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個時期，長江流域部分地區出現了嚴重旱情，既包括三峽大壩所在地湖北省在內的下游省份，也包括大壩上游的重慶。目前，各地黨和政府正組織人力、物力和財力，緊急投入抗旱保豐收緊張工作。

值此之際，那些汶川大地震后曾蠢動一時的“不安定因素”又紛紛抬頭，將災害根由毫無根據地歸結為三峽工程，繼而矛頭直指共產黨。有人說三峽工程是為毛澤東樹碑立傳，是共產黨最大的形象工程，遺害子孫萬代。更有極端份子呼吁炸掉大壩，而且越早越好。

眾所周知，開發長江三峽水力資源的最早設想，是由孫中山先生在他的建設計劃中提出。上世紀40年代，國民黨政府和美國墾務局合作，對三峽工程做過一些初步的勘測、設計和研究工作。限于政治、財力、技術、戰爭等因素，設想只是紙上談兵。

新中國成立伊始，國家為了治理長江水害、開發長江水利，成立了長江水利委員會，從事長江流域的規劃工作。

1954年長江流域發生特大洪水，周恩來總理親自領導荊江分洪工程，湖北的經濟和人民生命財產在這次特大洪水中損失慘重。但這也加速了包括三峽工程在內的治理開發研究步伐。在地質、電力、交通等部門的通力合作下，國家開展了三峽工程的勘測設計和科研工作。當時三峽工程的首要目標是防洪，曾設想過修建二百一十幾米高的壩，遷移重慶，一舉解決長江中下游的洪災，同時裝機3000萬千瓦以上，還推薦盡快開工修建。這一構思比較激進。

1958年3月，中央成都會議決定，對三峽工程需采取既積極又慎重的方針，重慶不能受淹，水庫蓄水位不能超過200米，而且要研究更低的方案。在此以后，研究的方案都傾向于蓄水位200米，裝機2500萬千瓦。70年代中，作為“三峽工程的實戰準備”，修建了三峽工程的組成部分，即下游的反調節水庫葛洲壩樞紐。到80年代，水電部考慮到蓄水位200米方案的移民量過大，困難太多，指示“長水委”研究提出各種較低的方案供國家決策。“長水委”于1983年提出可行性研究報告，推薦正常蓄水位150米的方案。此方案可裝機 1300萬千瓦，有一定的防洪能力，也能改善數百公里川江航道。這個方案經國家計委組織350多位專家和領導審查，1984年4月國務院原則批準可行性報告，只將壩頂高程提高了10米，以便遇到特大洪水時超額攔蓄洪水，以減輕中下游洪災，并著手籌建。

1984年9月，重慶市人民政府報告國務院，要求將三峽工程正常蓄水位提高到180米，以便萬噸級船隊可直達重慶港。交通部也持同樣看法。因此，國家計委、科委受國務院委托，組織專家進一步論證三峽工程的水位問題。

在此期間，曾出現了很大的意見分歧。1986年4月，中央領導和有關方面視察三峽后，中央和國務院下達了15號文件，責成水電部負責，重新組織對三峽工程的全面論證工作，并重編可行性報告供中央決策。

為做好重新論證工作，論證領導小組商請了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全國政協經濟建設組、國務院經濟技術社會發展研究中心、中國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科協、財政部、交通部、機械電子部、四川省、湖北省、國務院三峽地區經濟開發辦公室等單位推薦人選，聘為特邀顧問。具體的論證工作首先確定了論證專題，共計地質地震、樞紐建筑物、水文、泥沙、生態環境、施工、機電、投資估算、移民、防洪、發電、航運、綜合規劃與水位以及綜合經濟評價等14個，各專家組獨立開展工作，從擬定工作綱要，組織調查研究試驗計算，舉行各種形式會議討論，直到起草、通過、修改和確定論證報告，全由專家組獨立進行并對報告負責。領導小組擴大會議僅起確定專題、組織專家組傳達學習中央文件精神、提出論證要求、審定工作大綱、協調各組工作和審議論證報告的作用。

由于各方面對三峽工程的要求各異，對蓄水位及開發方式看法不同，因此首先通過綜合分析和討論，初選出一個可以滿足經濟部門及地區最低要求而又在移民、泥沙和生態環境等制約因素容許范圍內的方案，也就是各方面都可以接受的水位方案，作為三峽工程的代表性方案，以便深入論證比較。1987年4月，領導小組第四次擴大會議審議通過了最終正常蓄水位175米、一級開發、一次建成、分期蓄水、連續移民的初選方案。

然后是圍繞這個方案開展各專題的深入論證，并擬定各種替代（比較）方案，比較不建、早建或晚建三峽工程的利弊得失。在14個專家組完成論證報告后，再根據專家組的結論重新編制可行性研究報告。

三峽工程經過充分論證后，1992年獲得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批準建設，1994年正式動工興建，2003年開始蓄水發電，于2009年全部完工。

三峽工程凝聚了幾代領導人、科學家和建設者的心血。首先在于她對于“防洪”的意義和作用。數百年來長江流域洪災不斷。1860、1870年的特大洪水使人們至今談虎色變。上世紀的1931、1935以及建國后的1954年洪水，都損失慘重，人們余悸猶存。只有三峽大壩才具有根本的錯峰分流的抗洪作用。其次在于她提供的電能。中國經濟建設迅猛發展，假如沒有三峽電力的貢獻，在煤炭緊缺、小火電污染、日本核泄漏、風能存在難以克服的市場障礙的情況下，中國社會發展的“動力”從哪里來？

當然，任何的大型工程都有利弊，一是建設前的論證不可能囊括一切不可預知因素，人畢竟不是神仙。這需要在運行中不斷探索和發現，對問題采取積極的態度去解決。二是運行過程中同樣需要科學管理，一方面將最初設計功能發揮到極致，另一方面要防止利益沖突和管理的惰性引發新的矛盾。湖北的電價矛盾、庫區的蓄泄等，已經引起群眾有意見。

對于社會來講，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建設者，都有責任維護前人的建設成果。

湖北等省份干旱的根本原因有兩個，一是長時間不下雨，二是以前修建的中小型水利幾乎破壞殆盡。如果說主要原因是三峽大壩建錯了，也可以拿出科學的論據，好讓人們信服。不說華北、河南的冬春干旱，僅湖北省的十堰、襄陽與三峽大壩南北相對，照樣干旱，這與大壩有什么關系？

今讀某著名媒體文章，標題為《三峽大壩所在地宜昌遭遇罕見大旱農田受災（圖）》，本博看標題以為總該分析一下大壩與干旱的因果關系了。其實，文章只是報導旱情，所附圖片也并非宜昌的，有圖片還經過了PS。對于這種莫名其妙的“拉進”三峽大壩行為，本博跟帖說：“文章標題加上‘三峽大壩所在地’的定語有‘誘導之嫌’，如果某新聞標題為《XXX媒體總部所在地北京出現嚴重沙塵暴市民遭殃》又如何？”不出所料，跟帖被刪除，而掛在網上的帖子幾乎都是發泄對三峽工程、對當局的不滿，極少保留建設性意見。

在一些小網站及一些個人主頁上，近來充斥著大量的攻擊性言論。言論自由是公民的權利，但少數人引導輿論、制造輿論，加上一些媒體的迎合，對當前的抗旱工作是鼓勁兒還是制造障礙呢？看來，輿論陣地放棄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