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的張維迎教授在這幾天召開的2011年夏季“達沃斯論壇”上批評說，“中國幾十年的教育都是失敗的。這個失敗在于，教育在培養人時沒有注意培養人的自主創造性，沒有注意培養人的道德。張維迎還說，如果所有的學校取消了，中國人的知識會大大降低，但中國人的道德水平會大大提升”.。

            這也應該算是振聾發聵的宏論：“如果所有的學校取消了，中國人的知識會大大降低，但中國人的道德水平會大大提升”.。這個命題應該至少包含這樣二層主要意思：

            第一，教育只與傳授知識有關。這個觀點不用我來說了吧，放在中學生哪里也是會被批得體無完膚的。

            第二，道德修為是無師自通的。理由同上。

            我們返回去看張教授前面說的話，又顯然是把道德修為的培養歸于學校教育的：他說“教育在培養人時沒有注意培養人的自主創造性，沒有注意培養人的道德”。張教授的自相矛盾不去管它，我們將錯就錯，說說知識、道德和教育之間的一攬子問題。

            教育是干什么的？從孔夫子起就有引不完的名言警句。但是，老師和學生們記得最清楚的應該還是韓愈在《師說》里提出來的定義“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簡明扼要，主次分明。韓愈講了三個方面，歸納起來就是二個方面，知識和道德。也就是我們通常說的“教書育人”。“育人”重于“教書” 故韓愈把“傳道”放在前面：“育人”難于“教書”，故有十年樹木，百年樹人 之說。現代教育家把少年兒童不做花朵，“要看好花，一定要由好土；沒有土，便沒有花木了；所以體實在較花木還重要”（魯迅：《墳--未有天才之前》），學校就是這“土”，好老師就是“好土”。但是，現在苦于好老師不多。

           馬克思主義認為知識的來源有二個方面，一是上學讀書，更重要的是在實踐中學。現在中國的教育把這個關系顛倒了，“應試教育”“高分低能”應運而生，一發不可收拾了。張維迎說取消學校，人的知識就少了；這個答案只能給半對。中國現在的學校可謂多如牛毛，世界級的的思想家、科學家幾乎為零；中國古代沒有多少學校，世界級的思想家不少，還有我們炎黃子孫引以為榮的“四大發明”以及醫學、農學、算學、地學、天文學、紡織學的鼻祖。我要說，取消學校，知識未必減少；增加學校（并校、擴招）知識未必增加。事實都擺在這里，不用求證。中國教育刻不容緩要做的是首先放棄行政化體制；其他改革問題可以逐步推進。我們總是把在高科技領域引進海歸取得的成績作為一種改革開放之偉業榮耀而津津樂道；其實，真實，這不是光榮，是恥辱！既然外國的教育如此成功，我們為什么不“拿來”呢？為什么死死抱住行政化和應試教育這一套不放呢？基辛格想去哈佛做教授被拒之門外；我們的教授為了爭一個處長職位不擇手段。梁思成、馮友蘭、梅貽琦當年都是清華大學乃至中國的著名專家學者，他們的子女報考清華大學都沒有錄取；現在楊振寧的老婆，被清華大學“考核合格”后跨專業讀博士，是一個鮮明的對比。中國教育之未來，危如累卵！

          道德本屬于倫理的范疇。道德可以分為二個方面：一個是大的方面，對國家民族而言；一個是小的方面，對家庭而言。大的方面是“忠”，小的方面是“孝”。二者在社會層面上有交叉，這就是孔老夫子說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現代社會有的人批判這個“忠”，說它是封建社會的東西  ；是不是這樣的呢？當然不是。其實，現代社會只是換了一個詞兒而已：用“相信”“信任”“服從”“領導”等現代意義的新詞來替代“忠”，本質并沒有改變。中國人也為此發明了二個成語，分別是咬文嚼字和文字游戲。事實上，“精忠報國”精神我們現代仍然是在提倡的。抗日戰爭的時候，一切抗日的人或者階層、團體都是同志、戰友；毛澤東在《為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而斗爭》《論持久戰》《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團結一切抗日力量，反對反動頑固派》《目前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里說得非常清楚明白。 

         道德是附麗于社會形態的。傳統的觀點是不同的社會形態有不同的道德；現代社會的道德在不同的社會形態中得到了很大的融合 ，這就是現代的法制社會。盡管道德的調整范圍遠遠大于法律的調整范圍，但是，在現代法制社會，道德的評價體系依然是受到法律的取舍與規制制約的。因為在現代社會，不管是何種社會制度的國家，如果人的行為越過了道德的底線，法律就會找上門來了。道德主要是調整人與社會的關系，主要是講“公德”，在不妨礙“公德”的情況下，允許“私德”的存在；法律不僅是調整人與社會的關系，同時也調整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法律禁止一切妨礙和損害國家、集體和他人利益的行為（對于個人包括言論侵權）。道德修為的確是與知識的多少關系不大的。

        我把道德比喻為一種非常講究“生態環境”的“意識物種”。在這個前提下，我才認為道德與知識的多少關系不大。淳樸的民風生殖淳樸的道德。40年前戀人的月下牽手比現在年輕人的街頭激吻更有詩意。隱居者都是往山野密林中去，沒有去五星飯店隱居的；寺廟也都是建在窮鄉僻壤的山頭，沒有建在繁華都市的；看破紅塵，換言之就是看破都市之“道德”；有錢人吃野菜住山莊很愜意；劉姥姥進大觀園無所適從都是一個道理。焦大批評賈府扒灰的扒灰，認為只有大門口那對石獅子是干凈的就說得很清楚了：道德和文化的高低沒有必然的聯系。過去有一首歌唱“在馬路邊撿到一分錢要交給警察叔叔”；過去一把小小的掛鎖鎖門就放心了；過去扶老攜幼，救死扶傷，我為人人。現在呢？一分錢沒有人會撿了，銀行卻有人去搶了；城市里家家戶戶和小區堅壁清野、嚴防把守，可以與監獄比美；醫院公告告知社會：24小時、節假日不休，但是，有傷無錢莫進來；大街扶起跌倒老人成為被告，駕車撞人大多逃逸；如此等等，何德之有？并非都是沒有文化的人！

        孔老夫子要求君臣父子恪守其德，現在的黨紀政紀法紀也是一樣的要求領導干部要重“德”。現在的人的知識比過去高多了，然而道德滑坡甚矣！而且這種道德滑坡象泥石流一樣，不僅沖垮了固有的道德堤壩，而且沖垮了黨紀、政紀和法律筑成的堤壩。謬種邪說泛濫以及對這些謬種邪說視而不見，見而不除是一個根本原因。在這個意義上，審查張維迎說的全部取消學校，中國人的道德水平會大大提高也不是完全沒有一點道理的。

        說到為什么道德與文化知識的多少關系不大，這得說說道德與其它上層建筑之間的關系，特別是與文化知識沒有多大關系的法律與宗教。自古以來“殺人償命，欠債還錢”任何一個目不識丁的人都是知道的。宗教里的“道德”就更多了。就連中國的“迷信”里也有許多“道德”的真諦：“因果報應”說，“天堂地獄”說，“投胎詛咒”說都象DNA一樣代代相傳，沒有什么知識含量的。老子的《道德經--道經》第19章有曰：“絕圣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絕學無憂”，就是勸誡人們少一些私心雜念就能夠與人為善了；在《道德經--德經》第81章總結“德”說：“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圣人不積，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為而不爭”。幾乎都是白話，明白并堅守這些做人為人的原則，并不需要多少知識墊底。宗教教義里面做人為人的“清規戒律”更多，事實證明，凡在信奉宗教的國家和地方，社會治安都是比其他地方較為穩定與安全的。

        現代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都復雜了，社會關系，人際關系也隨之復雜起來，教育的作用也更加凸顯。認為“取消學校后人們的道德會大大提高”就無異于癡人說夢了。儒學二當家的孟子主張“人性善”，三當家的荀子主張“人性惡”；幾千年來也沒有爭個明白清楚。但是，他們都主張通過“教化”來彌補、改善其“惡”。孔子說的“習相遠也”就是講教化的重要功能的。只有通過教化，才能夠做到“習也相近也”。過去的“孟母擇鄰”和現在的“擇校”都是意圖在改善“習”的環境。因此，不是要取消學校，而是要改革教育，改善“習”的環境；不僅做到“人之初，性本善”，而且要做到“性相近，習亦相近也！”

        中國教育是失敗的。鄧小平說了三十年，中國的老百姓也一直在批評，一直沒有好的起色；有的方面惡化更劣。中國的洋務運動比日本的明治維新略早一點。但是，洋務運動“中體西用”的指導思想行之不遠；日本明治維新在文化上，表現為派遣留學生到歐美國家學習，效仿西方建立從小學到大學完整的學校教育體系；向學生灌輸忠君愛國思想。 在 思想上，大力吸收西方的思想文化、包括經過取舍的風俗習慣，努力改造落后愚昧的社會風氣。確立了國民皆學的方針。日本法西斯的市場固然已經有了歷史的定論；但是明治維新在政治、經濟，特別是在文化、教育、思想方面的成功也是不言而喻的。日本在二戰后從廢墟上迅速崛起依然是走駕輕就熟的明治維新之路。美國也是二戰后，在教育上采取不拘一格網絡人才的世界戰略走上世界老大寶座的。這個教育宗旨是美國亙古不變的國策，中國的高端美國留學生去而不歸是一個證明；錢學森現象一去不復返了，這又彰顯了我們政治思想教育之徹底失敗。

        教育不能一蹴而就，教育靠厚積薄發。中國經濟要想可持續發展，必須有教育的可持續發展匹配；否則，到頭來定是：畫檐蛛網惹飛絮，一江春水向東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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