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吳康民先生聊聊天　　

童叟無欺　　

（2011.5.28）　　

今年5月初，《南方都市報》發表了其記者寫的報道：“香港特區原全國人大代表吳康民講述受溫總理特邀做客中南海的經歷”。我從網上、報紙上看了報道的內容，雖然有所感悟，想與吳先生交流，無奈我是蕓蕓眾生中的一員，不可能像溫總理那樣親筆給吳先生寫信，殷殷表達“甚思一晤，聆聽教益”，而只能借網絡空間中的一片天地，與吳康民先生聊聊天。　　

看了吳先生“征得總理同意”后，給媒體發的“與總理見面的新聞稿和照片”，盡管吳先生強調說“溫總理也沒有想通過我散播什么信息”，結果我還是收獲了兩點令我印象突出的信息：一是贊揚“總理穿著十分樸素”，總理辦公室“只有12平方米左右”，“午飯吃得很簡單”，“親身經歷了總理的親民，切身感受到平民總理對人親切的態度”，“總理舉手投足間，都流露出對長者的尊敬”；二是溫總理對吳先生講了一段分量頗重的話——“溫總理提及內地的改革所遇到的困難時說，主要是兩股勢力，一股是中國封建社會所殘余的；另一種則是‘文革’遺毒，兩股勢力影響了人們不敢講真話，喜歡講大話，社會風氣不好，應該努力糾正。”　　

溫總理的“平民總理”的“親民”形象，多少年來通過宣傳媒體，特別是電視畫面的傳播，已為許多國人，尤其是知識界所廣泛接受。比如，若干年前，西部某農民工好幾年沒有從老板那里拿到做工的工錢，溫總理就親自為他的妻子去討要；一個地方遭天災了，溫總理就親臨現場，慰問受災群眾，拉著老人的手，抱著小孩子，讓人不由得感動；一年春節，溫總理還下到發生過礦難的煤井與采煤工一塊吃餃子；北京市民遇到了入托難的困境，溫總理就去幼兒園，一邊撫摸著娃娃們的小腦袋瓜，一邊向地方大員發解決問題的指示。如此等等，現在說起來，一個個清晰的畫面還能從我的腦海里浮現出來。用一個不太恰當的比喻，溫總理給中國許多老百姓的印象，就是一場場“及時雨”。既然這樣了，吳先生還有沒有必要，把一次無拘無束的私人閑暇會見的情景拿來寫作，再一次刻意宣揚“平民總理”的“親民”事跡，是值得推敲的。　　

中國的老百姓確實需要一個“親民”的總理，就像我們需要周圍的大多數干部和群眾，能達到“堯舜”的境界一樣。不過，作為一個有點文化的老百姓，我所期望的國家總理，不光要靠自身“道德形象”的感召，更重要的是能通過群眾路線、法律和規條把他領導下的干部隊伍，教育、管束成一個克己奉公、廉潔清正、為人民服務的集體。真正的共產黨人，“是辯證唯物主義的動機和效果的統一論者。”（毛澤東語）如果通過總理討薪、下礦井、簡單飲食和12平方米辦公室的宣傳，就能使全國的打工仔每個月都能拿到工錢，礦難能基本避免，公職人員不貪污腐化、買官賣官、鋪張浪費、驕奢淫逸，那真是阿彌陀佛了。可是現實情況又怎樣呢？吳先生已經80多歲，不便行動了，倘若溫總理能有孫猴子七十二變的本領，隱去真身，作一番深入群眾和實際的調查研究，我相信一切都會清楚的。　　

我最想和吳康民先生聊的，是溫總理提到的改革困難和阻力。　　

溫總理說改革遇到了困難，至于是哪方面的改革，溫總理沒有解釋，或者是溫總理說了，而吳先生沒有寫出來。關心國事的人們大約都知道，現在廟堂之上、“學術”深院、街頭巷尾議論最多的，一個是經濟改革，一個是政治改革，都是大題目。不同立場和觀點的人都在各說各話，頑強表達。例如，在經濟改革方面，具有代表性的官方、秦曉和劉國光的說法就有很大的差異。黨和政府公開的說法，是要把調整經濟結構、縮小收入差距、改善民生、建設和諧社會奔小康作為經濟改革的重點。秦曉——這位原大型國企招商局集團和招商銀行的董事長，自稱是“一個體制內或準體制內的改革派”，退休后全力投身于注冊于香港的博源基金會的能通天入地、深不可測的人物——和他的同志們，則認為“國有企業是計劃經濟的遺產，應該趁著有市場價值時慢慢地退出”，這與前蘇聯解體后的“蓋達爾計劃”如出一轍；秦曉大聲疾呼要“秉承普世價值，開創中國道路”；他心向往之的“普世價值”是什么呢？就是：“試圖用現代化、穩定、國家民族利益、民生、理想來替代現代性、自由、個人權利、民主、理性這些普世價值的核心和基礎，是不可取的”；他在這樣講的時候，有人勸他要注意點場合，不要那么尖銳，他卻反問道：“我講的還沒有溫總理尖銳吧？！”至于著名經濟學家劉國光，除了支持他認為的黨和政府正確的經濟改革舉措外，還不時發出另類的聲音，呼吁：“在重點抓經濟工作，抓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同時，必須像毛澤東同志教導的，要不忘階級和階級斗爭”；必須堅決反對和抵制作為當代資本主義主流意識形態和國際壟斷資本集團的核心理論體系和價值觀念的新自由主義；防止經濟領域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防止經濟基礎變質。眾所周知，劉國光早已是被邊緣化了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他的經濟改革主張早就無人問津，因此對他而言，也就不存在現實的困難不困難的問題。那么，如果溫總理指的是經濟改革遇到了困難，究竟是官方的經濟改革主張遇到了困難，還是秦曉們的經濟改革主張遇到了困難呢？這是第一個讓我聯想到的問題。　　

吳邦國委員長在今年3月的全國人大報告中說：“我們不搞多黨輪流執政，不搞指導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權鼎立’和兩院制，不搞聯邦制，不搞私有化。”這五個“不搞”，全國人大常委會在年初召開的法律體系座談會上就提出來了。這大概就確定了目前執政黨關于政治改革的基本框架。可是極右的反毛、反共、反社會主義的西化派對這“五不搞”很不滿意。比如，據說自命“是給中央當‘編外參謀’”的辛子陵，在今年春節期間的“科技部老同志座談會”上，氣勢洶洶地說：“現在內外壓力還不夠，當權的人覺得還能維持下去，一旦出現突尼斯、埃及那樣的形勢，就把民主社會主義旗幟打出來了，答應政治體制改革，開放報禁黨禁，實行民主憲政。”果然，在今年2月北非、阿拉伯國家社會動蕩期間，中國的“帶路黨”還真的跑上了大街，內外結合地“施壓”，最后沒成氣候。在“政治改革”方面，是吳邦國的“五不搞”遇到困難了，還是辛子陵之流的“民主社會主義”遇到困難了？這是我讀了吳先生的報道后聯想到的第二個問題。　　

溫總理講的改革阻力“主要是兩股勢力，一股是中國封建社會所殘余的；另一種則是‘文革’遺毒”，更是讓我摸不著頭腦。據我在社會底層的了解和觀察，人民群眾在強烈要求解決“私有化”，“工農基本群眾淪為弱勢群體”，“上不起學、看不起病、住不起房”，“貧富兩極分化越來越嚴重”，“強征地、強拆房”這些關乎他們切身利益的社會問題的時候，普遍認為進行社會主義方向改革的主要阻力是資改既得利益集團和由他們一手制造的社會腐敗與兩極分化，與“封建殘余”，特別是與“‘文革’遺毒”根本沾不上邊。為什么溫總理要那樣說呢？這是我想和吳康民先生聊天的第三個問題。　　

在我的記憶里，文革以后，被黨內外一大批人批判的“封建殘余”，是特指所謂的毛澤東搞“對自己的個人崇拜”、毛澤東“破壞黨內民主”、搞“家長制”和“一言堂”，而不是指現在人們到處可以看到的封建迷信和孔孟思想吃香的現象。至于“‘文革’遺毒”的概念，則甚為模糊。批判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反社會主義的思潮，算不算“‘文革’遺毒”？批判走資本主義道路，算不算“‘文革’遺毒”？群眾受到當權的人壓迫、欺辱，有種種委屈，起來反對、抗爭，算不算“‘文革’遺毒”？宣傳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理想，算不算“‘文革’遺毒”？稍有社會常識和經驗的人都能理解，推動一個事物和阻礙一個事物，都是要以力量為條件的，在社會層面上，就是以權力為條件。毛澤東離世已經快35年了，在中國的“非毛化”也搞了差不多這么多年，曾經跟著毛澤東的路線走的掌權的政治勢力，在持續的“反左”努力中早就被清除殆盡。客觀事實是，現在中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權力，幾乎都掌握在與毛澤東毫不相干的各類“精英”手里。所以在“權力”的意義上，毛澤東的“封建殘余”也好，“‘文革’遺毒”也好，如果還有的話，都已經構不成直接推動或阻礙任何一種“改革”的決定性力量。這難道不是明擺著的嗎？　　

溫總理說，因為“封建殘余”和“‘文革’遺毒”兩股勢力的存在，“影響了人們不敢講真話，喜歡講大話”。我認為，這不是實事求是的判斷。實際情況是，現在有些人的膽子也忒大了些，違反黨章和憲法的話，對共產黨、馬恩列斯毛、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造謠污蔑誹謗的話，只要是他們的心里話，他們不但敢講，而且還大講特講。辛子陵、茅于軾、李銳這些人就是典型，具體的例子數不勝數，世人皆知，我就不列舉了。這也從反面證明了，現如今所謂毛澤東式的“封建殘余”和“‘文革’遺毒”，確實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勢力”了。否則的話，辛子陵、茅于軾、李銳這些人，還有說話和成為“精英”的機會嗎？就連溫總理恐怕也沒有向吳康民先生說那一番話的機會的。　　

我也可以算是一個膽子大的人吧？一個普通老百姓，對國家總理與知名人士的談話，也能不講大話，講真話，不揣冒昧地評頭品足。這是不是又一次證明，溫總理關于“改革困難”以及“封建殘余”、“‘文革’遺毒”的見解，很可能是主觀主義的呢？畢竟溫總理一直在中南海里工作26年了，難免脫離群眾和脫離實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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