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溫州市蒼南縣已經開發了三期安居工程，其中第一、二期分別在1997年和1999年開發，安居房分別為192套和480套，均以福利房分給機關干部。此次850套保障房房源近9成又分給了公職人員。據說，獲得房子的干部，多數人有多套住房，甚至是多套保障性住房。這些房子的“指標”已經可以賣出上百萬元。由于官員內部分房“不公正”，終至事情漏光。

就在官員們為“公平”“公正”內訌時，6月11日早上7點30分，一個男人從蒼南縣龍港鎮一出租屋跳樓身亡。自殺者名叫朱治兩，是浙江溫州市蒼南縣龍港鎮朱家站村村民，10年前村委會為了響應“拆房還田”的號召，將其老屋拆掉。然而，十多年過去了，政府和村委會承諾的地基至今沒有返還，使其遭受多年租房之苦。而當地房價則是一路上漲到每平方米2萬元。眼瞅著兩個兒子步入結婚年齡，朱治兩既沒有地基建房，又無能力購買商品房，一了百了成為他不得不選擇的歸宿。

官員搶房內訌、百姓無房自殺，蒼南縣政府辦副主任王作堅有這樣的說法：因為房源比較少，我們自己就定了優先安排公職人員，老百姓被安排在第二批解決。“分配給公職人員屬于風險可控范圍，分配給老百姓，這個群體太大了，比較難控制。”

“公職人員風險可控”偏偏又沒有控制好，其“領導優先法”、“積分法”、“抽簽法”、“無記名投票法”和“現金找補法”等等，都很難“公平”“公正”。例如，領導優先原則就存在領導的定義問題，書記、副書記、鎮長、副鎮長、紀委書記、人大主席、政協主席，哪個不是領導？如何排座次？再如積分法，職務加分使得交椅靠后的如何能夠滿意？這樣的內訌當在意料之中。蒼南領導也承認，是制度設計不好，正在“整改”，縣里成立了三個工作組，到各個鄉鎮做沒能分到蛋糕的公務員的工作。方法也“科學”得多，“比如云巖鎮，共獲得6套限價房指標，調整中，獲得指標的人各拿出5余萬元，補償給其他人。” 令蒼南領導感慨的是，為何世界上房子這么少？

蒼南山寨式的分房現象絕非偶然，也并非“特殊”，它是現階段不少地方的縮影，所以并不是新聞。比蒼南官員在“制度設計”上技高一籌的畢竟是多數，那里沒內訌。因為沒內訌，所以和諧穩定。

住房是人類生存的基本條件，并非是用來“炒”著吃的魚肉。自古以來，除戰亂、災禍、饑饉，少有人為無房而自殺。因安史之亂，杜甫才有“安得廣廈千萬間”的感慨。新中國初期，人民住房條件雖差，但大家都一樣，哪怕是茅屋總能安居。政府為了讓百姓住房寬一點，上世紀后期開始了舊城市的改造，曾主政天津市的李瑞環為此深受人民愛戴。如今，“經濟發展”也30多年了，廣廈何止千萬？相反，百姓因無房、保房自殺，官員因占房、搶房相殘，竟成了第二經濟體再腐敗不過的“風景線”。

當房地產業被“支柱”以后，中國的GDP因出賣土地而飆升，CPI因扶持房地產而堅挺，諸多的社會問題由此而產生。當千夫共指之時，有所謂“調控”出臺。調控，并非是為了“居者有其屋”，只不過是“穩定上升”、“健康發展”而已。除低檔次階層以外，并沒有人希望房價降下來。如果房價下降，受影響的不僅是國民經濟，還會傷害到房地產商和食利階層的利益，并使得官員的財富縮水，那將帶來更可怕的不穩定。

正是房地產這根支柱，不僅支起了中國模式，更造就了一個特殊利益階層。在人民共有的土地上，堆砌一些磚石水泥，一平方米動輒幾萬元，勞動者的血汗就如水管一樣源源不斷地泵進了官商們的身體，供養了一批愈發貪婪的群體。

共產黨的先烈們用鮮血潑灑的神圣土地，竟然被一些號稱共產黨員的人們如此糟蹋，人民群眾接二連三為住房和土地自焚、跳樓，官員們卻在那里坐地分贓，“大塊吃肉、大秤分金銀”，將一些衙門搞得像山寨！

如果將奪取全國勝利比作是萬里長征第一步，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改革開放就應該算作第二步、第三步了，相對于萬里長征來說，也僅僅是“起步”而已。面對長遠的路程，執政黨的“分子”們都經得起考驗嗎？

對于黨的干部來說，黨性是比良心要求更高的品質。良心是社會道德標準，是做人的立足點；黨性是執政黨對黨的干部的要求，是立黨、立國之本。現今社會道德為何其底線屢屢失守？根本原因是黨性這個前沿陣地失守。黨性、良心被一些官員統統“都付與笑談中”了！

依法治國，又以什么治黨呢？必須旗幟鮮明地告訴黨員，我們不是李自成，不是山大王。黨是有紀律的，而共產黨更是有靈魂的，這個靈魂，就是永遠堅持毛澤東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