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時間，慈善成了熱門。據說——聽說而已，我沒有證據——已經“裸捐”卻仍奇怪地當著世界“首富”、“二富”的蓋茨、巴菲特連年造訪中國，勞心勞力地培訓中國的在職富豪兼候補慈善家；民政部前高官（名字這刻記不起來了）高調辭去本來在政府內擔任的救災之職，加入慈善團體搞救災，似乎慈善的大舞臺更能上演偉大的愛心秀；大富豪陳光標在海峽兩岸頻繁當街發錢，一時引人側目；中國紅十字會因為一個無厘頭的郭美美事件，被媒體打得焦頭爛額；本來形象不錯的“希望工程”，也卷進了世界華商協會、盧美美和“中非希望工程”等一堆爛事。這景象，慈善真是火了，火燒連營三百里，丟盔卸甲的不只三兩個。

但透過表象看實質，一言以蔽之，則可謂大道廢、慈善出。這一點，不自今日中國始。劉仰先生早就在博客里講過，西方現代的慈善事業紅紅火火，黑社會起了很大作用；黑社會通過各種不法勾當積累了巨額財富，于是拿出一部分錢來做慈善，借此收買人心、改善形象，效果很好。與黑社會類似，一些超級富豪，為了妥善解決遺產問題（西方的遺產稅很高），也為了自己的社會形象和宗教原因，也紛紛加入了慈善的行列，如中國人耳熟能詳的洛克菲勒、福特、卡耐基、蓋茨等人，都建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基金會。成立基金會的另一個好處，在于在慈善的名目下，可以讓富豪們干原來的公司不便干的很多事情，如幫助中情局資助對第三世界的冷戰。這些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積累了巨額財富的超級富豪，一旦進入慈善領域（其實是玩政治、玩文化了），干的也如他們在商業領域一樣得心應手——捍衛曾給他們帶來巨額財富的好制度，當然責無旁貸。

中國社會本來是一個很平等的社會，絕大多數社會成員的經濟條件相差不大。在那種“最小財富最大化分享”的環境下，做慈善既沒有條件，也沒有多少社會需求。真遇上不可克服的困難，人們多半找單位解決，找同事、同鄉、親友幫忙。即使是在鄉下，也多半靠“五保戶”、“合作醫療”等辦法，來解決醫療、養老等問題。至于說底層群眾之間相互的相濡以沫、同舟共濟，則古今同義。不言而喻，這種照顧和幫忙，不可能如何完善，但它的長處在于單位會管、集體會管，不會把人逼上絕路，陷入“叫天天不應、喊地地不靈”的境地。

近年來，中國社會貧富分化嚴重，據說基尼系數已高居世界前列，中國最富有的5%恐怕擁有了大多數的社會財富；而普通百姓雖說生活已有改善，但倘若遇上不測之禍，則往往陷入非常困難、可怕的境地。近年來，把住房、醫療、教育稱為“新三座大山”，正反映了當前中下層群眾的呼聲，表明維持基本生活已極不易，更無力應付生活中的非常之變。城市群眾，眼下大約沒有人覺得自己可以找“單位”幫助解決問題（也許政府機關、人民軍隊還有此余風流緒？）；鄉下百姓，早已找不著生產隊之類的組織來幫助應對困難了（村委會現在還管這些事嗎？）。在這種情況下，慈善被大小媒體忽悠成了萬應靈丹。

汶川大地震之后，明明是人民政府、解放軍官兵、公安干警、國有企業在救災中發揮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但媒體卻把志愿者、慈善家的愛心吹上了天。記得震后第二天，我曾趕赴災區。此后在災區度過的十天里，每當看到飄揚的“黃繼光生前所在部隊”、“邱少云生前所在部隊”、“井岡山第一連”的旗幟，屢屢忍不住熱淚盈眶。在那種場合下，不懷偏見的人都知道，究竟誰在舍生忘死為人民。看《唐山大地震》的電影，讓人生出一個很大的疑問，在唐山遭此滅頂之災之際，唐山的力量從何而來？電影對此虛晃了一槍。之后，就開始講自己的小故事了。但是，人們需要質疑的是，在一個百萬人口的城市面臨如此巨災的情況下（死亡人數就達24萬），難道是僅靠唐山自已解決的困難嗎？人民軍隊、八方支援，在電影里被淡化到了無聊的程度。

慈善事業當然有積極意義，我沒有徹底否定它的意思。特別是群眾之間的互幫互助，雷鋒、郭明義式的英雄永遠是社會所需要、所敬仰的（不過他們從事的是“慈善”事業嗎？）。但是，慈善的積極意義十分有限，拾遺補缺也許可行，不過把它夸大到不恰當的程度，其實是另有用意的。一個共同富裕并且社會保障事業比較完善的社會，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完全可以靠勞動過日子；即使遇上了不測之禍，也可以靠社會保障來解決突然之需。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并不需要過多地依賴慈善事業；反過來，慈善事業的市場也很有限，張大善人、李大善人、王大善人、比爾大善人的作用當然也大不到哪里去。

當下的困境在于，第一，共同富裕尚是畫餅，不能充饑；一邊有主張分好蛋糕也是生產力的；另一邊馬上高叫主要任務還是做蛋糕。過去30年，中國人民付出了世界各國人民少有的艱苦努力，把中國的蛋糕做成了世界第二。這蛋糕是大還是小？如果說小，但今日中國GDP已高居世界前列，中國億萬富豪花天酒地、窮奢極欲在世界上也有些后來居上之意；如果說大，那處于貧困線以下的群眾還數以千萬計，更不用說無數蝸居于大城小市的打工一族、以及被迫留守鄉間的兒童少年了。如果始終拒絕把分蛋糕提上議程，那么，難道人民永遠只能做蛋糕、富豪永遠吃蛋糕？直到富豪吃得膩了，拿出一點蛋糕末末打發老百姓，美其名曰“做慈善”？可見，蛋糕做多大才算大，判斷的標準是主觀的，關鍵看一個人的立場；站在暴富一族來看，大概永無止境；站在百姓立場上，今日中國的蛋糕已很大了，該是研究合理分配蛋糕的時候了。老百姓的意見能否被重視、被采納？目前看不出答案。但靠假模假樣的“慈善事業”、趾高氣揚的幸福頌歌，大概是解決不了人民面臨的痛苦，也無法消解人民心中的憤怒的。

困境之二，在于社會保障體系殘缺不全。義務教育喊了二三十年，但今天“小升初”之難，盡人皆知。有權、有錢之輩，解決此類問題當然比較簡單；但無權、無錢的老百姓呢？靠“希望工程”、“春蕾計劃”能夠解決問題嗎？記得上世紀90年代我參與實施“希望工程”工作時，聽到的最響亮的一句口號叫“到本世紀末不讓一個孩子因貧困而失學”，然而，時至今日，此言已成笑談。其他諸如看病之難，足以讓人傾家蕩產；房價之貴，幾乎勞動一生也難買下一套住房。有病無錢治、有學無錢上，這是忙碌時間最長的慈善領域吧？然而，誰又看出了解決問題的希望呢？

故曰：大道廢、慈善出。今天中國慈善業所試圖解決的問題，很多都是民生大端，寄希望于少數富豪的良心發現，無異于緣木求魚，不但事不能成，反倒會使困難積重難返、禍由此生。為此，必須重打鑼鼓另開張，那就是走共同富裕之路，努力完善社會保障體系。而完成好這兩項工作，黨和政府義不容辭，完全不能寄希望于所謂的張善人、李善人、王善人以及比爾善人的良心發現,外加CCTV聲嘶力竭的忽悠。

說來說去，無非是回到共產黨的老辦法——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話雖至此，但疑問依舊：做得到嗎？滿眼望去，在為人民服務的問題上，半心半意的有、三心二意的有、無心無意的有。要找出一個全心全意的，還真不容易。也許楊善洲、郭明義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