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害公眾權益的只有政府嗎？

杜建國

中國網http://opinion.china.com.cn/opinion_98_16298.html

當前中國社會中存在著種種矛盾和問題，引起了廣泛的抱怨和不滿。對于矛盾和問題的根源，媒體界和學界中最常見到的一種解釋就是將之歸過于政府或國家，因為擁有權力者才能對公眾權益造成侵害，而政府或國家正是權力本身。因此應該對權力保持警惕，要加強對權力的監督和控制。在筆者看來，這種觀點并非毫無道理，但如此大而化之一概而論，其片面性也是顯而易見的。

在改開時代之前，將國家等同于權力本身，似乎還有所依據，但是，經過長期的轉型和演變，中國早已跟三十多年前迥然相異，現在再繼續將政府與權力等同起來，或者堅持說擁有權力者只有政府，那就不是與時俱進了，而是墨守陳規、削足適履了。現在中國的市場經濟已經基本建立起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并非只有政府——不管是議會制還是威權制——才擁有權力，比如資本，就是市場或“民間”內部最為活躍的力量，實際上也擁有相應的權力。而有了權力，資本或企業也就有了侵害他人或社會的可能。難道在今天需要監管的僅僅是政府嗎？資本、企業或者其他權勢集團不也是同樣需要監督的嗎？

令人不解的是，不知是出于慣性還是其他原因，媒體界和學界在對中國進行分析的時候，還是籠統地按照政府（國家）——社會（民間）的簡單的兩分法公式來進行。現實中只要出了問題，媒體依舊是一味往政府頭上找根源的，對政府之外的其他力量視若無睹。最近某報刊（南方都市報5月8日文章：“諾獎得主：政府和市場之外還有第三條道路”）記者在采訪200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埃莉諾•奧斯特羅姆教授時就讓我們看到了這樣典型的一幕。

該刊記者與奧斯特羅姆教授討論廣州某社區的業主自我治理時，指出“在今天中國的社區自我管理的道路中，除了來自政府的壓力之外，另外一種壓力來自于地產商和物業管理公司”，即社區自治需要“抵抗資本力量”。該刊以上觀點，雖有夸大政府對社區自我管理的干預或壓制程度之嫌，但總算還是客觀公正，畢竟承認需要“抵抗”的還包括以物業公司為代表的資本力量。近年來有關物業公司與業主的矛盾的報道早已是不絕于耳，對此大家該不會陌生。奧斯特羅姆教授也指出，“如果我們不進行自主管理的話，我們就會被那些物業管理公司所管理。”

該刊承認在中國能夠侵害公民權益的，除了政府，還有資本的力量，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是話音剛落，記者在新的提問中就轉而認定中國“一直是一個中央集權的國家”了，是“單中心的體制”了。這種驚人的自相矛盾甚至沒有經過絲毫的過渡就出現了。難道是政府正在壓制小區自治，而不是記者剛剛提到的物業公司？如此選擇性失明，真是令人匪夷所思。

幸好，奧斯特羅姆教授并沒有被記者牽著鼻子走，她反駁了關于中國是“集權國家”與“單中心體制”的觀點：“實際上，你們進行了市場的開放，這就意味著中國已經不再是以前那樣的中央集權了，已經在慢慢開始一種多中心的管理方式。”

記者剛剛講述了事實真相，但是在進行理論歸納總結的時候，卻仍舊不顧事實來生搬硬套某些教條，這種教條在媒體和學界廣為流行，那就是將當前社會中所有存在的矛盾和問題都歸結到政府頭上，政府是唯一的和最終的罪魁禍首。事實上在今天“多中心”的中國，政府之外根本不存在什么鐵板一塊的不掌握權力的民間，有些“民”侵害起其他“民”來，一點也不含糊。比如前些天，重慶有民工向老板討要欠薪，反遭到老板的打手的圍毆。當地公安局刑警總隊的一名負責人偶遇此況，亮明身份制止行兇時竟也慘遭毆打，最后警方不得不出動武裝特警才將問題解決。面對這樣的事實，我們還能咬定政府是侵害公民權益的唯一源頭嗎？我們還能簡單地抬高美化政府之外的“民間”嗎？“多中心”的事實難道不是顯而易見的嗎？畢竟老板、打手與民工是同屬民間的。冤有頭債有主，人家孩子被狼叼走了，你卻要人家去跟狗熊他娘算帳，你這不是在誤導公眾嗎？前段時間，上海普化永道會計師事務所有位剛入職半年的25歲的女碩士過勞死了，我們總不能去怪發改委吧。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上帝是不應該替愷撒承擔罪名的。

對政府權力應該保持警惕，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是，警惕的對象不應該只包括政府。當前流行的“集權論”和“單中心論”，或者說籠統的“官民對立論”，正極大地妨礙著我們對社會現實問題的深入認識和妥善解決，其危害不容小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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