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罵國”就是一種非理性情緒嗎？　　

——兼評中央黨校博導解讀出來的“罵國”現象　　

　6月27日　的官媒《人民日報》以“罵國”現象為題，發表了一篇中央黨校博導解讀時下社會不平心態的文章。該文認為“網路上經常能見到針對政府特別是地方政府的尖銳言論。這些非理性情緒的滋生及蔓延應引起足夠的警惕。”為什么要警惕這些非理性情緒的滋長呢？該文的作者接著提醒到“一些人用仇視或敵視，而不是用審視的目光去看待這個社會的一切，把自己的罵聲向四周傳遞，以期獲得更大的共鳴，他們為罵而罵，為挑戰而挑戰……他們只是大肆渲染不滿的情緒，一味吸引更多的關注。當這類罵國者開始極具示范效應，迎合了大眾宣泄心理的時候，當他們不但受到越來越多的追捧，而且也還會被人稱作社會的脊梁和良心的時候，恐怕民主的社會也不能等閑視之。”　　

不能等閑視之這種“以罵國為主要特征的社會情緒”。作為全文的一個主旨，這種忠告式的提醒當然是對的。因為只有從思想上高度重視這種社會情緒的疏導化解，并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消除這種社會情緒賴以滋長的根源，也才可能更好地維穩當前這個矛盾重重的社會。　　

問題是這個中央黨校的博導卻采取了一種“非敵即友”式的斗爭思維，而把這種“針對政府特別是地方政府的尖銳言論”統統斥之為一種“非理性的社會情緒”。這個定位是一個要害所在。因為一種社會情緒一旦被貼上“非理性”的標簽，就可能“被封口、被噤聲”，就可能被政府以“敵我矛盾”的解決方式加以管制。　　

針對“針對政府特別是地方政府的尖銳言論”，都是在用“仇視或敵視，而不是用審視的目光看待這個社會的一切嗎？絕對不是。兩者在邏輯上也絕對不能等同起來；否則，就會重犯某種類似反右“擴大化”的歷史錯誤。在這些尖銳言論中，也絕對不乏一些善意的批評和中肯的建言。它們大都導源于我們這個社會陰暗面或官場丑惡行徑的有感而發，把這些東西怒罵出來，并非像那個黨校護短的博導所斥責的那樣，只是“為罵而罵，為挑戰而挑戰，一味吸引更多的關注”，把這些東西怒罵出來，完全是為了震懾這個社會中的各種腐惡勢力，完全是為了形成一種巨大的社會壓力，而促成黨和政府對這些社會腐惡勢力進行力度更大的整治和打擊，完全是為了多視角地透視我們這個社會所存在的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它們所罵出來的不乏我們這個社會的“過”，也不乏我們這個社會未來變革的線索。即使這樣的尖銳言論，以“罵國的社會情緒”出現在網路上，說到底也是一種旨在“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善意的國罵，又豈能統統斥之為一種洪水猛獸上的“非理性情緒”呢！　　

一個諄諄教導學員要用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分析研判社會問題的黨校博導，一輪到自己赤膊上陣解讀這些負面社會現象時，卻就忘記了馬、恩等老祖宗的告誡，而自覺不自覺地走到了自己的對立面，護短式的采用一種形而上學的方法把這種罵國現象統統斥之為一種“非理性情緒”，這豈不是自打嘴巴。　　

這個喉舌式的黨校博導，只知道痛斥這些罵國現象的非理性，而卻看不到它的理性和價值。如果是故意為之，這實質上就是一種護犢子的心理在作怪。這樣的護短，看起來是在愛國愛黨愛政府，然而實則卻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因為短越是拚命地護，由它導源出來的問題就會越積越多，等到積重難返的時候再尋求解決，其成本和代價也就越大。病越養越重，短越護越多。有病就要治，有短就要改。只有把短改掉了，由其所導源出來的問題才可能不斷減少，社會才可能更好維穩。聞過則喜、知錯則改。只有用這種豁達、包容的心胸對待這種刺耳難聽的國罵，才可能把各種隱患性的苗頭問題或群體性怨恨妥善地化解掉，才可能找到黨執政為民的真正抓手。　　

罵國要分清性質。敵視黨和政府的言論，當然是不能允許的。因為這樣的言論是顛覆性的，它的目的是推翻我們現存的制度。批評黨和政府的言論，應該是允許的。因為這樣的言論是建設性的，它的目的是促成黨和政府改掉自己的短、鏟除社會的惡、強大自己的國。這樣的罵國是我們這個社會所不可缺少的。只有這樣的罵國聲勢浩大起來，才可能震懾住我們這個社會的各種腐惡勢力。這種罵國是黨和政府的一種體制外的反腐同盟軍。　　

罵國還要看清罵的內容和實質。該罵的就應該允許罵，不能一股腦兒地禁罵。　　

一些地方政府的不作為、慢作為、亂作為，該不該罵？一些地方政府在城市的拆遷與土地的開發中傷農坑農、與民爭利、蠶食民權，該不該罵？一些政府官員生活糜爛、微博開房、包養情人，該不該罵？一些地方官員濫用職權、買官賣官、收斂錢財、背叛家庭、尋花問柳、包養女人，該不該罵？一些地方官員在招商引資中出賣國家利益、私吞國有資產、中飽個人私囊，該不該罵……如果這些東西都以其影響黨和國家的形象為由而不允許國人罵出來，那些政府官員的貪欲、淫膽豈不更加囂張？社會民怨豈不更加橫生？如果能夠通過這種中國特色的“國罵”，而把這些貪腐官員的貪欲、淫膽給罵得“陽痿”起來，這難道不是一種國家和人民的福音嗎？　　

罵國也是一種實實在在的社會輿論監督。現在社會大眾的罵國，說穿了就是在罵社會的腐惡、官員的貪腐、正義的缺失、道德的淪喪、人性的泯滅。其火力和矛頭的主要指向就是官員的貪腐、驕橫以及它們生活的糜爛。社會大眾罵官員的貪腐驕橫、生活糜爛，我們的這個黨校博導就給其扣上一頂“罵國”的帽子，并貼上非理性的標簽進行恐嚇，這實則就是一種赤裸裸的“紅色恐怖”行徑，這實則就是在打壓這種罵國的監督作用。　　

允許揭短式的罵國，這在民主的社會實則就是一種很正常的行為。西方民主社會的選戰允許并保護這種候選人之間的互相揭短和批評。通過這種互相揭短式的罵戰，每個候選人都必須謹小慎微自己的公眾形象，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必須嚴格自律。稍有閃失，就可能被自己的競爭對手抓住而一擊翻盤落敗、并聲名狼藉地退出這種公開的競選。在西方的民主社會，有誰見到它們那里的官員敢像我們這里的父母官這樣肆意揮霍公款吃喝玩樂、包養女人。它們在這種允許互相揭短式的罵戰中不敢如此妄為。因為它們一旦違了規、犯了戒，就過不了“生活節操”這一關，就會被它們的選民所唾棄。所以，在這種民選的社會里，互相揭短式的罵國，對政府的懈怠、對官員的貪腐，實則就是一種最嚴厲、最無情的社會輿論監督。一個民主的社會，并沒有把這種罵國當作一種“洪水猛獸”式的非理性情緒，而是通過“公民的言論自由”這種制度予以保障。　　

中國歷史上也并不缺乏這種罵國者。慈禧太后的賣國求榮、李鴻章的洋務運動、袁世凱的“二十一條”對日和約、蔣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內”的國策，少挨國人的罵了嗎？當時的罵國言論就其尖銳而言遠非現在可比。我想每一個熟悉中國近代史的人都能夠作出中肯的判斷。按照我們這個黨校博導所開列出來的定義，當年的那些針對政府的尖銳言論，毫無疑義地都應被劃歸到這種“非理性情緒”的范疇。如果按照這個范疇進行邏輯推演，當年中共痛斥蔣介石政府的對外妥協與對日寇侵占東北、華北的不抵抗政策的尖銳言論，也肯定要劃歸到這種非理性情緒的范疇中去。試問，當年執著正義、一心救國的中共，為了國家、為了民族，不該罵出這種“非理性”的尖銳言論嗎？它基于建立全民族抗日統一戰線的需要，不斷通過自己的尖銳言論，逼蔣抗日有錯嗎？誰能說中共的這種罵國不是實實在在的正義之舉，不是為了實實在在的救國？從某種意義上講，蔣介石的抗日、乃至全民族的覺醒就是中共通過自己的這種特殊的“國罵”給罵出來的。這種能夠促成國家民族進步的罵國，難道不是最實實在在的救國嗎？論罵國的本事，新文化運動的棋手魯迅絕對都是一個出類拔萃的佼佼者。魯迅的雜文集實則就是一個以罵國為主要內容的寫真集。他的雜文又有哪一個不是指向社會的腐惡、政府的黑暗、國民的墮落的。魯迅在民國時代拿著政府財政發放的薪俸，而干著罵國的事兒，如果按照我們這個黨校博導的歸類，也應該屬于“那種命苦在政府、點背怪社會，端起飯碗吃肉，放下飯碗罵娘的人”。試問我們的這個黨校博導，難道魯迅的罵國也罵錯了嗎？難道我們這個社會不需要魯迅這樣的社會脊梁義憤填膺地罵國了嗎？　　

挨罵固然是一種很痛苦的事兒，但能從這種罵國聲中檢討過失、吸取教訓、改過自新、積極向善，這卻更需要一種道德君子的雅量和包容萬物的豁達胸懷。面對不絕于耳的國罵，我們只有洗耳恭聽、痛改前非、真心向善、全心為民，才可能減少這種國罵之聲，才可能重新贏得社會民望。現在的當務之急，應該是誠心誠意地通過網絡這個平臺，接聽這些刺耳難聽的國罵之聲，認真梳理這種國罵出來的各種社會腐惡行徑，并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加以解決。要從解決那些滋生社會民怨、牽涉到群眾切身利益的細小事情抓起，通過一個個坑民傷民問題的解決，通過一個個共產黨員吃苦在前、惠民爭先的細小行動，逐步化解和疏導這種群體性怨恨情緒的滋長。要謹記住這樣一個真理，化解群眾不滿情緒的最根本辦法莫過于幫助它們解決傷及到它們切身利益的各種問題。　　

　2011年6月30日　初稿于論道書齋     胡顯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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