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刀具實名制、清理高危人群、租房戶不準打110、城市穿衣戴帽、農民工討薪追責等稀奇古怪的“大運”規則之后，深圳又出臺新花樣：大運開幕式5小時紅樹西岸的居民必須開燈下樓離家。可以選擇參加政府組織的活動，可以接受安排到一些景點去旅游。政府將給予300元補助。如果實在不愿離家，政府將派安保人員到家中，“陪同”他們一起度過這段時光。

對一個非一流的體育賽事如臨大敵，只能說明組織者“心中無數”。我們講究“從實際出發”，如果缺乏安全條件，大可以不申辦什么這會那會；既然要辦，為何如此接二連三擾民？

和安徽鳳陽小崗村一樣，深圳是中國改革開放的排頭兵、榜樣和旗幟。特區成立30年之際，深圳曾酬躇滿志地希望，繼經濟體制改革成功之后，再當全國政治體制改革的“特區”。僅從承辦大運會的種種表現看，當“政治體制改革”的旗手可能還需時日。

改革的目的是什么？雖然左右各說不一，但政治清明、依法行政、廉政高效、尊重民權（甚至包括所謂人權、民主）、關注民生等等，起碼在形式上有“交集”。而深圳接二連三的大運“舉措”，還有借廉租房解決公務員“歷史遺留問題”的行為，與人民希望的“政治體制改革”的內容南轅北轍。

與住建部門越權揚言對討薪者追究刑事責任一樣，用300元強買5小時人身自由，于法無據，于理不通。既不符合東方人的“民本”價值觀，也不符西方的“人權”和“自由”理念，更不符合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要求，非驢非馬。人們不愿看到“排頭兵”這樣的庸俗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