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沙德瑞克案件中涉及的刑事誹謗和藐視法庭等罪名，曾在新加坡南洋律師事務所工作的劉大為（音）解釋說，在新加坡，刑事誹謗罪最多可判2年監禁，往往會同時伴有不設上限的罰款。
    根據新加坡法律中對刑事誹謗的解釋，有些情況是不算誹謗的，比如所表述的觀點是真實的、出于善意和誠心，且有利于公共等。毫無疑問，沙德瑞克書中談到的法律的執行力問題，涉及公眾利益且為公眾所關心，從這點來說刑事誹謗的指控不能完全讓人信服。
    而沙德瑞克的另一個指控藐視法庭罪，新加坡法律規定此罪可判處監禁或罰款，或兩者兼施。對此，劉大為表示，這條罪名的解釋過于寬泛了，基本上任何質疑司法行為的言論都可以解釋成藐視法庭。事實上，以刑事誹謗或藐視法庭遭到新加坡政府控告的，沙德瑞克并不是第一個。新加坡執政黨被指歷來都善于借打官司來消除批評。
    2001年，新加坡民主黨人士徐順全因在大選中稱李光耀和吳作棟兩人瞞著國會向印尼前總統蘇哈托提供巨額貸款，被兩人控告誹謗。敗訴后的徐順全無法支付幾十萬的賠款，宣告破產，并喪失了競選資格。
    在媒體管制方面，新加坡有著較為嚴格的法律規定，媒體資源基本上由執政黨全面掌握。為了對傳媒及娛樂內容進行審批和監管，新加坡于2003年將新加坡廣播管理局、電影及出版署和新加坡電影發展局合并，成立了新加坡媒體發展管理局，成為新加坡媒體、互聯網和電子游戲的主管機關。2003年該局成立后，負責審批和監管傳媒及娛樂內容。
    在新加坡，一些有爭議的本土新聞是禁止或限制內外媒體報道的。此外，外國媒體須同意接受新加坡政府對認為有詆毀性質的內容進行審查。近幾年來，常有新加坡政府借助法律手段控告外國媒體污蔑性報道的事件，一些知名國際媒體如《紐約時報》、《遠東經濟評論》、《時代》周刊等都曾遭到新加坡政要或當局的控告，而被迫支付數萬美元的訴訟費。
    比如，2010年3月，李光耀、李顯龍父子通過新加坡司法系統，對美國《紐約時報》集團提出誹謗罪訴訟，認為其下屬的《國際先驅論壇報》發表的一篇名為《都是一家人－－論家族式政治優劣》的文章含有誹謗，《紐約時報》最后登報向他們道歉，并賠償16萬新元的名譽損失費。
    此舉自然招致一些國際輿論的譴責，西方媒體因新加坡當局頻頻打官司且常常勝訴而將新加坡法庭稱為“袋鼠法庭”，認為這種行為是在阻止新加坡國內外媒體對政治及政要人士進行批評。
    對此，新加坡政府稱，對擁有5100萬人口的多民族島國而言，采用立法手段限制言論和集會，對保持經濟繁榮、民族和宗教和諧來說非常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