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6日上午，北京市朝陽區農展館南里10號中國文聯大樓四層，樓道里稀稀疏疏沒有幾個人，成捆的書籍被堆在辦公室墻角的桌椅板凳上。

這里已經看不出這個曾經作為中國很權威的文藝出版社的輝煌。這里，曾經出版過獲得茅盾文學獎的《平凡的世界》，曾經推出過震撼人心的作家路遙。

那些過往的榮耀就像水滴一樣，在炎熱的夏季里蒸發了。

對于近百名文聯出版社的員工來說，時下剛剛完成的轉企，才是最重要的事情，每個人的生活隨著出版社的轉企完成，陷入了巨大的危機。

坐失轉企最好時機

事業單位改制，風聲早已傳出。

中國文聯出版社作為央屬單位，自然不能置身事外。實際上，文聯出版社從2009年就開始了改制之前的準備工作。

文聯出版社資深編輯汪侖(化名)對單位轉企的準備記憶猶新：“2009年年底，出版社召開了全社職工大會，有一百二三十人參加，這個會議主要說的就是轉企。當時社領導說，出版社轉企是國家制定的政策，已經勢在必行。”

據汪侖介紹，社領導當時在會上說，改革開放后成立較早的文聯出版社，本來不在國家設定的最初試點單位之列。但因為財政部對國家的試點單位有撥款，而這種資金上的支持，無論是對改制單位還是具體到個人，都會減少改制帶來的突如其來的陣痛。經過主動爭取，最后文聯出版社榮幸地擠進首批“10+1”改制試點單位，這個后面的“1”就是指文聯出版社。

在文聯出版社工作了20多年的老編輯馬朝輝(化名)告訴《法治周末》記者：“2009年年底，中國文聯成立了一個改制辦，由他們負責找‘婆家’，接洽了很多個省的出版集團，像湖南、遼寧、江蘇、安徽。據稱先后找了29家單位商談合作意向。”

“按照中國文聯的態度，出版社現在處于負資產，不能自轉，所以出版社想轉企的話，必須找一個下家———就是找個有錢的‘婆家’。在找‘婆家’的過程中，沒有職工什么事，沒有單位什么事。完全是中國文聯在運作這個事情。”馬朝輝說。

雖然文聯出版社的轉企合作基本上由中國文聯的領導負責，但是馬朝輝對于轉企卻有著自己的想法。她告訴記者，如果從轉企的角度去考量，文聯出版社曾經有過一次絕好的機會。

馬朝輝說：“2008年，分管文聯報刊雜志出版的胡真書記，曾想把中國文聯所屬的出版社和所有屬于中國文聯的報刊整合在一起，組建中國文聯新聞出版集團。但因資產不夠，這個想法就沒實現。要是這事辦成的話，文聯現在就是一個很大的出版集團。”

倘若這個構想得以實施，憑借文聯的資源，此出版集團無疑將是中國出版行業的一個“巨無霸”。馬朝輝對此深信不疑：“這個很明顯，‘天然資源’很豐富嘛。文聯下屬有37個刊物、5個出版社呢。”

從兩億元到負資產

盡管失去了組建出版集團的機會，但對于出版社的諸多員工來說，作為中國文聯旗下最具實力的文化單位，文聯出版社要找到一個有實力的“婆家”并不難。

馬朝輝告訴記者：“2010年7月5日，文聯出版社職工(就改制一事)與中國文聯領導對話時，大家猜測，文聯出版社估計價值1.5億元，誰知當即遭到了中國文聯黨組副書記廖奔的反駁：‘不止呢，得兩億元。’可是，到了后來與中國航空工業集團(以下簡稱中航集團)合作時，我們企業竟然成了負資產。”

馬朝輝認為，文聯出版社在此次轉企改制期間的評估結果嚴重失實。

馬朝輝介紹說，文聯出版社擁有兩家期刊、一家音像公司、一座價值數千萬元的四合院，國家為轉企改制劃撥3000萬元，國家為轉企改制配給的3000平方米辦公房并且10年免租金(后兩項與兩家單位共有)。

但是，文聯出版社后來按負資產形式無償劃轉給中航集團。

隨著中國文聯改制辦在安徽等地的洽談失敗，中航集團開始進入文聯出版社員工的生活中。2010年7月15日，文聯出版社召開中層會議，大家從出版社領導的口中知道，中航文化股份公司(以下簡稱中航文化)是中航集團下屬公司，實力非常強。中航集團是世界五百強之一，每個中層人員的年薪可以達到30萬元，普通工作人員的年薪為20萬元，領導層的年薪為百萬元。

據馬朝輝回憶：“當時領導發言的樣子，就像是傍上了一個大款。”

普通員工認為，能夠找到這么有實力的合作伙伴，是值得高興的事情。“那時我們也沒有想太多，國企對國企，轉企是大趨勢，都沒有怎么關注這個事情，工作該咋干就咋干。”一位不愿具名的出版社中層領導對《法治周末》記者說。

但接下來的事情，卻讓出版社的員工始料未及。

馬朝輝告訴記者：“2010年11月15日，中航集團和中國文聯在珠海簽訂《戰略合作協議》之前，我們的工作就開始停滯。2010年8月，出版社準備做一批書，關系到印制與發行問題，請社領導審批，領導說現在得等中航，因為現在已經開始跟他們合作了。結果所有的工作都在等中航，一直等到2010年年底的一天晚上，中航文化負責人張炎群來了，開了一個‘非正式見面會’，說了幾句中航等著上市等非常宏觀的話后就走了。”

盡管對于文聯出版社來說，事情進展得不盡如人意，但對中航集團來說，卻是另一番景象。

在中航集團的官方網站上，這樣評價雙方的合作：此次中航集團和中國文聯攜手合作的具體項目，是根據中央文化體制改革領導小組提出的出版社轉企和跨行業資本重組的要求，就實施資本重組合作事宜簽署協議。

中航集團以國有資產無償劃轉的方式接受中國文聯直屬出版單位中國文聯出版社、大眾文藝出版社、中聯影視中心經雙方確認的全部資產、負債、人員和業務，以及中國文聯音像出版社的全部人員。

中航集團將委托中航工業經濟院的成員單位———中航文化股份有限公司負責管理運營。中航文化表示，將借此契機，調整結構、壯大實力，實現打造國內本土第一廣告傳媒的偉大目標。

而作為中國文聯的代表，廖奔則表示：雙方此次的資產重組戰略合作將推動資本與資源成功對接，通過中央直屬特大型國有企業跨行業重組文化企業，邁出文化體制改革中整合資源、優勢互補的重要一步。

中航集團具有先進的管理體制和機制、優秀的管理團隊、良好的資本運作能力和資源整合能力，中國文聯擁有巨大的品牌優勢和資源優勢，相信雙方的合作一定能夠在文化產業中豎起一面改革的旗幟。廖奔說。

沒有人員安置方案

隨著時間的流逝，出版社的員工絲毫沒有感覺到“成為文化產業中改革的旗幟”。

馬朝輝告訴記者，轉企改制后，中國文聯出版社營業執照上的法定代表人并沒有變，但它的經營卻要聽從中航的。文聯出版社不但沒有得到所謂世界五百強企業———中航集團的一分錢投資，更沒有得到世界五百強的管理經驗。國家劃撥的資金、房產也統統被中航無償占有。

根據企業國有資產法第41條的規定：企業改制涉及重新安置企業職工的，還應當制定職工安置方案，并經職工代表大會或者職工大會審議通過。

但據文聯出版社有關人員表示，文聯出版社在轉企改制、重組時沒有職工安置方案。

今年8月初，文聯出版社職工在中國文聯上訪時，總編室人員王海(化名)無意中發現，《中國航空工業集團公司與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戰略合作補充協議》中，第三頁左邊的空白處添加了一行手寫的鋼筆字：“甲方授權其成員單位中航文化股份有限公司管理。”

中國文聯有領導承認，上述補充的這段文字，是在落筆簽字時才看到的。

而通過查資料，王海發現，中航文化是中航集團下面的三級企業。中航文化的股份比例，除中航公司占有34%外，總經理周世忠占有6.14%，除此之外，還有三個自然人出資。

王海等人告訴記者，現在他們的月薪還不到1000元，只有未改企前的三分之一，這個結果讓他們無法理解。

“中航集團為什么想跟我們重組？因為他們想上市，缺就缺平面板塊。他們就是要我們的牌子，要我們的資產，而不想要我們的人。”王海認為，對于文聯出版社的近百名普通員工，中航文化沒有任何安置方案。

當員工就此找中航文化，中航文化有關人員表示：愿意過來的人可以過來做廣告業務、辦展會。這個答案讓出版社的員工更加無望：“我們是出版人，為什么要搞那些與我們所學無關的東西？”

中國文聯也明確表示：重組后，出版社的員工就不再是中國文聯的人。

曾經發生的教訓

馬朝輝告訴記者，在他們不斷信訪之下，中航集團和中國文聯成立的工作小組表示盡快到文聯出版社與員工交流。

于是，自8月5日開始，走出北京市朝陽區農展館南里10號中國文聯大樓每一層的電梯間，就能發現對面的墻上，都張貼著中國文聯出版社職工代表寫給中國文聯轉企改革領導小組鄭局長的信。

記者聯系中國文聯和中航集團，但一直沒有回音。

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研究會秘書長、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認為，事實上，對于事業單位改制，其實應有脈絡可以參考，一個最需汲取教訓的就是1990年代末推行的國企改革。改革之初，看似國企個個不愿意，但沒多久，不少國有企業就通過財務作假等手段以低成本甚至零成本玩起管理層收購(MBO)，使國有企業白白落入私人之手；未落入私人之手的一批則依靠“國有”背景，轉制后以行政權力橫行市場。

而今，從事經營活動的事業單位將變身企業，其市場化經營之后能否真正脫離其出生的權力之家，開展純粹的市場化自我救贖還是個大大的問號。

不論如何，事業單位分類改革之后，事業單位的人員數量將大大減少，但衡量改革成功與否的標志之一，不是貼在這機構身上的標簽改了，而是其性質真正發生了變化，否則“新瓶裝舊酒”，很難說“一部分人先改起來”的政策，不會演變成“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游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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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成功于否，有以下幾個標志：
1 應使事業更加興旺昌盛；而不是事業萎靡不振。
2 應使職工廣泛受益；而不是使他們的利益受損。
3 應使社會矛盾緩和；而不是使社會矛盾加深。
4 沒有遺留問題；但有美好前景。
甩包袱式的改革，是最不負責任的瀆職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