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這是一篇發表在強國論壇的文章，對于我們對待三峽工程的分析提供了很好的馬克思列寧毛澤東思想式的分析。

對于堅持馬列的知識分子來說，千萬不要人云也云，要學會把 階級斗爭、科學實驗、生產實踐的分析和運用方法運用在每一項分析中。千萬不能概念化、意斷化，否則極容易因為輕率造成失誤，成為敵人攻擊的把柄。在革命運動中不光要改造別人，還要時時刻刻改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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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承認三峽工程有副作用要求解決。于是最近反三峽工程的聲音相當的多。孔慶東在第一視頻也不能免俗。在這問題上我是不敢茍同的。



記得孔慶東在《47樓萬歲》一書中提到他少年時代文理兼優，后來他認為“理科具有工具性”，所以就報讀文科。盡管本人是理科，目前也是做技術工作的。但是我對“理科具有工具性”這判斷頗為贊同。說白了，老板掏錢我干活，就是這么回事，我及我的工友們無非是工具而已。



可是對三峽水壩，老孔卻違背了他的這個判斷，卻跑去反對三峽工程本身。這就有點扯了。那只是一個水電站而已。再大也只是一個水庫。這電站蓄水不蓄水，發電不發電，那還不是人說了算。你說水庫蓄水導致下游干旱，那能不能不蓄水？就讓水庫兩邊高度差為0？顯然是可以的嘛，還不是技術人員一個指令發過去，水庫底部的導流閥門打開，水就這么過去了嘛。此時，用工程術語來說，水庫就處于“直通”模式，對長江而言，三峽水電站就相當于不存在了。同樣的，你說魚兒不能逆游產卵導致滅絕，只要底部閥門打開，魚兒也照樣可以逆游嘛。



可見，三峽工程跟許許多多的理工科技術一樣，只是“工具”而已。那老孔你跑去打倒這工具有什么意義嗎？



老孔及很多其他人舉出什么黃萬里先生如何堅持真理，幾十年如一日反對工程上馬。老孔還說在80年代北大校園里有很多反對三峽的聲音。只是被河蟹了。



這點我不得不調侃一下了。任何工程，哪怕小到小家電，大到載人航天。采取什么具體技術途徑總是有利有弊。而且對利弊還經常難以預測。因此爭論是必然的。工程沒展開，一切爭論正反兩面都有充足的理由。而且即便工程竣工了，即便某一方面的預測落空了，也不必然表明該方面的預測必定會永遠落空。因此，爭論會持續下去。



所以，只要知識分子感興趣，他們對某一問題的爭論會永久持續下去。同樣的，爭論在工人階級內部也照樣長期存在。



但是知識分子和工人階級不同在于，后者是實話實說，有一說一。本人在多年的科研生涯中就屢次碰到研討會上拍桌子瞪眼，會后照樣喝酒扯淡，決議一旦形成，那就聚精會神干活。因此，真正的工人階級從本質上是不存在“派性”的。



但知識分子卻不同。因為這伙人并不具有明顯的階級屬性。所以思想也就比較善變，多愁善感也是自然的。他們既遠離生產勞動，也遠離老板們鎮壓工農的第一線。但無論他們立場如何，他們只能是各個階級的表皮上的小絨毛而已。



盡管遠離階級斗爭第一線，但他們又歸根到底要介入到階級斗爭中。只是他們就無法跟工農和老板們說話那么赤裸裸那么直接（藥家鑫不是說了嗎，覺得農村人說話直，“不好打交道”-----呵呵，說話直也不好打交道，啥玩意？），而是廣泛采用了大量的修飾，排比，聯想等語言手法，把事兒弄的云山霧罩的，而且更多情況下把自個也繞進去了。



明朝嘉靖皇帝把他親爹列入太廟引發軒然大波，最后還流血收場。這事兒就很典型。其實支持者反對者不管立場如何，都是為了別的事兒----這國家應該咋治理，哪些人該受重用，路線綱領是什么等等。可是他們不是直截了當的就這些問題辯論，而是跑到第二戰場----嘉靖該不該把他老爹的牌位移入太廟（因為嘉靖的爹不是前任皇帝，有撥兒腐儒認為嘉靖要當皇帝就應該認前任皇帝為親爹）----干起來。



瞧瞧，這就是知識分子。我們不能認為他們在瞎胡鬧。因為這些斗爭都是有著深刻根源。而皇帝親爹進不進太廟只是一個借口，一個由頭而已。可他們繞的太遠了，遠到把自個也繞進去----后來被廷杖而死的那些人還把自己視為堅持祖宗禮法的英雄。



這既是知識分子可愛之處，也是可恨之處。他們之間的爭論群眾看不懂。但這些爭論又跟群眾的利益有著隱晦的聯系。而不明真相的群眾又不自覺的影響著引導著知識分子間的爭論。于是通過知識分子的爭論，歷史的真正創造者反倒被掩蓋在大量的瑣事，口水之中。

但馬恩列斯毛不是這樣的。盡管從學識看，很多腐儒都望塵莫及。可是他們說話卻不符合知識分子的情趣。



“法律是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這說的多傷人心啊，法律難道不是維護“正義”的嗎？



“槍桿子里出政權”-----這太可怕了。搞非暴力不合作不行嗎？非得流血？死人多慘啊，人是人他媽生的，妖也是妖它媽生的。其實，毛不是好戰分子，毛不是說每個人都動不動操槍桿子。毛這里說的意思很簡單，這只是一句大實話：你要建立新政權，建立新社會，那就得靠槍桿子。你可以不喜歡槍桿子，那么就請你也就不要奢談什么建立新社會。



“帝國主義就意味著戰爭”------太好戰了。難道不能協商嗎？其實列寧也就是說了一句大實話，而不是他喜歡戰爭，因為和平與否他說了不算，無產階級說了不算。

總之，這些人確實不受知識分子待見。不過，這只能成為他們的光榮，同時也是無產階級的光榮。



知識分子喜歡掐。盡管他們所掐的最初來源于實際生活，可是他們掐的卻更加“深入”，最后竟成了“信仰”。就是說他們是為“信仰”而掐。所以，老孔說什么“反對三峽工程的專家被河蟹了”，這就是他的“信仰”。



某些知識分子，如老孔，反對三峽工程，與其說是三峽工程有什么具體的技術欠缺或者危害，還不如說“三峽工程不能上馬”已經成為他們的“信仰”。既然成為了“信仰”，那即便吵上一萬年那也是沒啥結果的。因為工程技術的復雜性，不可確定性，已經足以讓正反兩面都能舉出足夠的佐證。



馬列毛主義者，無產階級，工人階級不是因為什么“信仰”而走上政治舞臺。我們參加共產主義運動，不是因為我們“信仰”什么共產主義。共產主義首先是現實的運動，而不是神馬“信仰”。修正主義者卻通過把共產主義裝裱成“信仰”而束之高閣，最后墮落成叛徒。



但是知識分子卻習慣通過爭論“信仰”來探討現實問題。結果隨著爭論的加劇，現實問題卻被放過了，于是爭論變成了迂腐的“信仰”之爭。于是，既然孔老師，黃萬里們認定三峽工程是個禍害，那么這個信仰將無比堅定的持續下去。因為他們只是知識分子，他們并不能真正的和工農大眾站在一塊，既然如此也就沒有任何來自物質世界的力量能糾正這個“信仰”。而且，任何一個大工程又必定會有問題，這反過來成為堅定其“信仰”的力量。而且，越是處于弱勢，這“信仰”就越無比堅定。



在“信仰”問題上，任何“民主”都是虛弱的，任何“兼聽則明”都是扯淡的。吵多少天都是無濟于事的。因為知識分子是要堅持“信仰”的，而工人階級之間的爭吵是為了做事的。



既然有“信仰”，知識分子們就無比堅定。這讓決策者非常頭疼。的確，私有制肆虐了上萬年，勞動者忙于勞作，“眼光”的確不如知識分子獨到。因此統治者很需要知識分子出謀劃策。可偏偏這伙人又有了“信仰”。于是在決策中一旦不獲得支持，這就鬧大了。每次決策就總有人嚷嚷“受到迫害”，“對方阿諛奉承”，“老子有風骨”，“老子堅持真理”。更有趣的是，不管決策有多困難，其結果卻異常簡單，無非就是對和錯。這樣又總有機會讓那些失利的知識分子們“翻案”-----“你看，老子當年說的多么正確”，“不聽就誤事”。



“翻案”，是知識分子的又一愛好。



比如，知識分子喜歡拿二戰蘇聯遭受德國突然襲擊說事，他們說蘇聯間諜佐爾格已經提供了“精確”的情報，是斯大林獨裁，獨斷專行，不聞不問，導致延誤戰機。這指控讓斯大林同志“很受傷”。蘇聯戰前派到世界各地的情報員遠不止佐爾格一人。這就意味這蘇聯戰前收到的情報遠不止來自日本，而是浩如煙海。這些情報錯綜復雜，還自相矛盾。



其實，像密謀進攻蘇聯的龐大的準備工作，是不可能保密的。因此法西斯所干的不是要徹底掩蓋此事，因為也不可能掩蓋，他們所干的只是讓事情復雜化，讓對方的決策者出錯。既便如此，還不能把對方決策層當傻子。事實上，斯大林為首的蘇聯決策層對戰爭的判斷比實際時間晚了半年到一年。可見，就大方向而言，即戰爭爆發，斯大林并沒有失算。



其實歷史上大量的“演義”都是不成立的。較量者之間對事態的判斷不會差很遠。勝負只在毫厘之間。但歷史的風口浪尖之處，“參謀”卻有很多很多，可結果又只有那么幾種可能。這就為“馬后炮”的口水仗提供了廣闊市場。知識分子在這里是如魚得水。



讓我們又回到三峽工程。長江多了個巨無霸水電站，這只能是生產力的進步。馬列毛主義認為，生產力的發展，是通過階級斗爭為中介，來推動生產關系的發展。這才是完整的馬克思主義表述。因此，這個水電站，也毫無例外，進一步加劇了階級對抗。



老孔及其他三峽工程反對者們所談的都構不成反對三峽工程本身的理由。相反，三峽的所謂一切“禍害”本質上只是由于這個“生產力的進展”而導致了“階級對抗的激化”。這種激化體現在“三峽水電站到底掌握在誰的手里”。



具體表現為：



到底是誰，在汛期時為了保持發電量，而加大泄洪量；



到底是誰，在旱期時為了保證足夠的水勢能而加強蓄水；



到底是誰，為西方壟斷資本承擔起越來越多的生產任務，從而也就承擔起越來越多的環境負擔；



到底是誰，讓6，70年代的水利設施陳舊而沒能翻修；



到底是誰，讓環境極度惡化。



顯然，這只能是資本的要求。無論這資本掌握在民族資產階級還是官僚資產階級，都是為了利潤。而老孔及三峽反對者們卻把板子打到一個工程身上，毫無疑問放過了真正的禍害。這跟日本人一樣，把板子打到核電站，卻放過了誰在管理核電站（壟斷資本），建立核電站是為了什么（利潤）這些真正的問題。



任何工程，都是工人階級的偉大杰作。而工程帶來的階級對抗的激化，又不以工人階級的意志為轉移。某些正直的知識分子，如老孔，看到了這種激化，卻轉而攻擊工人階級的杰作，反過來認為這是什么“理工科的工具性”，那只能可悲的成為一員。始作俑者倒是很開心的看到這樣的窩里斗。



在這個意義上，“文科”不也照樣具有“工具性”嗎？在資本面前，念什么書都只是工具而已。要反抗，要戳到敵人的痛處，只能通過階級斗爭。



老孔毫無疑問是有良心的知識分子。老孔也毫無疑問對我們無產階級抱有極大的同情心。但是事實表明，正直知識分子對無產階級的關心是取代不了無產階級自身的覺醒。



要無產階級的“知識化”，不要無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化”。這是我的觀點，也是我一直身體力行在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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