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面《張賢亮的“小腳文化”究竟是個啥文化？》中，大于提醒各級黨委和政府如果真正想發展社會主義文化，還是按中央《決定》說的“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發揮人民在文化建設中的主體作用”去做比較好，盡量不要接受張賢亮這種文化人的指導。因為，我們需要發展的不是“做鬼也幸福”的馬屁文化，不是“裹小腳”的狗屁文化，也不是“要錢不要臉”的雞的屁文化，而是人民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
之所以作這種提醒，不僅是張賢亮這種文化人與社會主義文化沒有共同語言，而且這種人的人品也不能讓人放心。有網友講張賢亮曾經說過：“我是很敢說的，只要給我一個平臺，就無所顧忌，滔滔不絕”。過去聽說過有人對他編造自己的歷史打過假，沒興趣有去了解其假的程度。但是看了他關于“怎樣理解十七屆六中全會決議”的講座后，就知道他是真正的“敢說”了。他不僅敢把罪惡的“裹小腳”陋習說成是女人“順應人的本性”的“愛美的天性”文化，而且還敢對眾所周知的事情無所顧忌的“信口雌黃”。如在這個講座中他說的：“文革對中國在政治經濟上造成的傷害大家已經很清楚，但對在文化思想上的殘害的認識還不夠。從1966年‘停課鬧革命’到1977年恢復高考，中國竟然整整10年沒有大學教育，學者教授都被迫放棄專業下鄉勞動，這在人類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
其它的不說，這個“中國竟然整整10年沒有大學教育，學者教授都被迫放棄專業下鄉勞動”是歷史事實嗎？
“百科名片”上的一些內容已經是很“特色”了，看看它對那10年大學教育是怎么說的——
1968年7月21日，毛澤東在《人民日報》關于《從上海機床廠看培養工程技術人員的道路（調查報告）》的編者按清樣中加寫了這樣一段話：“大學還是要辦的，我這里主要說的是理工科大學還要辦，但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走上海機床廠從工人中培養技術人員的道路。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到學校學幾年以后，又回到生產實踐中去”。這段話后來被稱為“七二一指示”。次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這篇調查報告和編者按語。編者按語說，這個調查報告“提出了學校教育革命的方向”。同年9月，為了貫徹“七二一指示”。上海機床廠創辦了“七二一工人大學”，規定學制為兩年，學生畢業后仍回廠工作。此后，“七二一工人大學”的這種學制和教學模式逐步向全國的工礦企業推廣。 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轉《北京大學、清華大學關于招生（試點）的請示報告》，決定廢除考試制度，“實行群眾推薦、領導批準、學校復審相結合的辦法”，招收工農兵學員，并決定先在以上兩校進行試點。以北大為例，當年共招收正式生（不含短訓班）2392人，其入學文化程度分別為：高中171人，初中2142人，小學79人。1972年春，北大、清華招生試點的經驗在全國高校大面積推廣。1973年，國務院批轉《關于高等學校一九七三年招生工作的意見》，文件指出：“在政治條件合格的基礎上，要重視文化程度，進行文化考查”。這種招生模式一直延續到1976年。資料顯示，1970至1976年全國總共招收工農兵大學生約82萬人。其中的清華大學7年內一共招收6屆學員，到1981年最后一屆畢業，學校共培養畢業生16353人；其中普通班13671人，進修班2469人，專科班213人。
在這個問題上，大于曾經寫過一篇《曾經的工農兵大學生——“不拘一格降人才”》，其中說到：網上一搜，沒想到在1970至1976年短短幾年全國總共招收的82萬工農兵大學生中出現各種各樣的人才還不少，并且列舉了敬一丹（1976年 北京廣播學院）、賈平凹（1972年 西北大學）、王石（1974年 蘭州鐵道學院）、彭實弋（彭湃烈士的侄子 1971年 山東大學）、 梁曉聲（1974年 復旦大學）、孫玉璽（1973年 北京外國語大學）、李銀河（1974年 山西大學）、周小川（1972年 北京化工學院）、萬鋼（1975年 東北林業大學）等人物。（還有不少兩院院士就不列了。）
把上面內容與張賢亮說的“中國竟然整整10年沒有大學教育，學者教授都被迫放棄專業下鄉勞動”一比較，就知道這個“勞改二次，坐牢22年”的張右派是如何的“敢說”了。如果說什么東西“絕無僅有”，他這種無所顧忌的“信口雌黃”才真是“絕無僅有”。大于平常與人交際，只要發現一個說了一次假話，就再難相信這個人。像張賢亮這種人品的文化人，千萬相信不得。如果黨委和政府相信了這些“信口雌黃”的東西，除了去發展“裹小腳”的狗屁文化，還能夠發展出什么好文化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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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清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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