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年前，我們見識到了“新二十四孝”，不久，我們讀到了孔慶東的《二十四孝荒唐多》。

　　孔曰：這個“孝”字，是從“老”字來的，本來的意思應該是“按照老人的需要去對待老人”。新二十四孝直接規定子女必須做什么，做了是孝，不做是不孝，毫不考慮具體的人文背景、家庭結構、性格模式，所以是一種更“普世”的野蠻。這個思路首先就是向“舊二十四孝”致敬，向封建社會的糟粕致敬。“對父母的愛要說出口”，就是一種強迫表演。

　　我以為，這種強迫表演的東西，不過是特例，哪知“直接規定必須做什么”的方法論有很強的生命力。前幾天，山東某地學校搞了一次感恩演講活動，類似我們在電視上見到的傳銷活動場面，很雷人。

　　把“感恩”做成一種規定動作，強迫表演，只能收到南轅北轍的效果。在網上搜索了一下，這種做法其實遠不止這里提到的領域。

　　西藏開展的“強基惠民”活動，受到了各方面比較大的肯定，而要求駐村工作隊在基層所做的工作之一，竟然就是要在群眾中開展感恩教育活動。感誰的恩呢?感黨恩。這讓人困惑，好比我給你做了一些好事，做了一些我該做的事情，而且我與你本來就是一家人，現在我到你面前，告訴你，你要對我感恩。怎么想都覺得有點二百五，這是往小處說;往大處說，意思就有些不對勁了：我們不是一伙的，我幫了你，你要對我感恩。

　　不應該呀。有著西藏地區改革開放起點之稱的1980年中央西藏工作座談會，里面就很明確地要求，不要以“恩人”自居。雖然其中表達得有點怪，基本意思倒是清楚的，共產黨、人民解放軍解放西藏，進行民主改革，開展社會主義建設，這是理所應當的事情。

　　其實，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革命和建設的過程中，歷來都在努力防止出現這種要不得的思想，我們國家的土改進程中，之所以要進行階級斗爭，就是為了防止恩賜觀點的出現。這在西藏地區的民主改革中同樣，日喀則“分工委……嚴肅地指出，民主改革不能搞自上而下的恩賜，而是要充分發動群眾，提高群眾的覺悟，達到徹底推翻封建農奴制度，解放生產力的目的;推翻封建農奴制度，并不是從肉體上消滅農奴主，只要放棄了剝削，還是有前途的，不用擔心群眾不諒解、生活受影響。”(王鑒，<年楚河作證>，載北京建藏工作者協會編，中國藏學出版社2013年出版《親歷西藏民主改革》，P201)

　　這種思想還體現在對外關系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印行了1979年《宣傳動態(選編)》，其中5月7日第13期的宣傳動態有這樣一則：“最近，在宣傳對越南自衛還擊戰的偉大勝利時，出現有越南‘忘恩負義’的說法。在越南人民反抗侵略、爭取民族解放的正義斗爭中，我國曾經給予了巨大的無私的援助。這是取得勝利的社會主義國家和人民應盡的國際主義義務。我們從來不把它視為施舍的恩賜。所以，在揭露越南領導集團時，不宜用‘忘恩負義’一類的語言。”(P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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