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歐元區國家的主權債務危機愈演愈烈，威脅歐元和歐元區國家的經濟發展，而美國由于糟糕的經濟業績也引發民眾的不滿甚至爆發了示威抗議，威脅著社會的穩定。整個西方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日子都不好過。而作為新興經濟體的領頭羊——中國的經濟發展狀況和主權貨幣的穩定不僅影響著中國還輻射至全世界。

    長久以來一直堅挺的美元和萬眾期待的歐元在2008年的金融海嘯之后由于其經濟體的不良表現，受其拖累一直處于疲軟、負面預期的狀態，而中國經濟發展的良好勢頭為其主權貨幣——人民幣提供了堅強的保障。人民幣宛若一顆新星冉冉升起。但作為一個身處其中的普通中國老百姓，東方不得不說人民幣面臨生死危機！這不是聳人聽聞，而是繁華表象下的殘酷現實。中國經濟有著結構性矛盾和隱藏危機，人民幣面臨泡沫化和債務化的風險。

    決定一個國家制作什么樣的飛機不是飛機設計師而是發動機制造著；決定一個國家經濟的好壞不是經濟師而是工農業者。

    美國為什么面臨經濟困境、債務危機？想想二戰之后美利堅的強大、經濟的繁榮。二戰使西歐各國遭到嚴重削弱，美國遠離戰場，沒有受到戰爭的破壞，在戰爭中通過貸款、出賣武器、后勤物資等，獲取了大量財富。戰后，美國大力拓展世界市場，應用最新科學技術成果，革新生產技術，發展新興工業，促進了經濟的穩定發展。美國資產階級還向世界各地輸出資本，擴大海外市場，賺取高額利潤。美國利用其強大的經濟勢力，不斷對世界各國特別是西歐各國、日本等進行滲透，企圖控制這些國家。通過“布雷頓森林體系”和關稅與貿易總協定控制國際金融和世界市場，使西歐、日本等國不得不唯美國馬首是瞻。美國還憑借其經濟勢力，大肆推行強權主義政策，使整個世界動蕩不安，難以穩定。

    經過短暫的恢復后，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在加強國際經濟聯系的同時，充分利用現代科學技術的先進成果，提高勞動生產率，發展新興產業。各國政府還紛紛加強對經濟的宏觀指導，積極發展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利用國家的力量推動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西歐國家憑借原有的經濟技術基礎，大力發展本國經濟。1973年，中東產油國大幅度提高石油價格，引發了資本主義世界戰后最嚴重的一次經濟危機。經濟危機使美國經濟出現衰退，危機結束以后，又進入“滯漲”階段。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發展不平衡，歐洲共同體國家和日本在許多領域趕上和超過美國。

    此時的美國正全力和蘇聯進行冷戰，全面的軍備競賽不僅拖垮了蘇聯而且也重傷了美國。而尼克松總統宣布“新經濟政策”使美元與黃金脫鉤，“布雷頓森林體系”終于解體，美國的經濟霸權出現危機。

    1991年蘇聯解體，冷戰結束。美國狂收冷戰紅利，調整戰略，經濟上以互聯網為標志的新型高科技產業引領了整個90年代的經濟發展。此時的歐洲迅速整合，由“歐共體”整合為經濟、政治一體化的“歐盟”，終于在1999年成立了歐元區，邁出了歷史性的一步。而日本遭受“金融核彈”的襲擊一蹶不振，整個90年代經濟停滯、政治混亂，被稱為“失去的十年”。

    然而，進入21世紀，特別是2008年之后，西方資本主義發達國家怎么輝煌不再，世界老大美國怎么窮得發生債務危機了呢？

    華爾街的貪婪、金融監管的缺乏、流動性的泛濫等等都是本輪金融危機形成的重要原因，但只是問題的表象。馬克思主義關于資本主義生產相對過剩的理論仍然可以對此給予經典的解釋。事實上，美國自覺或不自覺地制造和利用了經濟泡沫，形成和引爆了泡沫經濟，其影響是復雜和深遠的。

    上世紀90年代克林頓政府時期，美國實行寬松的貨幣政策，致使大量資金進入市場，促成了“新經濟”的繁榮。誰也不會否認互聯網等現代信息技術產業的確是“新經濟”，科技也的確能夠創造財富，這不是神話，是事實。即使在暫時不能創造利潤或低利潤的時期，納斯達克機制也有助于不斷吸納社會資金和資源，催生新興產業。這本身就是風險投資機制的意義所在。從這個意義上說，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經濟泡沫是必然存在的，也是應該和允許存在的，甚至可能是產業進步的階梯。問題的關鍵在于經濟泡沫必須在可控范圍之內；超出可控范圍則經濟泡沫演變為泡沫經濟。

    事實表明，現代信息技術要轉化為持續不斷創造價值和利潤的產業，必須經歷一個“鳳凰涅磐”的過程。在納斯達克泡沫演化的過程中，人們認為這些“新經濟”公司所擁有的價值，以及它們在證券市場上的交易價格，遠遠超過了它們實際創造的價值。這既造就了“新經濟”的繁榮，也埋下了泡沫不斷形成的隱患。到最后階段，許多此類公司之所以產生，其目的已經不再是創造價值并因此而獲取利潤，而是直接上市交易以獲取超額回報。此時，“新經濟”公司究竟是什么甚至都已經不重要了，它或許是一盆君子蘭，或許是一噸綠豆，重要的是交易鏈在繼續：有人以更高的價格收買。而之所以有人愿意以更高的價格收買，也不是因為它們能夠創造價值和利潤，而是其價格繼續走高的預期。

    在這一“博傻”游戲中，大量資金、資源、技術、勞動力等生產要素流入了根本不創造價值和利潤的實體和領域。經濟泡沫已經徹底失去了控制，成為隨時可能崩潰的泡沫經濟。泡沫經濟的最終崩潰與其說是摧毀價值，不如說是使生產要素無效組合的事實最終顯露出來。泡沫破裂之后，那些本來就不應該存在的公司解體，釋放出資金、資源、技術、勞動力等生產要素，生產要素開始新一輪的組合。

    美國以刺激經濟為目的的貨幣政策也是泡沫形成的重要推手。在這一領域，抵押貸款的證券化進一步推動了這一“借錢買房”的進程。華爾街的“金融創新家”們將這些抵押貸款收購過來，像賣蘿卜、白菜一樣好壞搭配、切割打包，聲稱如此即降低了風險，更確切地說是降低了抵押貸款操作者的風險，因為他們與貸款最后是否能夠償付已經脫鉤了。信用評級機構則將它們評估為優質資產，因為評級機構的利益也在其中。持續多年的低率政策不僅使美國，而且使全球充斥著大量美元。這些美元可能因為貿易盈余而大量積聚在相關國家的銀行和金融機構，正苦無出路，在逐利或避險的驅動以及美國房地產和整體經濟將持續繁榮的預期下，幫助這些打包資產實現了“華麗轉身”。這其中，當然有很多相信“房價不倒”的美國人和金融機構。不過，歐洲、日本以及部分新興經濟體的買主也深陷其中。

    總之，這一惡性循環的鏈條使新一輪經濟泡沫愈演愈烈。當然，泡沫終將破裂。其實，早在金融危機爆發前幾年，就有對沖基金開始賣空美國“次貸”。雷曼兄弟公司的倒臺不過是標志性事件而已。美國最后迎來的是股市和房地產市場的雙崩盤，以及由此導致的自大蕭條以來的最嚴重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

    如果，僅僅就是這樣，那美國還遠不至于今天如此，1929年至1931年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之后，西方不也恢復了元氣嗎？那今天的歐美國家還能繼續往日的輝煌嗎？恐怕很難，因為經濟或者說財富創造的能力在西方已經大不如從前，他們的入不敷出和超前消費和產業空心化嚴重透支了財富的創造能力，泡沫破滅之后是哀鴻遍野！

    所謂“產業空心化”，是指以制造業為中心的物質生產和資本，大量地迅速地轉移到國外，使物質生產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明顯下降，造成國內物質生產與非物質生產之間的比例關系嚴重失衡。在一些高度發達的國家和城市，產業結構在一定發展階段會出現的一種趨勢：非物質生產的服務性產業部分的比重遠遠超過物質生產部分的比重而成為國民經濟的重要部門。

    如果按三次產業的劃分，世界產業結構演進的一般趨勢是：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技術的進步，第三產業的發展逐步超過第一、二產業，最終形成以第三產業為主體的產業結構。這種演變趨勢是合乎規律的。但隨之而來的問題是出現了產業的空心化現象。

    出現產業空心化的原因主要是：高度發達的國家和城市，由于追求完善的經濟服務，使得大部分物質生產部門都轉移到了欠發達的國家和城市。

    以制造業為代表的第二產業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大幅下降，第三產業比重迅速上升，超過了第二產業，以至大于一、二產業之和。有人認為第三產業比重超過 60%，即是產業空心化；

    物質產品、特別是工業制成品的出口明顯減少，進口逐漸增加并超過出口，以致出現國內物質需求依賴外部進口的供求結構，造成貿易收支（主要是工業品貿易收支）惡化甚至轉向逆差。美國在這方面是很典型的。

    制造業職工人數的下降，這本身不是壞事，它可能反映技術進步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但這只是問題的積極一面，同時還有消極的一面。即制造業的萎縮，意味著社會經濟基礎的削弱。而失去了工業基礎，不可能有一個繁榮的服務性社會，也不可能有技術進步。因為技術進步，大多數是在高度發達的生產過程中產生的，而不單是在實驗室中就能產生的。美國近二三十年來服務業的大發展，正是在這一時期以前和這一時期間工農業大發展的前提下才成為可能。如果制造業長期萎縮下去，“空心”下去，服務業的興旺局面也許可維持一段時間，但終究要垮下去。

    19世紀中期，英國曾經依靠其“世界工廠”的地位，使其經濟發展創造了歷史上的最高水平，同時也成為世界的金融中心。但隨后，英國工業資本大舉對海外投資，20世紀初，英國海外投資一度超過國內投資的規模，致使英國國內工業生產，從 19世紀末期開始下降，技術進步速度明顯放慢，最后被美國和德國超過，從“世界工廠”跌落為工業品進口國。從此以后的半個世紀內，雖然還保持了金融方面的領先地位，但以后也被紐約所取代，隨后又被東京超過。美國今天正在重蹈英國的覆轍。如果制造業一直下降，金融服務業中心有一天將轉移到日本。實際上，作為世界金融中心，美國現在已經趕不上日本。

    美國的財富和實力，只有靠組織和控制物質生產，才能得以維持。制造業大量向外轉移，不是取勝的長遠戰略。因為這樣雖可降低一些成本，卻不可能解決國內生產效率問題，而且將使美國廠家無法控制其所不能生產的產品。可行的戰略是振興制造業，將發達技術與熟練工人、富有創新的管理結合起來，用調整生產結構、采用高新技術、更新設備等，來降低生產成本，提高效率，形成高工資、高生產率的經濟。

    當然，從目前來看，美國產業的空心化，還沒有改變美國的整個工業面貌，其制造業仍有著比較雄厚的基礎，在科學技術和某些工業領域，美仍居于領先地位。這說明產業空心化是一個長期性的問題，它必須經過從量變到質變的轉化過程。日本現在已經在走向產業空心化，其表現是資本大量外流，一些非生產性服務業膨脹，國內物質生產和投資不振，只是尚未達到嚴重的程度。

    當造血機能破壞殆盡，營養不足的貧血患者若不及時治療，死亡只是時間問題。而沒有了強大的實體經濟作為保障，再堅挺的貨幣也將退出歷史舞臺。

    當今世界的游戲規則是由老牌資本主義列強所指定的，在這個游戲中他們便宜占盡，卻也害了他們，歷史上的強大帝國毀滅、文明消失無不是從民族、國家自身的腐敗墮落開始的。而西方正在重蹈覆轍。

    目前，由于美國的全球“霸主”地位，尤其是有美元作為國際貨幣的支撐，美國尚有能力在其他各國逐步退出刺激政策之時，繼續推出新一輪刺激計劃。但是，美國沒有多少貿易盈余，美國人也沒有多少儲蓄，美國政府的負債水平高于歐盟和歐元區的平均負債水平。當美國繼續刺激經濟時，它其實是通過繼續負債制造新的增長，這其中既有真實經濟的一面，也有進一步形成經濟泡沫的一面。從理論上說，只要你花足夠多的錢，經濟肯定是能恢復增長的。至于這樣的增長在多大程度上是足夠高效的，是可能產生利潤的，是能夠促進就業的，最重要的，是能夠創造價值和社會福利的，這就是另外的話題。

    嚴格地說，增長更多地代表生產能力和經濟規模，而不反映效率、利潤、就業、價值以及福利。我們可以提出“西西弗斯經濟”這一概念：只要你花足夠多的錢，西西弗斯就可以把石頭推到山頂；當石頭滾落山底，他又繼續把石頭推到山頂。如此往復，經濟持續增長，“西西弗斯們”獲得就業并消費。盡管這樣的增長無關效率、利潤、價值以及福利，但經濟畢竟增長了。

    當然，世界上沒有絕對的“西西弗斯經濟”，正如也沒有完全的真實經濟一樣。在負債增長的過程中，即使是經濟非真實的一面，也可能有助于吸引全球資金在逐利和避險的雙重驅動下向美國回流，從而進一步推動美國經濟的增長，甚至催生、推動更有效率，更能創造利潤、就業、價值以及福利的產業的發展，其增長真實的一面可能超過泡沫的一面。

    至于負債，它本身從來都不是什么問題；有問題的是不創造福利、價值和利潤的負債。美國在19世紀同樣有過巨大的經常賬戶赤字，但那是美國經濟發展最好的時期之一，1872年左右美國還超過英國一躍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原因就在于這些負債投資到了大量創造價值和利潤的、有效率的部門，這些價值和利潤不僅足以償付債務，而且可以用于新的經濟發展。

    那么，今天美國的經濟刺激計劃在刺激什么呢？這就是美國尋找到的新的經濟增長點，包括基礎設施建設，想定中的低碳經濟（包括新能源經濟），以及美國的再工業化與出口倍增計劃等等。其中，基礎設施建設最現實、最直接，可望盡快推動增長、促進就業，并為美國經濟的未來發展打下良好基礎；想定中的低碳經濟，包括新能源經濟，可望引領美國經濟出現革命性的變革，最具增長前景和潛力，但也最可能成長為新的經濟泡沫；再工業化與出口倍增計劃則困難較大——我們很難想象，在一個平均每戶擁有2—3輛汽車的國家，消費還能刺激到什么程度；在一個各國都面臨有效需求不足的世界上，除了軍火，再工業化的美國又能夠把產品出口到哪里去。

    負債遲早要償還，要么通過負債創造的價值和利潤，要么通過新的舉債。對美國來說，這兩種可能性都是存在的，但最根本的還是要靠前者。從資金、資源、技術、勞動力等生產要素角度以及當前美國經濟刺激的投入方向來看，美國的確有創造出新一輪“真實經濟”的可能。美國經濟“真實”的程度越高，美國的債務壓力就越能日益緩解。前者的程度越低，美國經濟越不能依靠自身創造的價值和利潤償還債務，則新的舉債壓力就越大，舉債成本越高。

    在后一種可能性的演變過程中，盡管社會總體利潤、價值、福利并沒有增加，但由于大量借貸資金的流入，GDP仍可持續增長，資產價格和股市可能迅速回升。美國的西西弗斯們可能發現自己生活依然窘迫，但卻似乎重新“變得”、或被認為重新“富有”起來。這種生活緊張與富裕幻覺交替演進，直至清算的一天到來：資金鏈斷裂，無法借到新債并償付舊債，“西西弗斯經濟”無法維持增長，資產價格短時期內再度復位，一切再度打回原形。清算的對象既包括美國人，也包括國際債權人，因為美國已經通過負債將刺激經濟的代價在相當程度上進行了國際轉移。

    這種最壞的想定幾乎就是一個國家級或者說世界級的“龐氏騙局”，也是泡沫經濟的典型演變過程。

    通過美國的種種表現，后者成為其首選，而且有了中國這樣的冤大頭不斷購買美國國債，“中美國”的殖民經濟模式就像一劑慢性毒藥漸漸損害美國的造血功能，使其慢慢餓死。這不是中國的戰略陰謀而是美國的自作自受。

    而養尊處優的歐洲人怎么也陷入債務危機了呢？

    歐元區的各個國家經濟差距較大，區域之間發展極不平衡。其中，德國、意大利、法國等國家經濟較為發達，而希臘、愛爾蘭等外圍國家經濟較為落后，德國的GDP占歐元區GDP總規模的20%，德法意三國占比更是高達50%。在成立歐元區之后，德意法等核心國利用制度的原有優勢、技術和資金優勢，乃至所謂“地區意識和價值優勢”，享受著地區整合和單一貨幣區域的好處；而在歐元區核心圈的外圍，希臘、愛爾蘭等國形成了比較劣勢帶。在單一貨幣區內，統一的貨幣政策更加傾向于德意法等國家的經濟目標，從而導致區域發展不均衡現象愈發嚴重。

    首先，希臘、愛爾蘭等國資源配置的不合理以及配置效率的低下導致經濟較為脆弱，受金融危機影響較大。希臘等國進入工業化的時間較短，且受自然資源的限制，因此整體結構不盡合理，對工業制品進口依賴度較大，其出口產品以農產品、資源性初級加工產品以及金屬制品為主，缺少附加值較高的技術密集型產品。隨著亞洲新興國家的崛起，其低附加值的出口產品受影響較大，歐元的升值也打擊了其出口，導致貿易赤字逐年擴大。希臘的勞動力、能源等生產要素市場競爭不充分，資源配置效率不高，處于壟斷地位的希臘公共企業改革阻力較大，公用事業市場開放相對滯后。希臘的國有企業不僅自身效率低下，服務質次價高，成為財政包袱，而且政府為了拉攏選民，贏得大選，還不得不大力擴展公共部門，進一步降低了資源配置效率。愛爾蘭從加入歐元區以來，一直被譽為歐元區的“明星”。在次貸危機以前，其經濟增速一直顯著高于歐元區平均水平。但是愛爾蘭的經濟以出口為主，比重占整個國家經濟的70%，這意味著愛爾蘭出口的提高是以降低其國內消費為代價的，愛爾蘭經濟過度依賴出口行業導致愛爾蘭在次貸危機后遭受重創。

    其次，稅收制度上的缺陷導致經濟波動風險增加。希臘的地下經濟規模世界聞名，據世界銀行2003年的報告，希臘地下經濟占GDP總量的比例高達35%左右，希臘政府每年因偷逃稅行為損失的財政收入至少相當于國內生產總值的4%。與希臘不同的是，愛爾蘭采取了低稅率政策來吸引外商投資，其企業稅率只有12.5%，而德國是30%，法國是33%。低稅率一方面減少了政府收入，另一方面在經濟繁榮時期導致過大的貨幣流動量，使得經濟泡沫化，而在次貸危機爆發后，FDI的流出更對經濟造成了較大打擊。

    希臘90%的家庭財富是以房地產形式存在的，私人住宅投資占希臘投資的20%左右。在經濟發展過程中，西班牙同樣也出現了房地產泡沫。金融危機前的2007年，西班牙的地產產值占到當年GDP的17%、稅收的20%，建筑業從業人員占全國就業人數的12.3%。西班牙外資12個月累計投資房地產總額占GDP的比例在2003年一度達到90%，經濟危機爆發后，FDI大量流出，目前該比例僅為35%。

    愛爾蘭的情況略有不同。愛爾蘭采取了較低的稅率吸引大量的FDI，加上每年的貿易順差，導致流動性泛濫，房地產價格連續10年上漲，泡沫嚴重。截至2009年，愛爾蘭吸引外國直接投資金額的存量達2100億歐元；另外愛爾蘭每年都存在大量的貿易順差，2009年的貿易順差是387億歐元，這兩項合計就是2487億歐元。從2000年開始，愛爾蘭房價指數一路飆升，到了2007年，該指數從70上升到140。

    房價上漲對居民形成正財富效應，提高了消費者信心，居民消費增加又帶動了經濟增長。但在金融危機的沖擊下，房地產泡沫破裂，導致失業率高企，銀行業壞賬率激增。在此環境下，債務危機的爆發難以避免。

    19日，國際評級機構標準普爾公司將意大利長期主權債務評級下調一級至A/A-1，前景展望維持負面，理由是該國經濟增長乏力和政局不穩的情況，將增大其應對債務危機的難度。消息傳來，全球金融市場應聲下跌，令本已面臨債務危機嚴峻考驗的意大利經濟雪上加霜。

    意大利是截至目前債務評級遭下調的最大歐元區國家，其公共債務規模已經超過1.9萬億歐元，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高達120%，在歐元區中僅次于希臘。受來勢兇猛的希臘債務危機的連累，投資者對意大利償還債務能力的信心也產生了動搖。今年7月以來，意大利金融市場出現大幅動蕩。作為歐元區第三大經濟體，意大利一旦發生債務違約，不但將波及西班牙、葡萄牙、愛爾蘭等債務狀況不佳的國家，令整個歐元區面臨土崩瓦解的風險，還會嚴重沖擊全球經濟的復蘇。

    總結歐美金融經濟危機，我們可以看到，他們在自己制定的游戲規則中漸漸沉淪，喪失了國家財富產生和經濟持久增長的能力，一旦危機襲來，基礎掏空的空中樓閣猶如風卷殘葉不知路在何方。

    說了這么多西方的經驗和教訓，對于中國來說也將受益匪淺。雖然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但高物價、高通脹，金融領域的巨大泡沫以及基礎性問題時刻威脅著中國經濟和人民幣的穩定。

    一：經濟基礎的危機威脅“大樹的茁壯成長”。

    受融資、用工成本增高以及原材料價格波動大等因素影響，當前沿海中小企業面臨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的新一輪生存困境。盡管斷言沿海中小企業“倒閉潮”為時過早，但受多重因素困擾，部分企業事實上已經處于“假倒閉真停擺”狀態。一些面臨生存危機的中小企業已經開始轉離主業，而另一方面，在沿海一些地區出現了傳統制造業萎縮而新興產業還未培育，大量中小企業對炒樓炒股滿懷熱情，而投資實業積極性不高，不少企業外遷出省、出國，出現了“產業空心化”苗頭。

    中國投資環境的惡化使資本轉向金融、地產、股市等高風險高回報的領域，而人民幣的超量增發使市場流動性過剩，結果實體經濟萎縮，虛擬經濟泡沫加劇，而政府在投資環境沒有明顯改善的情況下打壓地產、股市只會適得其反，我們看到不僅金融市場火爆異常，資本轉向了民生領域，帶領物價飛漲，老百姓苦不堪言，對政府怨聲載道。

    根據統計數據，2007至2010年中國企業500強中，制造業營收總和占40%以上，利潤額只有30%左右；而“工農中建交”五家國有商業銀行營收總額只有6%左右，利潤總和卻占27%。

    實業企業與商業銀行、房地產企業存在懸殊過大的利潤差距，長此以往，我國制造業將可能出現“空心化”趨勢。制造業是真正的強國之本，制造業是其他任何產業都不能替代的。縱觀世界歷史，如果沒有制造業的崛起，哪會有真正的大國崛起？目前制造業呈現出的“空心化”現象值得警惕。

    不僅是制造業出現危機，作為國民經濟的基礎——農業也是危機四伏，不得不讓人擔憂。今年中秋節時，新聞媒體都關注了農村的“空心化”問題。

    目前，農村殘存著“386199”部隊（婦女、兒童、老人）來從事農業生產。

    農村中的有文化的青壯年勞動力流向城市工作，造成農村人口在年齡結構上的極不合理分布；同時由于城鄉二元體制和戶籍制度的限制，以及村莊建設規劃的不合理，導致村莊外延的異常膨脹和村莊內部的急劇荒蕪，形成了村莊空間形態上空心分布狀況。這主要是因為農村勞動力大規模向城市轉移的結果。九十年代初以來，農村勞動力的跨地區流動日趨活躍，并逐漸成為農村勞動力轉移的主要形式。

    毫無疑問，農村勞動力轉移對于分流農村人口，加速城鎮化建設，促進城鄉一體化都有巨大作用。但是它也給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速度和規模，是依據國民經濟發展的需要和可能以及農業自身的承受能力來決定的，轉移超出或不足，都會對農業生產造成消極影響，形成農村現代化建設和農業的可持續發展的巨大的隱患。

    農村勞動力轉移導致轉移戶留守勞動力，尤其是婦女勞動力土地經營面積的增大，大大提高了他們的勞動量和強度。從調查的結果看出即轉移戶要耕種的地是無轉移家庭勞動力的2倍多。這使他們一年疲于田間勞作，加上照顧家里老小，無暇顧及知識提高，觀念更新和技能的訓練。因而在農業生產上，投入的勞動力和技術質量不高，特別注重化肥投入來提高產量。但是由于缺乏其它配套的生產技術，農業產量提高的效益不是很明顯，反而化肥的投入比非轉移戶高出了近40%。這不但造成化肥的浪費，而且會加劇農村面源污染，影響農業的可持續發展。

    而傳統家庭結構的崩潰和新型結構的缺位也將引發深刻的社會危機影響可持續發展。

    中國“世界工廠“地位的確立和充足、廉價的勞動力密不可分，然而，如今巨大的人口紅利即將消失，沒有了充足的勞動力創造社會財富，經濟如何發展？

    需要指出的是，“紅利”在很多情況下和“債務”是相對應的。“人口紅利”也不例外。具體來看，與人口紅利相對應的人口負債就是不斷加速的人口老齡化的影響。人口老齡化將會從多個方面影響到我國經濟的持續增長能力。首先，老齡化會帶來社會撫養比不斷提高，勞動力的負擔和成本加大；其次，老齡化會加大消費性人口比例，降低生產性人口比例。第三，勞動力年齡結構老化將嚴重影響到勞動生產率。上述三個方面的影響都會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經濟的競爭能力，并進一步影響到經濟可持續增長的活力。

    而中國經濟發展的另一代價就是資源的枯竭和生態環境的破壞，這不僅威脅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還嚴重威脅子孫萬代的生存與發展！

    中國資源整體豐富，除去人均少得可憐，再加上資源的浪費和非有效利用制約著國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其中以水資源危機和能源危機最為凸顯，不得不引起我們的警示。

    改革開放30年，中國的工業化進程更加突飛猛進。從1990年到2001年，中國石油消費量增長100％，天然氣增長92％，鋼增長143％，銅增長189％，鋁增長380％，鋅增長311％，十種有色金屬增長276％。這樣的消耗速度，迅速耗盡了國內的資源。中國人口占世界21％，但石油儲量僅占世界1.8％，天然氣占0.7％，鐵礦石不足9％，銅礦不足5％，鋁土礦不足2％。到今天，我們已經不可能靠國內資源來支撐今后的發展。從消費總量看，到2010年，我國的石油對外依存度將達到57％，鐵礦石將達到57％，銅將達到70％，鋁將達80％。

    我國的國內資源再也難以支撐傳統工業文明的持續增長，我國的環境更難以支撐當前這種高污染、高消耗、低效益生產方式的持續擴張。我國現有荒漠化土地面積267.4萬多平方公里，占國土總面積的27.9％，而且每年仍在增加1萬多平方公里；我國18個省的471個縣，近4億人口的耕地和家園正受到不同程度的荒漠化威脅；我國目前的廢水排放總量為439.5億噸，超過環境容量的82％；我國七大江河水系，劣五類水質占40.9％，75％的湖泊出現不同程度的富營養化；我國600多座城市中有400多座供水不足，其中100多個城市嚴重缺水；我國尚有3.6億農村人口喝不上符合衛生標準的水；我國廢氣中二氧化硫排放量為1927萬噸，煙塵排放量為1013萬噸，工業粉塵排放量為941萬噸，人民身體健康受到嚴重損害。

    沒有可靠的發展基礎，談何經濟騰飛、人民幣的國際化？然而，危機不僅于此。

    二：新殖民經濟掏空中國人民的財富。

    買辦亦稱“康白度”（葡comprador）。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中，替外國資本家在本國市場上服務的中間人和經理人。原指歐洲人在印度雇用的當地管家。在我國，指外國資本家在舊中國設立的商行、公司、銀行等所雇用的中國經理。

    由于買辦內奸遍布朝野，我重要經濟信息總是對外單向透明，無密可保。以致在對外經濟合作中總是彼知我而我不知彼，我常因此而受重大損失。

    在國際市場上，以我大國購買力，理應占有大戶優勢，甚至支配市場；本應我大量買了何物，該物才漲價，賣了何物，該物才降價；但因我內奸之故，重大經濟情報總是提前外泄，以至于我總是剛要買什么（還沒買），就已傳遍全球，該物價格隨即暴漲。我重大經濟決策也是如此，國外總是在第一時間就已知曉，先我而動。

    由于我在入世農業談判中對美讓步過大，大豆等農產品進口關稅僅3％。致使控制著國際大豆貿易的四大跨國糧商（ABCD：三家美國公司和一家法國公司）能以低價向我傾銷巴西和阿根廷轉基因大豆。形成其壓價收購南美大豆，中國人大量消費大豆，美國人決定轉手利潤的格局。

    在美國施壓下，“中國大豆采購團”2004年3月前往美國集體采購，美國乘機操縱市場，大豆期貨從220美元／噸暴漲到391美元／噸。當中國企業的代表們簽下了高價進口合同離美后。美方卻發布報告：新的統計數據顯示，04／05年世界大豆產量將大增。國際大豆價格隨即又暴跌50％。中國絕大多數榨油企業由此被送上絕路，虧損高達60億元。隨后，跨國糧商對幸存的中國油脂企業趁機大規模并購，1000多家內資榨油企業瞬間煙消云散。四大糧商從此控制了中國85％以上的實際加工總量。 這樣，四大跨國糧商在控制了國際大豆貿易及定價權后，又完全控制了我國內大豆加工業、貿易及定價權。然后他們就利用其壟斷地位壓價收購，致使我大豆種植業瀕臨被徹底剿滅的厄運，農戶紛紛破產而改種其它作物，大豆種植面積已下降一半，只剩940萬公頃。晚清洋人控制我大宗商品貿易，壓價收購，高價賣出，而榨取壟斷暴利的歷史終于又重演了。

    建國后我汽車工業從無到有從小到大，一汽、二汽等國企本已具相當技術能力，然而90年代后全部走上合資以市場換技術道路，現已基本喪失自主研發能力，每年向外國合作方支付巨額技術轉讓費。若無奇瑞、吉利等民族企業崛起，我汽車工業早已徹底淪為受制于外國的低技術裝配車間。

    早在80年代，我國科研人員僅用3.5億元人民幣就成功研制出大型客機“運十” （造出三架樣機），但僅因缺少3000萬元資金就于1985年慘遭人為扼殺。致使我至今每年仍要花費巨資進口大型客機。軍隊也因此而無自己的大型運輸機及以此為平臺的加油機和預警機等（國產空警2000預警機還是以俄制伊爾76為平臺）。

    鐵道部自現前部長劉志軍上任后，將八種我自主研發可立即實現產業化的國產高速列車機車全部封殺，其中包括最高時速可超過320公里，而研制費僅1.3億元的 “中華之星” ，“中華之星”悲壯地成了“運十”第二。然后，鐵道部一下子引進了日本等國好幾百臺并不先進的機車，擠掉了民族產業的國內市場。現在我機車制造業都成了合資企業，與汽車一樣，都是外國零部件的組裝車間。

    鐵道部的買辦無端限定自主開發的高速列車（樣車）只許跑160公里/小時速度，目的是為進口200公里/小時以上速度的高速列車制造借口，使國產列車機車永遠沒有機會進入高速鐵路的運輸市場。

    在青藏鐵路機車招標中，鐵道部不許國產機車單獨投標，而只能作為外國公司的附屬參與。于是78臺美國通用公司（GE）原裝內燃機車中標進口。GE車價格比我國專為青藏鐵路研制的“雪域神州”號內燃機車貴一倍多，但無論其功率、性價比還是安全可靠性，GE都遠不如“雪域神州”。在累計150萬公里的運行過程中，已投入使用的18臺GE機車和ITCS控制系統共發生包括制動器失靈、柴油機連桿斷、丟車等等重大安全質量問題16個。盡管如此，鐵道部卻有意對之低調處理。對比他們當年對“中華之星”和“雪域神舟”的苛刻要求，真有天壤之別。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中國電力機車工業因買辦勢力的破壞在國內雖失去大量市場。但多家中國機車廠的產品卻能大量出口到國外，并受用戶好評。工人們詼諧地說：“不讓咱們掙人民幣，咱就打出去掙美元。”這種幽默既自豪又悲憤，是壯志未酬的無奈，也是士氣猶存的不服！

    目前鐵道部又打算以空前規模購買1500臺裝備“外國芯”的六軸機車，其中一部分還擬整機進口。而目前我國貨運機車（包括兩萬噸重載列車的機車）已經可以國內制造，沒有任何必須進口的理由。

    除機車外，耗資超過上萬億元的7000公里高鐵工程現已陸續上馬，主要技術設備鐵道部又是嚴重依賴外國。

    外國機車列車及高鐵技術系統價格昂貴，因此已經扭虧為盈的我國鐵路運輸部門，必將又重新陷入虧損的尷尬局面。并因此而形成我財富外流的又一重要失血口。

    更為致命的是，鐵路及其車輛制造產業事關國家重大安全利益，核心技術由外國人掌握存在重大隱患。當國外敵對勢力需要時，就可能使我國高速列車、機車和鐵路網整個系統陷于癱瘓。 （以上關于鐵道部的內容參見原國家科委科技干部局局長、科技部研究中心研究員 金履忠《請端正我國高速鐵路裝備的發展方向》）

    中國市場雖大，但很大一部分屬政府采購或審批范圍。而控制這龐大市場份額的買辦們卻將這些市場資源盡可能優惠給外企而不給民族企業。除鐵道部外，其它各部門和各地方在政府采購中也普遍存在“抵制國貨”的情況。在這些采購招標中，不是以技術、價格、售后服務等綜合實力為標準，而是首先將國貨的競標資格徹底排除。（與鐵道部如出一轍）

    沒有拳頭產品，我國如何登頂世界制造業巔峰？如何真正實現崛起！不僅如此，中國入世以后，外資布局中國，先是控制中國經濟賺取巨額利潤然后絞殺中國經濟打垮戰略對手，一舉多得。

    如果說外資對快速消費品行業的收購還不足以動搖國民經濟的根基，那么，這幾年外資開始大規模收購中國支柱產業類， 出招便是瞄準排頭兵企業，如果成功，中國的機械、電機、設備行業將再次出現給外資控制的局面，這將是危及國家產業安全、導致國民經濟基礎被抽空的嚴峻后果。

    當前外資乘我國有企業改革的機會，積極并購我國各行業的骨干企業，一石多鳥，以圖控制我國主要行業的主導權，不僅獲取高額利潤，而且嚴重威脅我產業安全，傷害我國經濟發展和政治穩定，不可小視。一個具有巨大成長潛力的排頭兵企業，這樣賤賣，被外商絕對控股，嚴重損害國家利益，是任何國家的政府都不能允許的。美國政府對我國企業收購其企業十分敏感，已中止了好幾項中方的收購意向。凱雷請了美國政府高層人士為其撐腰。而我國一些學者卻以“市場決定”為理由，公開鼓吹“不要怕徐工被外資收購”。如果我們在外國的壓力下讓步，勢必損害我國政府的威信。

    在核工業領域，我清華大學自主研發的高溫氣冷堆是世界上最先進最安全可靠的第四代核電站。且于2000年12月就已完成10兆瓦實驗堆一期工程，2003年1月滿功率運行并網發電，這是世界上第一座模塊化高溫氣冷堆實驗電站。但我們卻屈從美國壓力，花600多億購買4座美國西屋公司（現由日本東芝控股）的第三代核電站AP1000。AP1000無論是從安全可靠性還是從技術先進程度都不如第四代的我國高溫氣冷堆，而且AP1000還只是一個概念，連圖紙都還沒完成；而我們的高溫氣冷堆已經是成功運行數年的實驗電站。

    核電設備是關系國家重大安全利益的戰略產業，任何一個國家都不會讓他國控制其核電技術和設施。一些中日關系專家認為，日本政治傾向攻擊性，東芝與政府間關系又非常默契。因此，中國選擇西屋技術將使中國核電安全面臨嚴重的不確定性。此舉除使西屋和東芝獲巨利外，據說還可解決5500美國人就業。我們花自己的大價錢買的是日本和美國獲巨大利益，而得到卻是自己巨大的風險。

    全國500強企業重慶鋼鐵集團的垃圾發電技術設備，是引進世界先進技術基礎上經消化創新而形成的國產先進技術，并在重慶、福州等地建設、運行起垃圾焚燒發電廠。其技術領先，價格只有國際同類產品的一半，但其市場推廣卻屢屢遇阻。發包單位某些官員完全成了外方代言人，在國產設備明明占優的情況下還大力支持設備進口。如：重鋼在競標南方某市一個垃圾發電項目中，當地負責該項目的一名官員與日本公司關系密切，一期項目1000噸/天的處理能力，花了7.5億元的巨額投資從日本進口設備。重鋼只以日方近一半的價格參與二期項目競爭，這位官員在考察到國產技術無可挑剔后，便想方設法阻撓重鋼中標。

    外匯儲備超過三萬億美元“不缺錢”的中國，卻在過去幾年“加大利用外資”的政策下、在地方更加瘋狂的“招商引資”政策下、在“將外資引入高端行業”的政策引導下，使眾多中國企業上演“城頭變幻大王旗”的游戲，眾多產業的行業主導權正在完全移手到外資控制中，這不能不說是世界產業史、中國產業史中最大悲劇。　　

    前幾年，人們還會為南孚電池、中華牙膏、小護士、蘇泊爾、德力西的被賣掉呼吁不平，但這幾年，全興股份、水井坊的被賣掉，人們都失去了關注的興趣。

    面對外資和國內買辦階級的聯合絞殺，中國經濟的健康持續發展前景令人擔憂。中國巨大的增長潛力就是被這些“國際友人”和“精英人士”與“國際接軌”了。

    三：金融安全和債務堰塞湖時刻威脅中國經濟。

    中國主權債務只占GDP的17%左右，但是，如果加上地方政府和各種隱性債務，中國政府的實際債務估計高達160%，160%是一個什么概念？我國GDP總額是40萬億人民幣，160%就是64萬億人民幣，如果再加上中國縣鄉兩級財政的債務，估計這個數字還要更加龐大，如此巨額債務，簡直令人咋舌。針對中國央行已經資不抵債的實際狀況，世界三大信用評級機構之一的惠譽公司，本月19日把中國的本幣債務評級前景展望從“穩定”下調至“負面”，也就是說，中國政府對內償債能力出現了困難，這意味著中國老百姓的銀行存款不再是一種無風險的避風港，中國老百姓的銀行儲蓄第一次也變成了風險投資。惠譽公司在解釋為什么調低中國信用評級時還指出，雖然目前中國公布的銀行不良資產率僅為1.1%，而如果把到地方貸款形成的不良資產也包括進來的話，中國銀行的不良資產率已經接近6%，達到了惠譽公司認定的銀行承受損失能力的最大值。美國惠譽公司的這個設定值還是比較可靠準確的，因為目前中國銀行業自有資本充足率也就只有5%，目前6%的不良資產率意味著銀行的自有資本已經全部損失干凈，自有資本已經變成了零。

    好端端的中國銀行業怎么會突然變成了這種狀況？惠譽公司亞太區主管對此的解釋是，中國銀行業不良資產的風險之所以會達到安全極限，主要是源自于貸款高速增長和房地產等因素，也就是說，是因為中國少數富人把老百姓存在銀行的錢拿走了；而中國央行出現資不抵債的風險，則主要是源自于央行購買的3萬億美元外匯儲備，也就是說，是因為外國人把中國老百姓的錢拿走了。被國內少數富人拿走了，將來還有希望再要回來，因為肉總是爛在鍋里；而被外國人拿走了，則意味著是永久損失，這簡直讓中國人欲哭無淚、憋屈透頂。事情到此還沒有完，由于中國人民銀行購買3萬億美元的20萬億人民幣，是通過發行各種票據等向金融機構借入的，將來需要把美元再變現成人民幣來償還，可是現在，中國把這3萬億美元轉手借給了美國等西方國家，沒有錢償還國內金融機構，如同張三把從李四那里借的錢轉手借給了趙六，現在張三收不回趙六的錢，就沒有錢償還李四，可是張三又必須償還李四，作為張三除了上吊之外沒有其它任何辦法，因為張三不能夠自己印錢，但是作為中國人民銀行卻有辦法，因為中國人民銀行能夠自己印錢，中國人民銀行就再印制20萬億人民幣還給國內金融機構。事情到此仍然沒有完，因為2005年匯改以來人民幣升值約25%，美元貶值約25%，這樣，中國人民銀行在償還人民幣時就要多支付5萬億人民幣，也就是說要虧損5萬億人民幣，而被美國等西方國家借走的3萬億外匯儲備，貶值的相當于5萬億人民幣的虧損，也要記在央行賬上，這樣里外的虧損加在一起就是10萬億。這是造成中國人民銀行資不抵債的一個重要因素。

    在這個過程中，中美兩國都在印制鈔票，只是印制鈔票的用途完全不同。美國印制美元是用來購買中國商品，并不向國內投放美元，而只向國內投放商品，所以美國超市中越來越價廉物美，通貨膨脹率越來越低，今年初通貨膨脹率達到了歷史最低水平；而中國情況恰恰相反，企業用商品換取美元，央行再印制人民幣購買美元，然后通過購買美國國債和股票，轉手把美元又送還美國，美國用這些錢繼續購買中國商品，如此循環往復，以至無窮。在此過程中，美國聯邦儲備銀行印制的鈔票投放到了中國市場，中國人民銀行印制的鈔票同樣全部投放到了中國市場；而中美兩國生產的商品投放到了美國市場；由于中美兩國一起向中國市場投放貨幣，向美國市場投放商品，結果必然是中國的商品越來越貴，美國的商品越來越便宜；從而使工資只相當于美國四十分之一的中國人，購買的絕大部分消費品，包括住房在內，價格都大幅度高于美國。美國學者把中美兩國之間這種奇特的經濟關系，稱之為是“中美國”；我們稱之為是殖民經濟循環圈。無論我們怎樣稱呼這種經濟關系，有一點則是確定無疑的，就是這種經濟關系不是自發形成的，而是人為設計的結果。

    不僅如此，中國經濟的核心機密也被西方看得通透，國家經濟安全和金融機密形同虛設。

    現代銀行的信息中心和資訊中心地位，將使國家喪失政治主權和安全保障。現代銀行不僅壟斷了社會所有經濟資源，同時還壟斷了社會所有的信息資源，以及社會政治，軍事，安全、教育、文化等各個領域中所有單位和個人的全部資訊，大到國家軍隊調動，小到期貨交易建倉，都在銀行的監控之下。特別是隨著現代信用體系的發展，社會所有成員的資料越來越集中到銀行，銀行正在成為整個社會的檔案館和資料庫。銀行被外國控制，也就是把所有社會成員都置于了外國機構的掌控之中，所有社會活動都在外國機構的監視之下，甚至連最后欽動核按鈕的費用都要經過外資機構，還有什么國家安全可言！這等于是把整個國家置于了完全不設防的裸露狀態，與被捆綁在屠宰架上待宰的生豬完全一樣。別的暫且不說，單就控制中國各級腐敗官員來講，其可怕后果就不堪設想，收受賄賂的腐敗款項大多都要經過銀行，成為外資敲詐控制腐敗官員的把柄，進而形成腐敗逐波擴大的惡性循環：外資控制的腐敗官員越多，廉價獲得的中國資產就越多；廉價獲得的中國資產越多，又會控制更多的腐敗官員；最終把中國各級腐敗官員變成西方國家控制并為西方國家服務的“海外公務員”，如同八年抗戰時期的偽滿官員一樣。目前中國金融國門被徹底打開，很難說與此前已經被外資控股的許多大型國有銀行無關，而有的國有銀行之所以在上市前匆匆以超低價賣給外資，不可思議地主動放棄上市后的巨大差價收益，就是為了掩蓋內幕重重的嚴重腐敗，隨著國有銀行變成外資銀行，所有腐敗行為都關在了中國人的視野之外。可見，對于現代國家利益和國家安全來講，拱手讓出國家金融控制權，甚至比拱手讓出國防更加危險；拱手讓出國防，強盜或許還會給順民留下點兒財產；而拱手讓出金融，則會被控股方剝奪的干干凈凈。

    世界上對此最為清醒的國家，就是金融市場最為發達的美國，所以美國也是世界上金融壁壘最為強大的國家。早在金融證券業剛剛開始成為龐大的新興產業的九十年代初期，美國就通過專門立法，對外資銀行進入美國設置了強大的金融壁壘，形成第一道金融防火墻。主要包括：禁止外國銀行在境內吸收美國居民存款，禁止外國銀行加入美國聯邦存款保險系統；不支持外國銀行收購、兼并或控股美國銀行等。通過該項法案，美國拒絕外資銀行進入美國市場，即便個別被認為安全的銀行獲準進入，也不允許插手銀行核心業務，更不允許從當地取得資金供應。通過這種種法律限制，美國成功地把外資銀行排斥在銀行業的主流業務之外，完全剝奪了外資銀行與本國銀行開展平等競爭的條件，最終使外資銀行要么就是根本進不去，要么就是即便進去也活不下去，從而保證了美國金融霸主地位的鞏固和發展。中美之間完全相反的金融開放政策就是典型例證：美國自1991年通過專門法案，到2007年11月8日招商銀行獲準在美國紐約設立分行，期間整整16年中資銀行無一家能夠進入美國市場；而與此同時，有20多個國家近80家外資銀行在我國30多個城市建立了數百家分行和法人機構，參股控股中國銀行的外資金融機構30多家，同時還有約150家外資證券、基金等金融機構進入中國金融市場，在上述所有這些金融機構中，有三分之一是美國銀行和金融機構。未來的歷史學家將無法解釋這一奇特的現象：美國是世界上金融最強大的國家，美國股市的市值就超過全世界股市總和，所有的金融規則都由美國制定，所有的金融創新都來自美國，可美國金融市場卻是壁壘森嚴，外人免進；而中國是金融市場最脆弱的國家，卻是國門大開、放棄控制。如果說美國如同金融市場上強大的虎狼，那么目前中國只能算作軟弱的豬羊，現在連強大的虎狼都小心設防、洞門禁閉，而軟弱的豬羊則柵欄大開、全不設防，甚至允許虎狼前來放牧。倘若中美關系按照這個邏輯就此演變下去，中國百姓前途危矣！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立法阻擋外資銀行這第一道金融防火墻之外，美國另外還有兩道金融防火墻，就是愛國的金融監管集團和共同訴訟制度。即便有一天美國取消了對外資銀行進入的限制，由愛國的金融監管集團構成的第二道行政防火墻，仍然讓外資銀行難以在美國獲得平等競爭的條件。美國管理集團高度的愛國主義精神和極其敏銳的政治嗅覺，使得任何金融機構都很難在美國興風作浪，中投公司投資美國黑石基金便是絕好例證，中投公司拿出30億美元，購買了美國黑石基金“三無股票”（無投票權，無知情權，四年內無退出權），這類投資完全是白送，可就是這種白送行為引起了美國管理集團的高度警覺，盎格魯·撒克遜人市場交換的直線思維方式，使他們無論如何也不能理解中國人為什么要白送30億美元，于是便有了國會議員咨詢，美國證監會調查等一系列事件，最終被美國輿論暴出，我們國人才知道又有數百億人民幣泡湯了。如果是簡單泡湯中國人還好受些，最讓中國人吐血的是，美國黑石基金拿著我們的錢跑到中國來又買走了我們一個大型國有企業的股份。中國對外開放到這個份上，恐怕連李鴻章地下有知都會哭笑不得。

    這就是殘酷的現實、血淋淋的現實，當我們高談“人民幣國際化”時，國內經濟已是千瘡百孔，只有身體健康才能革命，只有良好的經濟狀況人民幣才能堅挺、才能走出國門走向世界。

    經濟的健康和可持續發展是貨幣堅挺的重要保證，才有良好的信用保障，才有更廣闊的市場被普遍接受從而更好地為經濟服務。人民幣是人民的貨幣，而不是別人的斂財工具、搶奪中國人民財富的通行證，誰在此問題上立場不堅定必將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成為全民公敵！

    要想經濟良性發展、人民幣大有可為必須做到以下幾點：

    1， 防止人民幣債務化：實現民主監督，控制債務上限，不能效仿歐美借新債還舊債，永遠成為債務的奴隸。

    2， 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資本是逐利的，因此，中國經濟的構成必須以公有制經濟作為主力軍、中小民營經濟為生力軍共同推動經濟的發展與升級。

    3， “制造為王道”：中國必須是制造業強國才能真正實現崛起，制造業是中國經濟強壯的肌肉，只有肌肉發達身體才會強壯，別人才不敢欺負你。

    4， 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人民幣本位：沒有硬通貨作保障的貨幣必然貶值，不論是今天的美元還是宋朝的交子，因此，對于中國有利的人民幣流通體系利國利民。

    5， 美化環境，給“搖錢樹”良好的生存環境：這個范圍就很大了，小到稅率改革大到國家政治環境，一切影響經濟發展的因素都要優化，這樣才能使經濟發展得到最大的動力。

    這些僅僅是戰術層面的，真正的戰略層面是我們發展模式的創新、現代生活方式的轉變文明的新生……中華復興，任重而道遠！

    （原創作品轉載請標明出處及作者，本文部分資料來源于網絡，如有錯誤請斧正）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