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不行，則遁入空門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但兩千五百多年前的孔夫子，乘桴浮于海是很困難的，沒有很大的實力，憑一葉扁舟很快就會被風浪卷得“乘桴沉于海底”。孔子終于沒能乘桴浮于海。老子則一個人悄悄乘青牛出關去了。真正能夠乘桴浮于海的人，則不是因為“道不行”，而是200多年后實力強大的秦始皇為了找長生不老藥，選出一批童男童女，由徐福帶領，乘“大桴”浮于扶桑國－－東渡日本去了。據(jù)說日本現(xiàn)在還有徐福的后代。

現(xiàn)在，已到了全球化時代，交通條件也今非昔比，乘桴浮于海不是多么困難的事，中國每年出境旅游者達到成百上千萬。但如果是因為“道不行”而大批浮于海，還是不容易做到。就這二三十年的情況看，無非是李X志、方勵之、劉賓雁、王丹、吾爾開希、余杰、焦國標……這些人，可以數(shù)得過來的。不是中國不讓他們浮于海，而是外國接收困難。記得當年美國一位總統(tǒng)與鄧小平會見，批評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和移民政策。鄧小平說，我們放開，你們要嗎？給你們兩千萬行不行？對方再不提此事了。

更多的道不行者，之所以難以乘桴浮于海，不是交通問題，也不是中國不放，而是外國人覺得用處不大，不能創(chuàng)造生產(chǎn)力，還白養(yǎng)著，搶了外國人的飯碗。因為這些人基本不是理工科的，只會耍嘴皮子，眼高而手低，會挑毛病，干不了實事。當然，如果會干“虛事”也可以，但這些人提不出治國之策，興國之略，只能搞亂國之道。這種人，外國有幾個、幾十個也就夠了。太多了麻煩，還得幫他們調解內訌。在西方面臨金融危機、債務危機、失業(yè)率居高不下的情況下，養(yǎng)一大批這樣的閑人，別說外國政府，外國的老百姓就不高興。

既然做不到大批乘桴浮于海，而“道”又不行，那怎么辦呢？那就還得留在國內。于是他們像賈寶玉那樣“遁入空門”。

獨立學者秋風（又名姚中秋）最近寫了篇長文《中國自由主義二十年的頹勢》，敘述了近30年自由主義在中國的演進過程，分析了自由主義及其勢力近20年從熱鬧到式微、邊緣化、衰頹的內在原因，換句話說，就是他們越來越“道不行”了。在文章的“自由主義的自主實踐”部分，作者認為，在新世紀伊始到現(xiàn)在的10年，中國的自由主義遭遇了“嚴重挫折”， “就是因為自由主義缺乏民眾基礎”。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自由主義“經(jīng)歷了一次宗教化轉向，尤其是轉向基督教”。這一點與中國早期的自由主義恰恰相反。胡適等人公開反對宗教，提出用科學替代宗教的設想。受此風氣影響，在1920年代，不少自由主義知識份子曾經(jīng)深入?yún)⑴c、推動帶有強烈民族主義色彩的“非基督教運動” 。這場運動把啟蒙主義反宗教的傾向與反帝的政治意識綑綁在一起，從而為未來中國在國家精神上走向徹底的無神論，打開了通路。

現(xiàn)在中國的自由主義反其道而行之。作者說：“最有意思的是，從2003年開始，大量具有自由主義自我期待的人士皈依基督教——當然是非官方的家庭教會。”他們?yōu)槭裁匆岸萑肟臻T”？作者認為，“他們看到，現(xiàn)代自由憲政制度形成于歐美，而歐美的主流宗教信仰是基督教，尤其是新教。基于這樣的歷史考察，他們從知識上相信，現(xiàn)代自由憲政制度與基督教之間一定存在著直接關系。據(jù)此，他們得出一個關于轉型的政策結論：中國要成為一個憲政國家，必須經(jīng)歷一個基督教化過程。”我們不妨換句話說，就是他們可能認為，如果不皈依基督教，那么，自由主義就還是喝酒吃肉的“花和尚”，只有皈依了基督教，才能使自己“羽化而成仙”（道教語）或“立地成佛”（佛教語），從而使自己變成徹頭徹尾、徹里徹外的自由主義者，實現(xiàn)從俗人到“圣徒”的轉變。

當然，他們之所以皈依基督教，并且屬于非官方的家庭教會，作者分析的原因不能說沒有，但很可能是極其次要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作者或者忽視了，或者是故意不點出來。這個原因是，中國的自由主義者過去主要有兩個陣地，一個陣地就是乘桴浮于海－－外國，尤其是美國。他們組成了自由主義的“國際縱隊”，平時在國外煽風點火，如果有了機會，就回來“摘桃子”，就像阿富汗的總統(tǒng)卡爾扎伊、利比亞過渡委的賈邁勒那樣，這兩人過去就曾被西方豢養(yǎng)，“大軍一到”，就成了領導人。

另一個陣地就是這些人控制的媒體。至于是哪些媒體，還是引用秋風自己的話吧。秋風在文章中說：第一類是“新銳傳統(tǒng)媒體” ，其代表是“南方報系” ，以及模仿它的若干地方都市報； 之前胡舒立主導時期的《財經(jīng)》 雜志等財經(jīng)和新聞時政類周刊也屬于這一范疇。新銳傳統(tǒng)媒體，其報導，首先是秉持“新聞專業(yè)主義” ，尤其是調查性報導總是觸及公眾最關注的問題，能夠激發(fā)讀者的閱讀興趣而被廣泛傳播；其次，新銳傳統(tǒng)媒體發(fā)展了有別于雜文和官方評論的 “時評” 文體。第二類新興媒體是網(wǎng)絡媒體。至關重要的是，從業(yè)于這兩類媒體的編輯、記者，大多數(shù)信奉自由主義理念，只不過程度有所不同、自覺意識有高有低而已。

但是，前一個陣地在國外，而跑出去的那些人大都名聲掃地，在國內根本激不起共鳴。在廣大群眾眼里，他們只不過是一伙漢奸、賣國賊而已，而且在國外也忘不了鉤心斗角、爭權奪利，個人品質都乏善可陳。后一個陣地屬于輿論陣地，盡管輿論陣地很重要，他們控制的數(shù)量也不少，但由于中國官方吸取了過去的教訓和蘇聯(lián)東歐的教訓，始終對其抱著警惕性，只是允許他們擦邊球，還通過他們體現(xiàn)了中國的言論自由。他們只能在小報上幾聲凄厲、幾聲抽泣，像深宮怨婦那樣說點怪話，發(fā)點牢騷，甚至造點謠言，畢竟成不了大的氣候。

還有一個陣地，他們是千方百計想要爭取的，即“結黨營私”，將他們的思想付諸行動。但是，這條路被徹底堵死了。南方曾組織過一個什么“深青社”組織，清一色的自由主義者。但他們剛露頭就被解散了。劉·曉波搞的什么“憲章”運動，結果大家都很清楚。在這種情況下，他們變換手段，打著宗教自由的旗號，要把基督教會作為他們的行動陣地了。他們當然不會加入官方的基督教會，而是搞非法的家庭聚會。這樣，他們搞起串聯(lián)、集會、討論、密謀才會方便，才能有主導權。可以說，這些家庭聚會就是他們的“自由黨”，就是他們一個個的支部。中國的自由主義者一向對中國的歷史是不屑一顧的，但是，這時候他們卻借鑒了中國歷史上造反的經(jīng)驗，就是以宗教作旗號或掩護，從事政治活動，從三國時的黃巾軍，到后來的白蓮教，特別是清末洪秀全的拜上帝會，都是如此。至于“一貫道”、“青紅幫”和后來的“FL功”之類，就更不用說了。

所以說，中國的自由主義者“遁入空門”，決不是要像賈寶玉那樣“懸崖撒手”（懸崖撒手主要指置身事外，不管世事），相反恰恰是為了不“撒手”，是為了他們的“行動”。這是應該萬分警惕的，取締非法教會刻不容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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