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周泉纓《“唱紅打黑” 》回復秋麗先生帖子的商榷　　

自薄煦來同志到重慶主政以來，針對人民群眾的呼聲反映和社會凸現出來黑惡勢力犯罪日趨嚴重的問題，展開了一場凌厲的打黑除惡活動，截止到2009年6月份，共抓獲涉黑涉惡人員3348人，立案查辦涉惡團伙案件235個，摧毀了14個重大黑社會性質組織的團伙，同時打掉了一批黑惡勢力的“保護傘”。伴隨打黑除惡活動的步步深入，一個上至市委領導，下至普通百姓的唱紅讀典活動也在這座山城悄然興起。打黑除惡，穩定了社會秩序，解除了群眾之憂，凈化了投資環境。唱紅讀典，怯剎了歪風邪氣，喚起了道德良知，弘揚了革命傳統。目前的重慶，可以說是社會穩、民心順、經濟好。我們以GDP為例：2006年3907億元，今年可達7800億；財政收入則從318億增至1000個億；實際利用外資、對外投資、進出口等主要經濟指標都是倍增的態勢。

就像人們對待任何事物一樣，對于重慶的打黑除惡，唱紅讀典活動也議論頗多。這里，有善意的評論，有無據的猜測，更有惡意的誹謗。前一個時期，重慶市公安局長王立軍同志在一次會議上講了這樣幾句話，“今后，凡是報紙歪曲事實真相攻擊我市公安機關和民警的，就以單位起訴當事報社和撰稿人；如果他提及民警個人，且造成后果的，民警拿著證據到法院起訴記者，相關部門和民警所在單位要支持和協助。這就叫‘雙起’，公安機關起訴報社，民警起訴記者。”對于王立軍的“雙起論”，某單位發揮輿論之優勢，攻其一點，不及其余，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轉動之勢。某單位為啥對一個廳局級的公安局長的一、兩句話如此羞惱成怒，大動干戈。有的網友說他們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到底他們想干甚么，只有他們心知肚明。我今天撰寫此文，決非想對“雙起論”說些甚么，因為在這方面網友們說了很多義正詞嚴的話，我是看了周泉纓教授就《“唱紅打黑” 》回復秋麗先生的帖子后，想就周泉纓《“唱紅打黑”與“人民民主”泛濫等于讓天下大亂 》的文章發表一點個人的看法。　　

周泉纓教授在《“唱紅打黑”與“人民民主”泛濫等于讓天下大亂 》中，把重慶市委的唱紅打黑的最終結局是天下大亂，此話未免過于武斷。黑惡勢力是人類社會的毒瘤，是危害人民的害群之馬，這是每一個有良知的公民都曉得的道理。我想，周泉纓教授也不會標新立異，做出別具一格的結論吧。對于社會上的黑惡勢力，人民群眾深惡痛絕，重慶市委急人民群眾之所急，想人民群眾之所想，順人民群眾之愿望，以摧枯拉朽之勢，對黑惡勢力進行了嚴厲的打擊。真可謂“黑惡勢力妖霧驅散之日，就是人民群眾重見藍天之時”，目前的重慶，社會秩序井然，人民安居樂業。無可辯駁的事實，充份證明了重慶的打黑除惡是促進社會環境由大亂走向大治的必由之路，怎么會讓天下大亂呢。　　

在《“唱紅打黑”與“人民民主”泛濫等于讓天下大亂 》的文章里，周泉纓教授還寫道：“構建福利社會與和諧社會只能依靠法治”。“而重慶市的所謂的“唱紅打黑”是典型的馬克思主義的人治政治”。“如果在我們中國推廣重慶市的“唱紅打黑”，等于在中國復辟列寧、毛澤東的主要依托紅色暴力的人治政治”。在這里，周泉纓教授把重慶的“唱紅打黑”提高到是仁治，還是法治的治國方略的高度來議論，說甚么“如果在我們中國推廣重慶市的“唱紅打黑”，等于在中國復辟列寧、毛澤東的主要依托紅色暴力的人治政治”。在這里，我可以坦誠的告訴周泉纓教授，我們國家的執政黨是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的執政理論是馬克列寧主義。而馬克列寧主義理論的核心就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革命。如果我們不會健忘的話，解放前的舊中國，黑惡勢力猖厥于世，為非作歹。上海灘的黃金榮、杜月笙之流與蔣介石沆瀣一氣，稱兄道弟，干盡了鎮壓人民，危害革命的壞事。遍布國中的大大小小的南霸天、北霸天之流搶男霸女，欺壓善良，犯下的罪行可以說是聞所未聞、罄竹難書。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斗爭，推翻了壓在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將危害人民群眾的黑惡勢力打翻在地，人民才得以揚眉吐氣，社會才有了安定局面。如果沒有像周泉纓所說的“列寧、毛澤東的紅色暴力”，危害中國近千年的黑惡勢力能自行退出歷史舞臺嗎？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說的，“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眼下，我國的黑惡勢力形成氣候，就是我們的一些同志忘記了馬克斯列寧主義的革命暴力學說，對黑惡勢力的滋生熟視無睹，放任自流。更有甚者，像重慶的文強之流，充當黑惡勢力的保護傘，才使得各地的黑惡勢力氣焰囂漲，猖狂不堪。重慶市委正是秉承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理，展開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打黑除惡活動，才使霧城驅散了云霾，還人民群眾一頂藍天。這不正是人民所企盼的嗎？如果說重慶的打黑除惡是周泉纓教授所指責的“是典型的馬克思主義的人治政治”。這種人治能使壞人發抖，能使人民安居，這又有啥不好。況且，馬克思列寧主義從來就不是甚么人治政治。　　

在《“唱紅打黑”與“人民民主”泛濫等于讓天下大亂 》的文章里，周泉纓教授還斷言“依托重慶市的“唱紅打黑”去鏟除中國社會紅黑兩道的腐敗，最終只能是飲鳩止渴，”是的，中國共產黨要鏟除腐敗，單靠唱紅打黑是不夠的。這里，要有決策層的決心，有制度上的約束，有清除滋生腐敗的舉措，更要有人民群眾的覺醒。中國首部反腐白皮書《中國的反腐敗和廉政建設》，就是完整地闡述了反腐機制，并梳理和總結了反腐倡廉的成績和經驗，恰恰說明了這一點。而重慶的“唱紅打黑”并非是反腐倡廉的主旋律，它只能是我們反腐倡廉一項舉挫，一個部分。而重慶決策層也沒有一個領導把“唱紅打黑”說成是反腐倡廉的靈丹妙藥。但是，重慶的“唱紅打黑”確實鏟除了黑惡勢力經營的滋生腐敗的土壤，確實清除了貪贓枉法的文強式的貪官污吏，確實扼制了腐敗漫延的勢頭。對重慶的廉政建設無疑是起到了促進作用。而重慶的唱紅唱醒了民氣，唱出了士氣，唱出了對馬列主義的信仰。周泉纓教授不顧民意，不看結果，就下結論斷言“重慶市的“唱紅打黑”鏟除中國社會紅黑兩道的腐敗，最終只能是飲鳩止渴。”是否有失公允，過于武斷。　　

正如我前面講的：“對于重慶的打黑除惡，唱紅讀典活動也議論頗多。這里，有善意的評論，有無據的猜測，更有惡意的誹謗。”我想，周泉纓教授寫文章的用意應該是善意的。然而，在某單位借王立軍的“兩起論”大放厥詞之時，周泉纓教授的文章，很可能給了某些人可乘之機。弄不好，還會落個為虎作倀的嫌疑。我講這些話，可能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請周泉纓教授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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