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永巖按：請關注《人民日報》近日警示的“十大陷阱”：一是避免“轉型陷阱”，抓住轉變增長方式的歷史機遇；二是防止“拉美陷阱”，實現“包容性增長”；三是跨越“福利陷阱”，保持社保制度與經濟增長同步發展；四是繞開“城市化陷阱”，保持城市化與經濟水平同步發展；五是注意“資產泡沫陷阱”，保持經濟健康發展；六是克服“老齡化陷阱”，保持經濟穩步增長；七是防止“金融陷阱”，金融改革應慎之又慎；八是小心“美元陷阱”，確保國民經濟安全；九是謹防“捧殺陷阱”，韜光養晦不當頭；十是超越“民主陷阱”，保持政治穩定和社會安定。
對于中國能否跨過“中等收入陷阱”，接受本報記者采訪的眾多業內人士一致抱有信心，他們同時指出，我國當前經濟運行中的確存在一些需要防范的風險，應該引起高度重視。
所謂“中等收入陷阱”，就是當一個國家的人均收入達到3000美元至6000美元時，前一階段快速發展中積聚的矛盾集中爆發，自身體制與機制的更新進入臨界，從而進入生產率和收入增長停滯的階段。許多國家都經歷過這種進步速度放慢的經濟發展階段。
此前，今年7月，世行集團調整國家分類，將中國劃為上中等收入國家。而研究顯示出，一國在達到上中等收入水平后改變發展戰略非常重要，不能繼續依靠在貧困階段行之有效的增長模式，否則就會兩頭受壓：一頭是來自低收入、低工資的經濟體的競爭，另一頭是來自高收入經濟體通過創新和技術變革帶來的競爭。
中國社科院世界社會保障研究中心主任鄭秉文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說，面對“中等收入陷阱”，中國當前存在十大挑戰，包括：一是避免“轉型陷阱”，抓住轉變增長方式的歷史機遇；二是防止“拉美陷阱”，實現“包容性增長”；三是跨越“福利陷阱”，保持社保制度與經濟增長同步發展；四是繞開“城市化陷阱”，保持城市化與經濟水平同步發展；五是注意“資產泡沫陷阱”，保持經濟健康發展；六是克服“老齡化陷阱”，保持經濟穩步增長；七是防止“金融陷阱”，金融改革應慎之又慎；八是小心“美元陷阱”，確保國民經濟安全；九是謹防“捧殺陷阱”，韜光養晦不當頭；十是超越“民主陷阱”，保持政治穩定和社會安定。
“毫無疑問，中等收入發展階段是中國仍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也是各種社會矛盾明顯增多的‘陷阱’密布期。這些大大小小陷阱，集中構成了中國進入中等收入階段之后的‘階段性新特征’，形成了前所未有的中國式的‘中等收入陷阱’的嚴峻挑戰。”鄭秉文說。
業內人士指出，應該看到，經過30多年改革開放，我國綜合國力大大增強，抗風險能力不斷提高，發展中的失衡風險仍然可防、可控。
與一些掉進“陷阱”的國家不同，我國政治安定、金融穩定，國際地位顯著提升，具有較強的抵御外部沖擊能力；人才總量巨大，資本充足，發展的回旋余地大；“制度紅利”還有較大空間，城鎮化推進會形成新的“人口紅利”；工業化中期的后發優勢尚未完全釋放。作為一個幅員遼闊、發展不平衡、市場潛力大的發展中大國，中國仍具備持續增長的基礎和條件。
鄭秉文指出，改革開放為中國順利度過中等收入階段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積累了豐富經驗，為經濟長遠可持續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事實上，如果將下中等收入和上中等收入視為“中等收入陷阱”的兩個不同階段的話，中國已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初級階段。在進入“上中等收入”階段之后，中國正面臨第三次歷史性跨越：高收入行列。
“在其他條件不變情況下，按照目前的增長速度推測，中國實現第三次跨越、順利進入高收入組的時間大約在‘十四五規劃’的區間，即從現在起大約需要11年—15年左右的時間。”鄭秉文說。
由要素驅動轉向效率驅動
按照佐利克的看法，中國能步入高收入國家行列，但需要改革，采取措施從過去經濟增長依賴出口和投資，轉向更多依靠內需。
鄭秉文說，目前，中國剛剛進入上中等收入階段。在這個階段，要實現要素驅動向效率驅動的轉型，就需制定一套由“制度”、“政策”和“基礎設施”構成的動力組合。
清華大學教授胡鞍鋼認為，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于能否主動、徹底地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從低水平、低質量、不可持續的發展轉向高水平、高質量、可持續的發展。
財經評論員余豐慧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只有破除壟斷，中國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他說，要通過打破壟斷給民營企業和民間資本騰出發展空間、激發其活力，要通過大幅度增加居民收入、健全社會保障體系、減稅降費釋放消費活力，才能真正把資源能源推進、大舉投資和出口型經濟拉動轉到內需消費為主，也才能順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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