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社會主義難有全科醫生和公租房

司馬平邦

前著名影星李秀明女士的成名作《春苗》，寫了一個赤腳醫生的事，那部電影雖然已經過去好多年，但仍然被上了年經的影迷們記得，它除了電影演得好，就是其中演到了文革時代的赤腳醫生。

赤腳醫生，是文革中期出現的醫學名詞，是中共的中央政府為解救一些農村地區缺醫少藥的燃眉之急做出的醫療改革措施，指仍持農業戶口、一些情況下“半農半醫”的農村醫療人員，當時赤腳醫生來源主要有3部分：一是醫學世家；二是高中畢業且略懂醫術病理；三是一些是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

我還看到現在有許多關于赤腳醫生的解釋里有“未經專業醫療訓練”的說法，這個解釋并不準確，沒有經過醫學院校訓練的未必就未經專業醫療訓練，比如中醫世家培養出來的那些年輕醫生。

總的來說，赤腳醫生的出現，主要源于當時中國一些農村地區缺醫少藥的狀況迫在眉睫，現實問題必須解決。

就在今年6月22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剛剛主持召開了國務院常務會議，會議決定，要建立中國的全科醫生制度，會議指出，目前，我國全科醫生的培養和使用尚處于起步階段，全科醫生數量嚴重不足。建立全科醫生制度，逐步形成以全科醫生為主體的基層醫療衛生隊伍，是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對于提高基層醫療衛生服務水平，緩解人民群眾“看病難、看病貴”，具有重要意義。

所謂的全科醫生，一般是以門診形式處理常見病、多發病及一般急癥的多面手；社區全科醫生工作的另一個特點是上門服務，全科醫生常以家訪的形式上門處理家庭的病人，根據病人的各自不同的情況建立各自的家庭病床和各自的醫療檔案。

所以說，全科醫生是21世紀的赤腳醫生，或者說赤腳醫生是20世紀的全科醫生，二者確有性質的相同點，而不同的只是：

一，一個在是文革時代，一個是在改革開放30年之后的城市化高度發達的新時代；二，一個是面向農村，一個是面向社區――而在現在的城市化運動中，大量的農民人口正在轉變為社區人口。

國務院的決定里還說，新的全科醫生制度要建立以按簽約居民數獲得服務費為基礎的新激勵機制，完善到艱苦邊遠地區工作的津補貼政策。拓寬全科醫生職業發展路徑，完善職稱晉升辦法。

這一點，朝鮮比中國走到前面了，去年我去朝鮮，有旅行團的團友生病，親自體會了一下朝鮮的全民公費醫療，了解到，朝鮮的全科醫生制度正是一個醫生負責一定數量的社區或農村人口，他們所要做的，除了坐診，就是上門訪診，為自己負責的社區或農村人口健康把關。

國務院會議要求，到2012年要使每個城市社區衛生服務機構和農村鄉鎮衛生院都有合格的全科醫生；但，還需――再經過幾年努力，基本形成統一規范的全科醫生培養模式和首診在基層的服務模式，基本實現城鄉每萬名居民有兩至3名合格的全科醫生，更好地為群眾提供連續協調、方便可及的基本醫療衛生服務。

中國，國家大，人口多，這是不爭的現實，但改革開放30多年，從前尚有的赤腳醫生制度在被全面放棄后，至今仍未建立起保障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的中國社會里的窮人們最起碼健康權利的全科醫生制度（連國務院都說的還要再用幾年，到底是幾年？國務院也沒擔保），這算不算改革開放的一個恥辱呢？

實在有必要討論一下。

當然，欣喜的是，這件事已經在本屆總理任期將滿之時提上日程。

我以為，國務院所決議的全科醫生制度，有些類似叫嚷了多年的公租房和廉租房制度，所謂公租房，是解決新就業職工等夾心層群體住房困難的一個產品，公共租賃住房不是歸個人所有，而是由政府或公共機構所有，用低于市場價或者承租者承受起的價格，向新就業職工出租，包括一些新的大學畢業生，還有一些從外地遷移到城市工作的群體；所謂廉租房，是指政府以租金補貼或實物配租的方式，向符合城鎮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標準且住房困難的家庭提供社會保障性質的住房。廉租房的分配形式以租金補貼為主，實物配租和租金減免為輔。

無論是公租房，還是廉租房，針對的對象都是當今城市居民中的低收入者和最低收入者，正如這些低收入者和最低收入者在健康方面沒有諸如全科醫生這樣的醫療制度做保障一樣，在更為起碼的居住權利上，他們的保障更少。

所以，我相信，其實國務院剛剛說要建立的全科醫生制度，其實與國務院早早就說的公租房、廉租房制度，要服務的對象是一群人――那群當今真正的低收入者和最低收入者。

再欣喜于，國務院正視了這個人群的存在，并開始著手為他們謀劃了。

但，我仍然懷疑，國務院這次所說的全科醫生制度也可能和從前的公租房或廉租房制度一樣，在當前社會下，遭遇到一樣的困境。

比如，到底多少個人收入（有競爭力的薪酬）可以吸引足夠多的醫療人才留在全科醫生崗位上？

改革開放30多年，醫療界的商業化是最為強烈之一，這緣于人命關天，不管有沒有錢，人們都肯為生命買單，醫生認錢，固然不好，但想輕易靠一紙決議就改變醫生認錢的現狀，亦似揣著明白裝糊涂，雖然國務院決議里說要從激勵機制和注冊方式（比如，對符合條件的基層在崗執業醫師或執業助理醫師，按需進行1至2年的轉崗培訓；嚴格執行城市醫院醫生在晉升主治醫師或副主任醫師職稱前到基層累計服務1年的規定）等諸方面將全科醫生設置為醫療改革的必須一環，但靠鐵打的全科制度而流水的全科醫生能不能真正保障所有低收入者和最低收入者的起碼健康權利，這把握很大嗎？

其實，全科醫生制度的困難亦與之前公租房、廉租房制度所遇到的困難一樣，年初國務曾下令全國開建的公租房指標到年中只完成了三成，原因在于公租房制度不能很快賺錢，而當今市場（銀行）里的資本貨幣主要是朝著更快生錢的方向流動，國務院雖有明確的公租房建設指標，但若國家不能明確成為公租房建設的主體，你指望靠尋租土地所有權的地方政府和國有或私有的地產商良心發現去蓋公租房，太難了。

與此同，中國若想真正完成全科醫生制度，不用國家手段在當前于商業之路上狂奔不止的醫療機制外再建一條可以獨立成系統的全科醫療制度，并使之最大化地體現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我看靠行政命令執行下去，其成功的機率也會越來越小。

另，無論是全科醫生制度，還是公租房、廉租房制度，其實它們在當前中國社會的主流價值觀里已不具有絕對的合理性和正義性，字面上，它多多少少體現的是平均主義和共同富裕的烏托邦式共產主義愿景，需要我們這個尚自稱為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家政權在意識形態的最高層次對此做出合理性和正義性的保障，所以，若要真正達成全科醫生制度、公租房和廉租房制度，真正讓大量尚處在低收入和最低收入層次人群（注：這里的低收入和最低收入層次人群，不是相對概念，而是絕對概念，是指那些在現有社會里生活困難和生存條件難以維繼的人群）得到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尊重和保障，你還必須在社會制度性質上給出明確的標簽不可――但不管怎么說，國務院年初的公租房建設的決心和現在的全科醫生制度建立的決定都能讓這個社會里一大批已經長期被忽視利益的人群看到些許快樂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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