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體的做法，是建一個“民事立案審查、訴前調(diào)解、快速裁判一體化的復合立案程序”。法官們說，過去立案庭像是收發(fā)室，案件大量積壓，“送達難、執(zhí)行難、信訪化解難”。現(xiàn)在變了，仿佛醫(yī)院門診部，掛號的先診斷一下，叫作“深度程序?qū)彶椤保芽稍V的跟不可訴的分開，防止惡意或虛假訴訟，平等保護被告的訴權；不適于法院解決的社會問題、敏感案件等，則疏導分流；合乎條件的便積極調(diào)解，為當事人節(jié)省時間精力和費用。同時，針對案件性質(zhì)，在區(qū)政法委的領導下，整合各部門資源，推動“大調(diào)解”。這樣，既能保證訴訟的質(zhì)量，又可促進調(diào)解審判的效率與司法公正；對外維護人民法院的威信，對內(nèi)則理順案件流程，提升了法官業(yè)務和法院統(tǒng)籌管理的水平。
奇怪的是，這么個雙贏的局面，卻有學者頗不滿意。當然他們也是好心，時時呼吁，表達憂思，怕法院丟了正事陷于雜務。什么是“正事”呢？在那些專家看來，就是坐堂聽審，電視劇里洋人法官那個模樣，一身黑袍，假發(fā)卷卷。他只管高深的法理、細致的剖析，叫兩造律師一來一去，輪流考問證人，辯駁事實。除此以外，都算“雜務”，尤其是各種形式的調(diào)解。一句話，調(diào)解不可取，不是對抗式訴訟，也沒有判決書，起不到“通過公開審判來宣傳法律知識”的作用（郭小冬，頁37）。
其實，近年來人民法院回歸調(diào)解或群眾路線的傳統(tǒng)，絕非停止法治建設，或者“開歷史倒車”，如一些法學家指摘的。毋寧說，“大調(diào)解”復活“馬青天那一套”，是“形勢比人強”；是“訴訟爆炸”人少案多，法院不堪重負，給逼出來的。現(xiàn)行的民事訴訟法體系，還是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的產(chǎn)物和思路，回應的是二三十年前的案件審理需要、人力資源與知識條件。那會兒還沒有“小產(chǎn)權”，惡性的強拆、自焚、警民沖突事件很少，誰能想象“人肉搜索”侵犯公民包括少數(shù)貪官的隱私權？時代變了，變得太快；任務卻越加繁重復雜，從文書送達、訴前調(diào)解、委托鑒定，到執(zhí)行判決。司法程序上做些調(diào)整，不違背人民法院的宗旨，重拾社會主義的政法傳統(tǒng)，來一點“發(fā)動和依靠群眾，堅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決”的“楓橋經(jīng)驗”，或者法官會同“五員一警”（人民陪審員、社區(qū)法庭協(xié)審員、人民調(diào)解員、特邀監(jiān)督員、公安片警）巡回辦案，讓“人民調(diào)解進立案庭”“人民法庭進社區(qū)”，逐步消除“草率結案、訴訟不公、涉訴信訪”的現(xiàn)象，有什么不好的呢？立法方面，繼去年頒布《人民調(diào)解法》，今年又加快了《民事訴訟法》的修訂，趕得可及時了。
法學家都愛美國。都說美國人健訟，維權意識強。但美國法院的案件受理量，遠低于中國。法官的人均辦案數(shù)，更是沒法比。統(tǒng)編教材不也說，審判周期在那里可以一拖再拖，拖個三五年不稀奇。司法制度太不一樣了，普通法是對抗制訴訟，出了名的費錢耗時，窮人享受不起（伯恩斯《美國庭審之死》）。但那只是次要的因素。最主要的，還是美國人糾紛相對少些，社會矛盾容易化解。諸如商業(yè)詐騙、食品安全、小販砍城管、官員跟房產(chǎn)大鱷勾結的案子，不如中國普遍。正是受制于此類外部條件的“硬約束”，人民法院才沒法簡單照搬外國的制度學說和理念，不論多么“先進”“科學”。它只能從實際出發(fā)，改進司法，爭取讓群眾滿意。
所以還是那句老話，改革家只有多做實地的調(diào)查研究，才能了解情況，掌握政策。否則，就談不上“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這兩樣共產(chǎn)黨的大事或“基本任務”（毛澤東《改造我們的學習》）。這一點，司法改革跟其他黨政部門的工作，并無本質(zhì)的不同。
我們的專家學者的種種詰難背后，其實還有一個誤會，就是把人民法院想象成美國或者德、法、日本等“法治國”的法院了。表現(xiàn)在方法論上，便是意識形態(tài)化的教條主義。比如，假設中國是在往“法治國”走，奔的是“三權分立”的金光大道。然后拿美國的做法同標準來衡量，挑毛病，擺學說，召開學術會議。這么著，才叫法制改革。結果，訴訟跟調(diào)解成了對立的制度，中間劃一條不可逾越的疆界，這一邊褒作“法治”，那一邊貶為“人治”。不幸的是，人民法院沒有搬去華盛頓或紐約，受理的也不是美國的家庭與財產(chǎn)糾紛、社會矛盾，依據(jù)的更不是美國法律。不是說不能討論司法改革的方向；學者完全可以質(zhì)疑其合法性，開展批判性的研究。但是，具體到人民法院的日常工作，我們不能脫離實際，僅從自己的理念或信仰出發(fā)，要求法院脫離公檢法在一元化領導之下的分工協(xié)作制度，放棄它的政法職責。那樣說話，服不了人。訴前服務，特別是訴前調(diào)解，以政法體制觀之，實際是一次富于創(chuàng)新的改革，利用的正是一元化領導分工協(xié)作的優(yōu)勢，同時也沒有違反民事訴訟的基本原則和立法精神。
難道司法改革可以不理會民主與法治的一般原理么，批評家也許會問，那可是“普世價值”呀！說到普世價值，如今也有教條主義的誤解，不肯承認同樣的價值選擇，例如“能動司法”，可有不同的實現(xiàn)途徑。美國的聯(lián)邦法院自有一套搞法，中國的人民法院為何不能另辟新路？落實在司法程序，調(diào)解便是一例。還有什么比訴前調(diào)解更為能動而積極的化解糾紛方式呢？誠然這是“中國特色”，但也應當讓人嘗試，總結經(jīng)驗教訓；有了成效，則加以推廣，形成并光大自家的傳統(tǒng)。此是其一。
其二，既然試一試“中國特色”不算犯規(guī)，更非罪惡，便可以進一步探索，構建中國特色的普世主義價值話語。這東西老祖宗一直就有，求的是天下大同的理想。二十世紀中國革命，先賢向西方學習，奉行“拿來主義”，拿來的馬克思主義，也是一門普世主義理想和價值觀。這些前資本主義、反資本主義的價值理想，能否跟今日中國改革開放的實踐相結合，孕育新的普世主義呢？我以為，這個可能性是應該保留，允許試錯，容忍失敗，并寄予希望的。
我這么說，并無取消正當程序的意思，而是指出老百姓即人民司法的服務對象的一般感受。道理很簡單，必須先給群眾運送社會正義，他們才會對司法程序抱有信心，才會尊重訴訟結果或法院的判決。實質(zhì)正義乃正當程序之母；只有法學家才會顛倒了講，主張程序本身便是正義。
就實質(zhì)正義而言，司法改革最大的障礙，在職業(yè)倫理和政治倫理的失落。因為，一切改革措施，無論立案審查、訴前調(diào)解，還是法院內(nèi)部崗位、職責和工作流程的重新設置，或者如房山區(qū)法院那樣，各訴前調(diào)解組長兼任對口民商事審判庭副職，打破訴調(diào)對立的教條和僵硬的部門界限——這些初見成效的改革，若是想上升為制度的保障，抵御形形色色的腐敗而獲得人民的信賴，歸根結蒂，還是取決于人的素質(zhì)和工作倫理，亦即職業(yè)與政治倫理。
于是，強調(diào)人民司法或司法改革的人民性，便包含了倫理重建的大目標。法條至上，唯程序主義，眼里不見當事人的切身利益，不關心社會福祉，不明辨案情是非，不善于做化解矛盾的思想工作：那樣的法官是極易丟失職業(yè)倫理而墮入腐敗的。調(diào)解比之于訴訟，有一點根本的不同。訴訟較為技術化，一般不靠說服教育，而是用辯論攻守各樣策略，對抗性強（包括律師代表當事人同國家法律周旋）。調(diào)解則主要靠說服教育，耐心勸解，用的是另一套“非訟”技術。法官就需要將心比心，設身處地為當事人著想，盡到倫理責任。
換言之，一元化領導的人民司法，跟西方式司法和法官獨立審判，所倚靠的職業(yè)與政治倫理是迥異的。其培育機理和制度約束，也大不一樣。拋開人民司法的中國特色，去追逐另一政法制度下的價值立場，未免是“竹籃打水一場空”，既遏制不住腐敗，也增進不了司法的效率和公正。
這么看，房山區(qū)法院的訴前服務改革，更有深一層的倫理建設上的意義。當然，僅只法院一家為人民服務是遠遠不夠的。必須整個國家機器，黨政機關各部門都落實這一宗旨，并在全民的倫理重建中起先鋒隊的帶頭作用。惟有如此，人民法院才能做到“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到那時，司法改革包括人民法院的反腐倡廉，也就成功有期了。
二零一一年六月于清華園，原載《人民法院報》2011.6.16
伯恩斯（Robert Burns）：《美國庭審之死》（The Death of American Trial），芝加哥大學出版
社，2009。
郭小冬：《民事訴調(diào)結合新模式的探索》，載《清華法學》3/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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