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與清華校友談話實錄

記錄

2011年5月

    前國務院總理朱镕基與清華師生座談中，直言不諱地就分稅制、土地財政、城市交通、義務教育這些社會熱點話題，表達了自己的思考。

    “攻擊分稅制，根本就是無知！無知還透頂！”

    談及分稅制，朱镕基手拍著《中國農民調查》說道，攻擊分稅制，說分稅制掏空地方財政，造成農民貧窮的人，根本就是無知！無知還透頂！隨后，朱镕基緩和了口氣，說：“來的時候，我的女兒勸我不要發脾氣，我忍不住了，還是要發脾氣。這絕不是為了我個人，也是為了整個中央第三代領導集體。”

    分稅制是1994年后推行的新稅制，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朱镕基是主要推手之一。

    在此之前的1993年，中央政府財政能力降至歷史最低點。于是，朱镕基采納經濟學家董輔等人的提議，決定“分灶吃飯”，中央與每一個省份磋商分稅種類和比例，實行分稅制。

    從1993年9月9日到11月21日兩個多月的時間，國務院副總理朱镕基帶領60多人的大隊人馬，飛遍17個省、市、自治區，苦口婆心解釋中央要推行的分稅制方案。其間，中央與地方討價還價，并最終相互妥協。

    推行分稅制前后變化大致可總結為：1994年以前的財政收入，中央占3成，地方拿7成，財政支出則是倒過來，中央拿7成，地方拿3成；1994年以后，中央政府在名義上可以得到60%以上，甚至可占7成。不過根據相互間的妥協，中央仍須在自己的收入當中提取若干返還地方。

    到2003年，朱镕基卸任時，分稅制實施整整十年，財政的盤子從4349億元增長到21715億元，增長了將近四倍。

    長篇報告文學《中國農民調查》也恰于這一年出版。書中披露了安徽農村的現狀，作者認為分稅制改革的實質就是中央財政集權，中央出發點雖好，但造成地方財政弱勢。諸如義務教育、計劃生育、優撫和民兵訓練等費用，中央都甩給了地方，但地方沒有錢，最后就都轉嫁到了農民頭上。

    在清華座談現場，朱镕基列出2010年財政收入數據予以批駁，其中提及的中央與地方財政分賬數據，此前尚未有官方披露過。

    朱镕基說：“去年全國財政收入83000億，其中，地方直接收入4萬億，中央稅收返還（給地方）33000億，兩者相加是73000億，占了大部分啊。中央財政收入多少？是15900億（注：原話如此），占83000億的20%左右吧。92、93年中央財政收入比重是28%、27%，現在20%都不到，怎么能說中央把稅都收上去了，收得過多呢？”

    不過朱镕基對分稅制亦有反思，“當然我們還有缺點，主要是返還支付的方式。” 由于收上來的相當一部分錢只是中央財政過了一下手，又通過轉移支付、專項撥款等形式補助給各地，使得中央財政和中直部門從中權力大增。

    朱镕基說：“稅收返還（轉移支付）的工作做得不好，要靠地方‘跑部錢進’，求爺爺告奶奶才能拿到，分稅制有缺點，但我負的責任不是主要的，因為我當時就說，分稅制改革沒有完，要繼續進行。”

    “地方沒錢了，所以它只有發展房地產才有錢？”

    朱镕基在清華說：“最近呢，還有一種謬論呢，國外的報紙也有，國內的報紙也有，說這個房地產項目這么沉重，都是過去這個分稅制搞壞了，說稅收都收給中央來了，地方沒錢了，所以它只有發展房地產才有錢？狗屁！”座談現場爆發大笑，連一旁的劉延東也不禁掩口而笑。

    從2005年起，大陸樓市價格開始了暴漲歷程。由此而起的諸多社會抱怨中，對分稅制的聲討此起彼伏，亦有不少專家學者撰文稱，高房價的深層原因是分稅制掏空地方財政，地方倚重土地財政直接推高房價，且使地方政府被房地產業綁架，阻撓中央調控樓市政策落實。

    對此論調，朱镕基說：“（財政收入）總共8萬億，一來一回（地方）收回來7萬3千億，還少啊？還沒錢？現在地方有的是錢。這房地產（問題）根子就是房改政策錯誤。這個不講，你們看書。”

    朱镕基說：“我們制定了一個錯誤的政策，就是房地產的錢，都收給地方政府，而且不納入預算，這不得了。這個錢就是搜刮民膏，所以把地價抬得那么高。這個絕對不是分稅制的錯誤。地方沒少收錢。”

    朱镕基對清華的學生說，房改更多的失誤就不多講了，請大家多看書（注：即指將要出版的《朱镕基講話實錄》一書）。
“我們什么時候引領世界汽車工業的發展方向了？全世界都笑了。”

    朱镕基清華座談時，談到了即將出版的《朱镕基講話實錄》一書最后一篇文章的選取。據他回憶，最后一篇文章本來要選其最后一次在國務院會議上的講話，題為《值得紀念的五年》，內容是總結任總理的五年。

    臨近《朱镕基講話實錄》（試印本）快要出版的時候，朱镕基又想起一篇文章。那就是卸任總理的前一個月，2003年的2月1號，農歷春節，他去拜訪北京市公共交通總公司所做講話，講話不長，占了書的最后兩頁。

    新華社當時對朱镕基此行有公開報道：11時50分，朱镕基來到北京市公共交通總公司44路北官廳站，看望大年初一堅持運營的公交系統干部職工。

    中央電視臺當時的報道突出了朱镕基的講話內容：“中國要解決城市交通問題，從根本上說，是要大力發展公共交通。解決城市交通問題應加強科學管理，提高城市交通效率，還要大力發展環保型公交車，減少機動車污染，進一步改善空氣質量。”

    朱镕基此次在清華再提這段往事，他說：“那是我的（任內公開的）最后一次講話，我拜托大家別拿公款去買小汽車，去補貼小汽車，拜托大家多發展公共汽車，發展公共交通吧。如果這么做了，何至于有今天。如果那時候照我說的做了，現在北京就不會那么堵車了。”

    朱镕基又說：“現在有個‘榮譽’，我是不把它當做榮譽的，叫做‘中國引領世界汽車工業發展的方向’，我心里想，我們什么時候引領世界汽車工業的發展方向了？全世界都笑了，他們是把我們這里當做市場了。”

     “現在的義務教育怎么樣？好多同學都輟學了。”

    朱镕基又說，上海車展上有的名貴小汽車一輛一億多，還有不少企業家買飛機，而農村呢，有的地方依然吃不飽，我們解放了這么多年，農村的居民這么貧苦。我從來不主張財政補貼發展汽車工業，我主張全力加強農村義務教育。

    朱镕基說，農村的學校，一人一杯牛奶，一個雞蛋都吃不到，青海省僅是800人的試點能吃到，青海省有3萬中小學生，800人跟3萬人怎么能比啊？

    朱镕基痛心地說道：“我們現在的義務教育怎么樣？（農村）好多同學都輟學了，都提前去城市里打工了。”

    早在1993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制定的《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中就明確提出：“逐步提高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在本世界未達到4%。”但實際上，迄今為止，“4%”的政策目標并未實現。

    在講這番話前一個小時，朱镕基在清華大學人文社科圖書館參加清華大學機電系1951屆畢業60周年同學聚會時，也談及此問題。陪同的劉延東在走出人文社科圖書館趕往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的途中，對朱镕基的一位同班同學說，我是來接受批評的，不過教育投入也是在增加，以前教育投入占GDP達不到4%，就快要達到了。

    2010年7月29日備受關注的《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正式全文發布。其中，關于經費保障一章，表述為“提高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比例，2012年達到4%。對這份《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10年）》，朱镕基批評其中不少是“空話”。

    朱镕基談及高校擴招，他說“我不主張發展這么多大學，這么多大學干什么呀，我剛才問了我的同班同學，我剛進清華的時候，1947年清華才有兩千人，現在幾萬人就不知道了，清華幾萬人說得過去啊，一個吉林大學也要七萬五千人，大學出了不少（學術上的）假冒偽劣，教授都去造假，剽竊論文，這樣搞下去......你還是先把義務教育搞好嘛。”

    朱镕基由義務教育談及國民教育，他以日本大地震為例，說“這次日本大地震，日本的國民損失這么大，連我們都膽戰心驚，但老百姓普遍不驚，還是講禮貌，還是講公德，在這中國是做不到的，中國要是碰到這么大的地震就亂了套了，這個國民性的養成一定要從國民教育開始。”

    朱镕基又說：“你不花大力氣搞國民教育，就出很多問題，現在很多人唯利是圖。”

發件人:szjyxr <[email protected]>發送時間:2011年5月21日 星期六收件人:抄送: zdjun <[email protected]>, 主題:回復:看看作者對朱熔基的評論，想想茅于軾的所做所為，作者可是自由主義的典范羅！

    這篇文章雖然有大量令人讀著不爽的體制內語詞圍著“明君賢相”歷史觀打轉，但可貴之處相當明顯，這就是用大量的、鐵的事實撕爛了改革的輝煌外衣，揭露了其歷史罪惡，足以讓“歌德派”猛醒。但是，對茅于軾那類垃圾人沒有用！別指望那些家伙能糾正其歪舌頭！對此文的作者，我不了解，也許對其文章的批評近于苛求，他是不是真正的自由主義者，我一時也難下結論（看其他言論再說）。但我認為，他直面現實的學術態度是很可貴的，特在此致以敬意！ 蘇中杰

朱镕基為何被拋棄？

艾祖鴻

2011-5-7

文章發于：選舉與治理網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206210

　　“賀朱镕基八十二大壽：他是建國以最具悲劇的總理，唯一人下沒有連任的總理，也是一個唯一在全國各地有留下墨寶的好總理，但請大家記住，他是全國人民心目中最廉政，最不怕得罪富商高官的總理，你知道有多少暗殺組織要暗殺這位扛關棺材前行的好總理!過些天是他82周歲生日，如果你認為朱總理是真正的好總理的話，請轉發，讓更多的人祝福、、、”-----手機短信及QQ信息時時瘋傳，敬佩、敬仰之情溢于言表。對此，作為出生在農村且直接參與國企改革的筆者，深不以為然。

　　一九九八年三月十九日，新當選的朱镕基多么自信、從容、機智、幽默!，他對全局清晰的把握、措詞的得當，贏得了中外記者和所有的電視眾觀看一致好評， 歡呼跳躍。

　　當一位香港記者問及朱總理在遇到困難、挫折時，他是否也會感到沮喪、灰心、猶疑不前時，朱镕基坦言，身處一國總理的職位，他的確感覺責任重大，心理負擔很重，他說：“不管前面是地雷陣還是萬丈深淵，我將一往無前，義無反顧，鞠躬盡瘁，死而后己。”全場熱烈掌聲，猶在耳邊回響。

　　中國民眾對其寄托無限的希望，然而五年后的十屆全國人代會上，確一反中國官場無過即功連選連任常規，曇花一現，破天荒未能連任而被儒雅的溫家寶代替，黯然下臺。何故?

　　朱镕基的施政綱領，歸納為“一個確保，三個到位，五項改革。”一個確保，是確保中國今年國民經濟增長8 %。三個到位：是金融改革三年內到位;國企改革三年扭虧為盈;機構改革三年分流到位。五項改革：是指糧食流通體制、投資融資體制、住房制度、醫療制度、財稅制度的改革。也正是這場改革的失誤，斷送了其政治生命。

　　國企改革直接是坑害了工人

　　工人階級是無產階級國企改革將從領導階級變成的被領導階級，從天堂一下落入凡塵。“中國無產階級開始走上革命的舞臺，就在本階級的革命政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成為中國社會里比較最有覺悟的階級。”多少光榮啊。實際上，改革前工人不僅是有很高的政治地位，經濟待遇也非常優越，有的行業工人甚至高于公務員。

　　但朱總理主導的國企改革，無論是將工人終身依靠的企業低價出賣給個人，還是破產，抑或改制，都直接產生了大規模的工人下崗，保守估計不少于4000萬人。改革的主要措施就是改變企業性質，甩掉國企職工這個“包袱”，手段就是非法強制工人買斷工齡或分流自謀職業。造成國企資產大量流失，官與商無償或象征性代價獲得巨額財富，兩極分化從此越來越嚴重。

　　最可悲的是40-50人員，長期依賴國企而無生存自救能力，一下子被逼到城市的邊緣;青工則被迫淪為新的私營業主打工仔，從主力軍先鋒隊變成了社會的不安定因素。特別是為國家作出巨大貢獻，用青春熱血為國企創造了大量財富的工程師技術員，待遇與地位一落千丈，沒有任何社會福利保障。雖然后來有所改善，但直到其下臺的2003年，國企下崗職工同原單位買斷勞動關系的，只有55.6%繳納了基本養老保險，在沒有買斷的人當中，只有24.4%繳納了基本養老保險 。總體上，下崗失業人員中，繳納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的比例分別為35.5%和5.4%，大部分下崗工人為無法參保而憂慮。

　　直至2006年，情況還未得到根本改善，在十六屆六中全會上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針對勞動合同簽訂率低、勞動條件惡劣、拖欠和克扣職工工資嚴重、群體性事件經常發生等問題，明確提出“發展和諧勞動關系”。可見中國工人的生存狀況。如此改革，工人深受其害。從此，中國工人階級不僅從中國的政治歷史舞臺中消失了，且重新陷入被私營業主剝削壓迫的境地。改革的直接后果，激化了工人對黨對政府對私營業主對社會的矛盾，將工人排斥社會主流之外，推向政府與社會對立面，到處出現的集體靜坐上訪，政權的穩定、黨的威信再次受到嚴重的考驗。

　　分稅制改革間接是坑害了農民

　　鄧小平自下而上的改革，激發農村的活力，農民真正的得到了實惠。朱總理自上而下的改革，卻讓基層的政府和低層的工農受到切膚之痛。從朱镕基施政綱領到實際改革措施，基本沒有涉及到“三農”問題。農民的利益保障和生活水平不僅沒有得到與時俱進，反而因其國稅地方稅的分稅制改革，富了國家財政窮了地方財政，而先收后返的承諾常常因政治經濟甚至技術上的障礙，不能及時兌現，導致財政常作無米之炊，窮瘋了的地方官員只好拼命地壓榨最低層最可憐的農民，強制進行各種攤派，強征農業稅及各種上交提留，鬧得雞犬不寧，苦不堪言，以命相搏的抗稅抗費的命案，時有發生!

　　二000年湖北監利縣棋盤鄉黨委書記李昌平給總理的信“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朱總理方有所醒悟，但并未引起重視。陳桂棣 春桃《中國農民調查》真實地反映了其執政時期，農民“生計艱難，負擔過重”;基層干部“橫征暴斂，草菅人命”的嚴酷畫面，引發的“三亂風”，涉及基層各個收費行業和部門，“幾十頂大蓋帽管一頂破草帽”。農民已被逼到絕路，到非治理不可時，國務院才三令五申，然而積重難返，直到今天還沒有仍然無法根除，遺患無窮。

　　退休后的朱總理，一直低調，過著隱居生活，近來不知為何高調“復出”。從鳳凰網的英文講演到，到清華校慶的講話，從嘲諷繼任者喜歡照像，到對現行政策的尖銳批評，一向常態，突然活躍起來，這都沒有什么好指責的。俗話說：老小老小嘛——“老夫聊發少年狂”，不必大驚小怪。令人驚異的是，向清華學生特意送《中國農民調查》!不僅不反思，反而為自己的受到的譴責辯護，他指此書引致很多對他的攻擊，指稅改政策讓農民陷于貧窮。“這本書受到很多國內異見分子的追捧，”送書的目的是讓同學們有批判意識，用事實去對比書中內容。意圖武裝90后的學生們 為槍手，為其消滅國內外為農民鳴冤叫屈的“異見分子”。 假如90后的清華學子，去問問耕作于農村的祖輩與父輩，讓他們談談其執政時期(1998---2003)“三農”問題的嚴重性及農民的慘狀，定會反戈一擊。特意送此書，自取其辱，也為君子所不恥，因為君子當“日三省乎已”， 且“君子坦蕩蕩，小人常戚戚”喲。

　　客觀的說，朱镕基是個好人，是個清官，但好人與清官并不一定是好總理，并不代表其執政能力與水平。朱總理試圖其“地雷陣” “扛關棺材前行”的宣言，流芳百世，卻讓人不寒而栗。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言”，無論是官還民都應該有所畏懼啊，連皇帝也畏諫官之口史官之筆!正是其的無所畏懼，為達到自認為正確的改革目的，才不惜犧牲工農利益，不懼工農的反抗，不怕社會的動蕩，不畏矛盾激化和立國之本的動搖。

　　不僅如此，令民眾深惡痛絕的是其主持制定簽署了《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自2001年11月1日施行之日起，無論是城市居民還是農民住房土地，都可能被列入今天或明天拆遷范圍，合法資產隨時都有可能剝奪或廉價收購，剛剛實現居者有其屋者，時時提心吊膽，害怕明天就會上無片瓦下無寸土。傷害的是最低層的廣大民眾，受益的是官與商，拆遷使財富飛速向官與商集中，造就了一超級富豪，該《條例》成了被既得被利益集團作為巧取豪奪的利器，朱總理功不可沒!

　　溫總理上任伊始，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宣布：“從今年起，要逐步降低農業稅稅率，平均每年降低1個百分點以上，5年內取消農業稅。”取消“三提五統”：上任伊始，簽署命令，廢止嚴重侵犯人權的惡法——《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制定了《城市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辦法》，向保障遷徙自由目標跨進了一大步，這都是溫總理值得大樹特樹的功勛。雖然沒有朱镕基的豪言壯語，鼓惑人心，但真真切切的是救億萬農民于水火，解百姓于倒懸，深得民心，將載入史冊!

　　當選并非喜劇，歡呼聲瞬間變成了低層民眾的哀號，落選也并非悲劇，低層民眾瞬間從哀號變成歡呼!拋棄民眾利益者，必將被民眾所拋棄!

　　想當年，鄧小平看到其出任副總理兼生產辦公室主任時，處理棘手的企業“三角債”; 掛帥解決糧食收購“打白條”;親自兼任人行行長，整頓混亂的金融秩序，難題迎刃而解，認為其“有觀點，有主張，有魄力，懂經濟。”總設計師一推薦，江書記一提名，選舉而出任總理。其實當選非民意，未能連任也非民意，上臺之后，野馬無韁陣陣大炮，驚天動地，最終讓民眾很受傷，誰也無法對于制約與監督，有違鄧、江提攜之初衷，以小人之度之，鄧、江恐怕也是在揮淚斬馬謖吧。危局換將，是歷史之必然，是人心之所向，也有天意和報應。

再談朱镕基為何被拋棄

艾祖鴻

2011-5-15

　　不久前，筆者在選網發表了《朱镕基為何被拋棄》一文，受到廣大網友們的熱情關注，贊同與批評者，都是對國家興亡民族振興具有責任感正義感的有識之士。在此，表示感謝，特別要對于“異見分子”的“異質性思維”，表示敬意，同時覺得有必要時再次對這個的話題，提出自己的見解，并為質疑進行“辯護”。

　　朱镕基受任于危難之際，被民眾喻為“救火隊長”，人格魅力，有目共睹，豐功偉績，舉世瞻目，被外媒譽為“經濟沙皇”。但題目所限，不能評功擺好，只能對為何被拋棄作些分析。

　　常言道：政聲人去后。對前任的失誤剖析評判，是為了讓后來者吸取教訓，引以為戒，并非對前任個人的責難。只是近來的高調亮相，恐為某些勢力，利用其崇高聲望、其仗義執言、其疾惡如仇，作為對現行政策及今后改革方略攻訐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致使其光輝形象受損而澆點冷水。

　　不容置疑，國企改革是非常必要的，總結改革的失誤，并不是否定甚至反對改革，但改革沒有統籌規劃，沒有通過民主程序制定相應配套的法律法規，監督制約保障改革。而是行政命令性的幾年內消滅中小國企，不僅沒有體現和尊重民意，反而對國企職工的前途命運與生存保障，缺乏制度設計，沒有任何預案準備。客觀上犧牲了國企工人的合法利益，甚至是生存權利，草率地把為國家做出巨大犧牲和貢獻的國企職工，完全拋向市場，簡單粗暴的強令買斷工齡，任其被殘酷淘汰、自生自滅，加上住房市場化、教育和醫療的產業化改革，直接導致底層民眾買不起房、上不起學、看不起病，新的三座大山壓向沒有財富積蓄的國企職工，把他們逼入絕境。

　　誠然，改革是要付出代價的。但改革的代價不能全部轉嫁給最底層工人。改革的政策制定者主導者是否認真考慮過，此代價是否能夠避免或者更小些呢?國企沿用蘇聯"國民經濟不分配"的原則，工資只是“生活費”，占工人勞動成果的一小部分，國企是社會全員的血汗資本積累，理應每人都有一份。前車可鑒啊，為何不能象蘇聯與東歐私有化改革那樣，最大限度的保護民眾利益，將原原本本的全民所有制資產貨幣化以后分配給全民，實行 “全民均分”?成功的經驗，無論從純粹經濟學角度，還是從政治、社會長遠發展，特別是照顧國企職工的根本利益及生產生活基本需求來看，無疑比武斷的全員下崗分流買斷工齡，要公平合理得多。任何成功的變革都源自于對政治經濟環境、市場利益和廣大國民意愿的適應，反之亦然。

　　由于我們的改革沒有制度化法治化，客觀上成了“寧贈友邦，不予家奴”，任由少數權勢、外商巧取豪奪“變相私有”。工人就沒有權利分一羹一勺?簡單把全民所有的國企，無償或廉價改頭換面，讓少數有特殊社會地位、有權有錢的人“合法”占有，非法強制性地剝奪多數人的勞動權生存權等基本權益，財富向權貴們高度極中，大量下崗工人及其家庭陷入集體貧困，官僚資本利用政治特權瘋狂掠奪國有資產，大量流失的國有資產，造就一批新權貴新富豪，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團，控制經濟命脈，繼而操縱政治，成為深化改革的巨大阻力，底層民眾重新淪為被奴役被剝削境地，對改革談虎色變。這恐怕也是改革主導者始料未及的，也是其所不希望的。

　　有人真是站著說話不腰疼，以偏概全，偏聽偏信為推進國企改革所作的輿論宣傳，指責工人下崗是因為其懶惰混日子吸國家的血。然而，捫心自問，國企虧損，是工人的責任還是體制的問題領導者的問題?沒有工人的勤奮勞動，所有積累的國家財富從何而來?沒有直接主持參與國企改革的人，永遠無法懂得下崗工人的酸楚，永遠無法體驗成百上千工人，集體跪求給予工作的權利，給予能夠養家糊口的工齡補償費，是多么震憾多么悲壯啊，如連救生圈都不發一個的，就被拋向大海一樣，是多么無助多么絕望啊。筆者每每回想起，總是良心的責備，寢食難安。

　　——全國數千萬受到改革政策措施傷害的下崗工人，會對這樣的改革主導者感恩戴德么?拋棄者終被拋棄!

　　分稅制等一系列強硬政策措施，所導致或加重的“三農”及“三亂” 災難，觸目驚心。農民對其受到的傷害，刻骨銘心。2003年，主政者深知“三農”災難的嚴重性，力挽狂瀾，在經濟并不寬裕的情況下，提出在5年內全部取消農業稅，同時取消除煙葉外的所有特產稅;對種糧農民進行糧食直接補貼、良種補貼和農機補貼。九億農民切實得到實惠。2005年12月29日，廢止《農業稅條例》，取消農業稅，標志著原定的五年內取消農業稅的目標提前實現。

　　2005年10月，國家統計局公布數據，年前三季度農民人均現金收入達到2450元，扣除價格因素，同比實際增長11.5%，超過同期城鎮居民收入增幅1.7個百分點。即在2004年農民收入實現較快增長，增收難度進一步加大的情況下，2005年農民收入繼續保持著較快增長態勢。農民人均現金收入中，工資性收入793元，同比增長16.1%;出售農產品現金收入1131元，增長18.1%;二、三產業生產經營收入359元，增長15.1%，九億農民再一次脫離苦海，廣闊天地再次充滿生機與活力。

　　北洋軍閥時期，地質學家丁文江在燕京大學的一次演講中說：“我們中國政治的混亂，不是因為國民程度幼稚，不是因為政客官僚腐敗，不是因為武人軍閥專橫;是因為‘少數人’沒有責任心，而且沒有負責任的能力。”少數人即為執政者也。

　　朱、溫兩位總理，在對待民生與親民問題的巨大反差，實質就是丁教授所分析的責任心與負責任的能力差異。光有責任心，沒有負責任能力，往往是好心辦壞事，或者辦不成好事;有責任心且和負責任的能力，才會好心辦好事，為民眾謀福祉。

　　其實，為了達到富國強民富的改革目的，溫和漸近式的改革或許更有成效，如臺灣土改是“階級合作”式的辦法。“地主、農民和政府坐下來慢慢商量解決土地問題的法子，叫農民得益，地主也不受損失。”土地雖被征收，但從中獲得大量的股票，搖身一變，成為新興的工商巨頭。

　　70年代臺灣經濟騰飛，成為舉世矚目的亞洲四小龍之一。經濟騰飛的基柱，實得益于50年代初之臺灣和平土改的成功。臺灣土改，地主農民各得其利，皆大歡喜;大陸人永遠不會理解，敵對階級怎么會握手言歡，實現共贏的喲。——當然，“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都要反對”。這是中國執政者所不屑的。

　　任何改革不僅不應讓多數人受傷害，反而應當讓多數人從改革中受益，才能得到多數人的支持擁護，才沒有“地雷陣” 需要“扛著棺材前行”。俄羅斯在1991年4月25日頒布的《俄羅斯聯邦土地法典》中取消單一的土地國有制。此后，四次發布總統令，強令解散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將土地按份額分給農民。到2000年底，農業用地的70%已經實現股份化，1200萬農民成為土地所有者。92%的土地份額的所有者獲得了產權證，廣大農民能不擁護這樣改革么?不比不知道，一比嚇一跳。不堪折磨與壓榨的中國九億農民，以及同情農民的社會各界，能不拋棄之么?。

　　民眾對于朱總理當選，寄于無限希望，何故?除了在副總理任上的功績外，首先得益于其上任時箸名答記者問，像一個政治明星，一個官場另類，猶如“風瀟瀟兮易水寒，壯士一去不復還”之悲壯，非常有感召力;

　　其次是我們太熱衷于暴風驟雨式的改革，總是以階級斗爭的方式獲得前進的動力，認為改革就是滾“地雷陣” 必須“扛著棺材前行”。總是傷害一批打倒一批保護一批扶持一批，總是認為亂世用重典，重癥用猛藥，“與天斗其樂無窮，與地斗其樂無窮”。所以，熱切希望一個“一往無前，義無反顧，鞠躬盡瘁，死而后己”的革命領袖，領導我們去戰斗!

　　再次，民眾固有的“清官情結”作祟。 期盼清正廉明的好官吏和好皇帝，是傳統中國人的最高政治理想。電視一直播朱總理的記者會，其高大形象，如清官包公、海瑞再世。然而，僅憑清官個人的道德修養和廉潔自律，根本不能實現社會和政府的良好治理，主導社會的變革，也根本不能保障民眾利益。

　　包公、海瑞名垂千古，就是因為清廉剛正不阿，張居正對海瑞的執政能力就十分不屑，認為海瑞做官有原則，但沒有氣量;有操守，但沒有靈活性，因此有政德而無政績，做應天府巡撫兩年，賦稅減了三分之二。王安石同樣是清正廉明，是古今中外推崇改革家，號稱“執拗公”。改革的宣言是“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何等剛愎自用，無所畏懼啊!改革進程中，上拒司馬遷等保守派的任何修正建議，下視民眾為草介。其改革導致國弱兵更弱，國窮民更窮，改革半途而廢，自已黯然下臺，北宋蒙“靖康之恥”，從此一蹶不振，民眾痛恨地把豬改叫“執拗公”。

　　民眾從最初的狂熱到最終的很受傷，方知希望越大，失望就越大，方知清官是靠不住，人治靠不住，靠得住的永遠是法制與制度。

　　執政者總是以中國特色為由，拒絕學習借鑒外國、外地的成功經驗，吸取歷史教訓，總想著成為改革先驅，視死如歸，總想到“天翻地覆慨而慷”的豪邁;總想著改革就是轟轟烈烈的革命;總想著“為有犧牲多壯志”的悲壯。殊不知，最終受傷害的民眾。水能浮舟，也能覆舟的道理都懂，但真正引以為戒者鮮有。

　　亞里士多德認為：“一種政體如果要達到長治久安的目的，必須使全體人民都能參加而懷抱著讓它存在和延續的意愿”。在此改革的關鍵時刻，特別是政治體制的改革十字街頭，要使改革低成本高效率，必須是全體人民的參與，充分發揚民主，最大限度的體現全體人民的意愿，使全體人民的利益保障制度化法制化，讓民眾成為深化改革的主力軍，才能事半功倍。任何漠視甚至傷害民眾利益的改革，都注定要失敗的，主導改革者，也同樣會被其拋棄的民眾所拋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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