔當的起時代賦予的責任?
即使有人不愿意去批判這樣的人生追求，但它至少也不是值得提倡的，也根本沒有什么高貴的地方。
很多人對楊絳比較深的印象除了她的幾句有名的話以外就是初中課本里的那篇文章《老王》，那篇文章里刻畫了一位底層樸素善良的勞動者，一位生活艱苦的勞動者——老王。對于老王，楊絳先生用了這樣一句話表達了她與其交往的感觸：“那是一個幸運的人對一個不幸者的愧怍。”
依稀記得初中考試出過這樣的題：“為什么作者認為自己是幸運的?”其實很簡單，因為作者沒有經濟上的憂慮。建國之后一大批像楊絳錢鐘書夫婦這樣的知識分子在生活質量上是遠超一般人的，即使當時的國家一窮二白，人民群眾還吃不飽飯，但是國家對于他們是極為偏袒的，對于這些舊社會的知識分子是非常照顧的。但在這篇文章里，楊絳對于這種生活水平上的巨大差異感受到的僅僅是“幸運者對不幸者的愧怍”，卻看不出一絲“不勞而獲”的愧怍。
對于很多知識分子而言，包括一些所謂的“大師”，其人生態度更傾向于“躲進小樓成一統，管他春秋與冬夏”，錢楊兩人不止一次地說過只想靜靜的搞搞學問。好一個只想搞學問，作為一對見證了20世紀的慘烈與波瀾的知識分子，能夠一直堅持“只想搞搞學問”，將自己與時代撇的一干二凈，其思想之固陋，固不可徹。
有人說過這樣一段話：“但他們何嘗對現實中的苦難和罪惡發過言?他們從來沒有對這片土地和生活其上的同胞有過痛徹心肺的大愛。錢楊二人，其生存秘訣無非是蝸牛與鴕鳥。但是，在二十世紀的中國，作為一名有良知的知識分子，真能做到無視黑暗的現實政治嗎?真能做到假裝看不見暴虐的專制權力嗎?。”
話雖然偏激，卻無不在理。
這些知識分子往往打著修身的旗幟，喜歡標榜內心境界，但當他們的利益受到一點點侵犯時，便免不了牢騷滿腹。在文革中，這批知識分子受到了批判，被下放到農場勞動，去改造自己的思想，去明白知識分子的責任不僅僅是做自己的學問修自己的身，還要懂得吃水不忘挖井人，做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他們的勞動強度很低，但他們的牢騷卻不少，不論是楊絳先生的《干校六記》，還是季羨林先生的《牛棚雜記》(不少人甚至認為牛棚是牛的窩)，沒看到多少對自我的反思，更多的是一味的埋怨。
牢騷太盛防腸斷，風物長宜放眼量。
到了今天，楊絳先生的去世卻深深震動了一部分人的心，則這些是什么人呢?這些人不是工人，今天的工人在異化的勞動中從來沒有時間去感受”和誰爭我都不屑”，他們沒有楊絳這么好的經濟條件，也沒有她那么清閑的時間，他們要養家糊口;這些人也不是農民，今天的農民一年年在地里面朝黃土背朝天，他們正在憂心糧價的不斷降低和化肥種子農藥價格的不斷上升，他們也做不到楊絳大師所謂的愛藝術愛自然。這些上層人的娛樂方式，就讓他們上層人去體驗吧，勞動人民能感受的盡是生命的苦難和生活的無奈。
那楊絳先生的去世到底刺痛了誰的心?刺痛了一些小資產階級的心，刺痛了一些學生的心，刺痛了一些知識分子的心，總而言之，刺痛了那些未參加過勞動，又因讀了一些亂七八糟的書而多愁善感的人的心。這種刺痛，恰恰反映了在現在社會下這批人心靈上的割裂。他們不懂得資本主義社會問題的本質，或者是懂得一些馬列卻不愿意去行動，只是隱隱覺得真正的人不應是這個樣子，對真正的人的渴望和社會現實的無奈撕裂了他們，而在他們眼里楊絳似乎很好的解決了這一問題，他們讀她的文章往往能熱淚盈眶，他們敬佩她能在浮躁的社會里與世無爭淡泊名利，他們羨慕她能擁有一個這么幸福的家庭。
這很正常，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資本主義的社會意識來源于私有制的經濟基礎，正所謂“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獨善其身的觀點深入人心，像白求恩、雷鋒、王進喜、焦裕祿這樣的深受社會主義社會意識影響的人已經被當今社會大多數人所無法理解，但社會的不斷動蕩正是資本主義的特征之一，資本主義的社會存在正是人們的不安與焦慮生長的土壤。解決問題的辦法是改造社會，而不是爭與不爭。
從“書中自有黃金屋”到”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似乎讀書人能在世俗社會中做到出淤泥而不染，事實證明這只不過是知識分子的精神鴉片，再多的精神鴉片也沒能使人民現實生活的苦難減輕一絲，歷史的進程從從不因這些人的無病呻吟或多愁善感而有所改變。而在社會的大環境下，蒼天饒過誰?作為一個依附性的階級——知識分子，真的能與世無爭嗎?
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
兼濟天下則達，獨善其身則窮。社會的進步靠的不是某些人口中的風花雪月，靠的不是某些人的與世無爭，而是靠心系人民群眾的有志之士，靠打破幻想深入現實的革命勇士，靠那些突破狹小的自我愿為民眾孺子牛的先進分子。正如毛澤東在青年時代所言：“中國，我們的中國，我們不去干，誰干?我們不去做，誰做?我們不去想，誰想?”這種境界，和這些知識分子的境界真不可同日而語矣，這種品質，這些可愛的人，才更值得我們推崇懷念。
所有的有識青年，行動起來吧，他們逃避，他們不爭，但總是要有人去做，也許反動派會咒罵我們，但這種咒罵恰恰是我們的榮光;人民群眾會記得我們，正如臧克家的《有的人》所寫：“騎在人民頭上的，人民把他摔垮;給人民作牛馬的，人民永遠記住他!”
最后補充一點，個人覺得“給人民作牛馬的”這種說法不很恰當，不如改為“為人民服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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