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紅打黑  善莫大焉　　

約十多天前，重慶紅歌會到北京表演，本想參加烏有之鄉召集的觀摩團前往助興，可惜因臨時有事去了重慶。不過還好，重慶之行沒有留下遺憾，工作之余重慶日報集團的一位朋友花了將近三個小時陪我閑逛重慶的大街小巷，并且有幸聆聽了一場高水平的紅歌表演。　　

重慶我是很熟悉的，記憶中就是爬坡上坎、臟亂差、悶熱得不行，但是這次給人耳目一新的感受，不說重慶變高了、長大了、氣派了，因為這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多數中心城市普遍的現象，重慶最難得的變化是整個城市綠樹成蔭、花草蔥郁，大街小巷整潔干凈，盡管正處盛夏時節，重慶卻再也沒有以往記憶中的悶熱之感，這反映了重慶當局以人為本的執政實踐和高水平的城市管理能力。　　

〈閃閃紅星〉、〈打靶歸來〉、〈五月的鮮花〉、〈大刀向鬼子頭上砍去〉、〈國際歌〉、〈團結就是力量〉……一首首紅歌，聽了確實讓人精神振奮，斗志昂揚。而現在的流行歌曲，吟唱的多是哭泣的愛情、無奈的現實，張揚的是萎靡的人性、炫耀的多是人性的缺點，歌唱的是愚昧、無知、墜落的情感，顯示的是下流無恥的小資情調，確實是靡靡之音、亡國之音！目前中華民族精神的墜落和人種的退化已經到了一個可怕的境地，再不振作起來就要亡國滅種了。

聽紅歌最大的遺憾，就是全是幾十年前的老歌，而沒有近十年來新創作的歌曲，這是中華民族整體墜落在音樂層面的表現。

三十多年來一事無成的右派人士普遍擔心唱紅打黑會讓社會重新回到文革，對于前段時間北京的紅歌會，右派人士在根本未搞清情況之下，就急不可待地發表了冷場的評論，實在是酸得不能再酸了。　　

右派人士其實大可不必擔心，中國永遠不可能完全回到當年的文革。環境、條件、思想、社會結構、各階層力量對比，都不可能讓社會完全回到當年的文革。重要的是發揚、繼承文革優秀的成果，重新評價文革、肯定文革，從而促進社會的進步，如文革的“四大自由”（參考張宏良導師《建設五有社會，共享四大自由》）、“造反有理”，遠超現在資本主義的所謂 “民主、自由、人權、多黨制、三權分立”。可惜毛主席死得太早，老人家尸骨未寒，既得利益集團就悍然發動政變，將毛主席的親人和接班人抓捕剿滅。血腥的法國大革命的優秀成果保留下來了，但文革的優秀成果在中國反而沒有保留。

人類歷史上，所有的復古其實都是革新，日本的“王政復古”、中國的“古文運動”，全是打著復古的旗號革新。　　

薄書記“唱紅打黑”，您以為薄書記真的是要回到文革嗎？其實，“唱紅”，是為了爭取老革命；“打黑”，是為了團結老百姓。從時機上看，恰好借勢“建黨90周年”。當前腐朽的資產階級和買辦賣國集團太強大了，無產階級和廣大受剝削受壓迫的工人農民，必須借助毛主席這個主牌，來反抗剝削和壓迫，來向資產階級和買辦賣國集團奪權，來“共建五有社會，實現四大自由”，讓人民享受的自由、民主、人權遠超當前的西方社會，完成毛主席的未竟之志。

茅予軾、辛子陵、袁騰飛否毛辱毛，實質是砸左派的主派，左派怎么可能不反擊？右派因為和資產階級天然的聯系，尚能從經濟成果中分到一杯羹（只有當威脅到資產階級的專制獨裁時，才會受到打壓），所以右派還能飛來飛去鮮衣怒馬，快活一時。而左派多艱難啊！三十多年來，動輒被斥為文革余孽受到殘酷打壓，新興的有錢人對左派必欲除之而后快。左派經過多年來的苦打拼，今天終于稍微有了一點成就。“文革”是左派的旗幟，毛澤東是左派的神主牌，崇毛、肯定文革，不是為了完全回到文革，而是為了建立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右派辱毛、否定文革，處處與左派針鋒相對，實在太不理智。茅予軾、袁騰飛的辱毛言論，遠遠超出言論自由的范圍，對開國領袖毛澤東已構成事實上的侮辱、誹謗、栽贓、陷害，只要稍微具備一點基本法律常識的人都明白，茅、袁已違反憲法和法律。毛主席的親人、廣大老百姓向司法機關舉報茅、袁的涉嫌違法行為，為什么到現在還不受理？這是因為左右惡斗，有利于壟斷資產階級，他們樂觀其成。右派就是“讀死書，誤大事”的秀才，“秀才造反，百年不成”！　　

革命領袖、反共濟會大英雄俾斯麥曾說：“我從不在意一個人的想法，我只重視他的實力。”借用這個邏輯，我要告訴右派：“不要關注一個人主張或者反對什么，而要研究他的行為可能導致的結果。”　　

內憂外患之際，內無力挽狂瀾之英雄；外無縱橫捭闔之大才！一個來自巴山蜀水的人，一個執意行善卻遭受惡報的人，一個圣潔無辜卻慘遭抹黑的人，一個出身卑微卻心憂天下的人，在這樣一個錯誤的時間、錯誤的空間，經歷這樣一個錯誤的劫難。如是，難免有激憤之詞，不當之言，不認同者，權當狂人妄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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