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酒不能一概而論。喝白酒的不應跟喝紅酒的較勁，喝洋酒的也不能與喝啤酒的當真。同樣是白酒，有人青睞五糧液，有人適應二鍋頭。所以，適合自己的最重要。
拼酒當然是笑談，拼爹卻是個很沉重的話題。這個爹可不是所謂“四大名爹”的爹，銹浪只是用“爹”來比喻某種經濟屬性的血脈淵源。
資本主義經濟在歐美已有幾百年歷史，英國工業革命時，天朝還在叩拜乾隆皇帝。但現行的中國經濟之基礎和起點，無疑是始自1949年成立的新中國，即樸素（區別“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體系。人家的爹世襲了好幾代，而我們的爹就是公有制----不管你認不認，我反正是認的。
從去年三季度到今年三季度，人民幣對美元增值了約6% 。
人民幣加快升值使中國出口萎縮，進口增長，讓其它新興經濟體（尤其是亞洲及周邊國家）在不利于中國制造業的環境下拓展了出口份額。
面對這種尷尬局面，中國貨幣政策沒有太大的回旋余地，只能曲意逢迎。無奈默許的背后其實隱藏著決策當局對中國資產組合的潛在風險的擔憂。
目前，中國擁有價值3萬億美元的美國國債和其它外匯有價證券，而美國和歐洲的通脹以及美元對歐元及其它貨幣正在迅速貶值----這就是中國資產的風險所在。
美國或歐洲的通脹減少了美元或歐元貸款的購買力。即使通脹率不再提高，美元對歐元和其它貨幣的貶值也會降低中國購買歐洲和其它國家產品的能力。去年美元對歐元貶值10%（明顯比對其它貨幣更高）之后，就完全證實了中國的擔心。中國降低這種風險的唯一可能性就是：減少外匯證券規模。
當然，通過人民幣對美元增值在某種程度上可以降低中國的通脹率。國內消費價格去年已經上漲了6.5% ，人民幣升值，也為中國的消費者和企業減少了進口成本。盡管油價還是90美元左右，然而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升值10%，就降低了人民幣價格的10% 。
中國的進口從原材料到機電設備、消費品，每年合計總額大約在1.4萬億美元，相當于國內生產總值的將近40% 。
然而，這一切都不再是中國經濟政策的主動性所為，長期的“被動型經濟繁榮”勢必誘發日益累積的貨幣風險。比如，中國原來大量投資美元資產，華爾街卻爆發危機；現在中國增持歐元資產，歐盟經濟又現危機。
所以，來自國內媒體和民眾的擔憂不無道理。《環球時報》評論說：“面對歐洲的危機程度，任何人都不能保證中國能收回自己的資本。政府應該優先尋找可能性，讓外匯儲備的使用能提升自己老百姓的購買力。”
眾所周知，沒有任何趨勢或指標永遠保持直線上升。中國經濟如此，日本經濟也是如此。當年日本佩著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綬帶時，我們也被告知，未來世界將是屬于日本的。還有亞洲四小龍，在連續20多年保持9%的年增長率后，其增速也紛紛減緩至5%左右。
相比之下，中國經濟體系中還存在著大量的低效能和泡沫想象。前者多見于制造業，后者則以房地產為甚。據統計：僅就外國直接投資而言，中國1個月獲得的量相當于印度1個年度的總量，但中國的增長速度僅比印度高出2個百分點。
也就是說，中國經濟增長的質量只是一個傳說----靠海量投資的“鐵、公、機”托市，注定不是長久之計，也注定了投資與回報的不和諧。
巴西經濟學家何塞·盧林貝格是“不幸福經濟學”的創立者。據說有一次，盧林貝格從瑞士飛巴西，當飛機起飛后他忽發奇想：如果此時飛機墜毀，所有乘客將得到一筆賠償金，瑞士的國民生產總值也會因此而得到相應提升。瑞士的航空公司還須買進一架新飛機，其國民生產總值又會有所反應。盧林貝格告訴人們，在關注經濟增長速度時，更應關注“不幸福”的增長速度。
值得注意的是，眼下還有一種更令人焦慮的現象：中國政府希望通過用資本購買國際影響，以維持“中國崛起”的形象或信心。好不容易有了一點主動性思維，哪知人家先知選覺，一上手就只剩下“利用”----菲律賓就是典型。
再加上“人口紅利”邊際效應遞減，隨之而來的老齡化社會結構，必將導致一個老齡化的經濟周期。未富先衰，未強先病，中國經濟成就了一個們名副其實是的“爹”形象----酒量還有一點，但談不上拼酒了，只能以酒消愁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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