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方文明模式之比較
牟宗三：
      “因國家之成立并非以經濟為決定因。猶太人固善于經濟者，而不足以成國家。又對抗亦非國家成立之決定因。蓋國家并非對抗而成立，國家亦非純是武力之別名，寄其本質于武力。吾華族受夷狄及近代列強之患及侵入，可謂屢矣。豈止對抗而已哉？何以終不出現國家性？由是觀之，國家之本質必別有在，決不在此諸外緣也。”
     西方文明有希臘、羅馬以至日耳曼時代，但最后都只落實于一個民族國家（希臘、意大利、法-英、德）而不成其為一個西方文明的連續整體，直至當今歐盟的出現才成為一個松散的“封建”聯盟組織（商、周模式）。相對而言，中國歷史則多以朝代系而不以種族分，秦、漢（楚）、唐（鮮卑、匈奴）、宋（漢）-遼（契丹、突厥）-金（女真）、元（蒙古）、明（遼、金）-蒙古、清（滿、蒙、漢）-回、藏……中華民族。
    就總體而言，猶太人在宗教文化、工商科技等方面是中東地區注入西方的靈魂，但是這樣一批天之驕子并沒有能團結西方各民族建立一個統一的文明體，反而在金融危機中充當“威尼斯商人”的角色導致了種族仇殺的惡果，直至當前只是在美國猶太財團的院外活動之下維持其在阿拉伯世界的國家恐怖主義（法西斯的變種）。
    “猶太復國主義者從納粹黨人給猶太人帶來的痛苦中學到的教訓，不是避免犯下他們曾經深受其害的罪行，而是輪到他們來迫害更弱小的民族。……猶太復國主義的實踐證明了我們在前文中提及的一個要點，即西方非猶太人長期加在猶太人身上的‘猶太’特征，并非任何特殊的、代代相傳的民族稟賦，而是源于流散猶太人在西方世界的特殊環境。”
    而漢族與其說是一個單一種族、毋寧說是一個文化共同體。在早期，他們是黃河流域的水利聯盟，之后隨著后春秋戰國的混一、北魏孝文帝的漢化、南（越）北（胡）朝的融合、明清對宋元以來割據的再統合才成為今天的規模。甚至五族共和到五十六個民族的反哺，都在在說明中華民族作為文明體的對世界民族和宗教問題的示范意義。
    西方模式導致世界長期處于“戰”國時代，即歐陸混戰、殖民戰爭、二次大戰、冷戰，直到消解殖民病毒的中國以第三世界、不結盟運動相倡導，才以農村包圍城市的模式導致了兩極爭霸、同歸于盡（核寂滅）的緩解。當前世界格局由地緣政治向幣緣政治的轉變是國際沖突從種族轉向文化的轉折，是狩獵經濟（生存競賽）向知識經濟（分工協作）的進化。
      中國的農業發展經驗,為非洲實現糧食安全和減貧目標提供了借鑒。“中國的農業技術和裝備先進實用、簡單易操作、成本低,適合非洲現階段農業發展的需要。”牛盾表示。一方面,非洲的耕地、水資源、草場和漁業等資源極其豐富,具有發展農牧漁業的良好條件,農業發展潛力巨大。另一方面,中國擁有13億多人口,是農業生產大國,也是農產品消費大國,中國的農產品市場存在巨大的開發潛力。
   東方文明偏重于社會人文一面，從春秋戰國、南北朝、五代十國、民國，分裂割據、軍閥混戰的周期在不斷縮短，而文人治理方面隨著知識經濟的到來越來越顯示出她的“人”的價值。
   西方文明偏重于經濟科技一面，持續千年的軍閥混戰，使得人們更多的向自然界（包括非、美的原始社會）去開發和索取，然而戰爭（狩獵）經濟遭遇到了核戰和網絡戰的物質邊界。
   東西文明的結合部外在的是核恐怖平衡作為反太陽的隱喻，內在的在于信息網絡技術對物質與人文的中介。日本的核事故已導致德國對“核”的全面反思，韓國也感到了朝鮮核危機的另一面。西方的能源殖民遭到了阿拉伯革命的抵制，這將擴展到伊斯蘭世界乃至整個（南-北）中間地帶。維基揭秘則在政治強權和精英游戲中打開了一個缺口，“信息技術和全球化媒體的發展意味著有史以來最強大的一支軍隊可能會輸掉一場戰爭，不過不是在血肉橫飛的戰場上，而是世界輿論陣地上落敗。”（蒂莫西·加頓，阿什）

世界多數民主？

李慎之《數量優勢下的恐懼》：   
    “按照亨廷頓的標準，作為西方文化載體的歐洲北美人口歷來不足世界五分之一，何況近幾十年來一方面它本身的生育率下降，而另一方面其他地區的人口生育率卻不斷上升，比例的反差越來越大。對亨廷頓來說也許更加重要的是：基督徒的人數日益減少，他認定十年之后，穆斯林的人數將超過基督徒。其次，西歐北美的非白人移民近年急劇上升，許多國家因此而出現了與美國相同的內部問題。亨廷頓指出歐洲國家已在收緊移民政策，并且建議美國也要這樣做，但是能否收效尚未可必。像美國出現的白人“民兵”組織、歐洲出現的新右派、德國出現的新納粹和澳大利亞最近出現的反亞洲人浪潮都在加強著亨廷頓的論據。
　　亨廷頓在最近這篇文章中說：“西方已經沒有經濟的或者人口的活力足以把自己的意志強加于人了。”“人口的活力”這幾個字泄露了亨廷頓的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