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嶺工資集體協商：國家主導的改良

李星

勞資僵持，國家出手

浙江溫嶺市新河鎮擁有上百羊毛衫企業（多為小廠作坊），職工過萬，年產值十多億元。相關生產季節性強，技工需求高1。老板們管理手法原始：勞資雙方以口頭契約為主，普遍不簽勞動合同；每逢旺季，各廠哄抬工價互搶技工，扣發工資強留工人；行情轉淡后，廠方時常拒付全額工資2。老板的無賴招數引發大量勞資糾紛，2002年前后達到高潮3。當時羊毛衫工人頻繁罷工、怠工與集體請愿，有時破壞機器4，主要目標是調整工價和討薪。斗爭工人敢于行動，能夠發起多廠、多日罷工；但技巧簡陋，比如說不懂得使用「糾察線」擴大停產效果，一味打罵上班工友。盡管多數打工者是外地人，抗爭帶頭人多為掌握本鄉人際關系網并懂點法律的坐地戶。

2002年初，上百羊毛衫行業雇主組織了行業協會，試圖協調步驟減少內耗。但小老板共有的貪婪短視以及勢力單薄，使他們或彼此拆臺，或不肯向工人退讓，或無力應付員工「搗蛋」。換句話說：有產利益急需落實階級整合，資本家卻還缺乏相應的能力見識。當官的坐不住了。

晚期資本主義的一個特征，是國家有系統地持續干預勞動力市場，以確保工業秩序、有產利潤和國庫賦稅。對宏觀統治來說，推動中小勞動密集企業的行業集體協商，已是中央的既定方針：這邊壓老板出血安撫工人，那邊誘導工人馴服干活。對溫嶺市基層政權來說，老板內斗與勞資爭議沖擊了地方財政，加重官僚系統的運行負擔，更是政績考核的敗筆5。

2003年6月，黨政牽頭的背景下，新河鎮工會與羊毛衫行業代表達成基準工價與工資發放的行業協議，并定期修訂。隨后，鎮里成立國內首家私企行業工會，改組了原有的行業協會，形成了政府主導的行業工會與行業雇主團體定期協商制度。這一協商制度達到了雙重目標，號稱「溫嶺模式」。首先，它以勞力交易的統一價碼，制止了老板們亂糟糟的惡性競爭。其次，它向工人提供符合行情的工價和擔保定期開支，穩住了相對高薪的熟練技工（比如橫機工），也讓普工有了埋頭掙錢的指望。一度泛濫的工潮失去了焦點話題，逐漸平息6。2007年11月，溫家寶總理批示「溫嶺的做法可以總結推廣」。

國家手段與資方得失

工價協商的過程中，工會只是官府的辦事員。沒有鎮長書記撐腰，一切都是白搭：「老板不支持、不接待、不見面」7（新河鎮羊毛衫行業工會副主席陳清福）。地方頭腦交替扮演黑紅臉：時而拿地皮征用和稅收來恐嚇，時而動員官資私交的情面，司法工商部門也上陣監管協議的執行。威壓利誘下，老板們勉強低頭。

國家的盤算，是以仲裁身份使勞資雙方都有求于己，以利于繼續掌控全局。但官府的長臂也有盡頭。執政者為了江山社稷的戰略布局煞費苦心，老板卻首先關注本位私利。為了穩定利潤，老板可以向稀缺勞力多付點錢。只要雇傭行情稍有松動，讓步即到此為止。「溫嶺模式」得到高層肯定后，新河鎮其他工業部門（水泵、制鞋）紛紛跟風簽定了工價協議，卻多半是廢紙一張。自感吃虧的廠主們對協議內容陽奉陰違，勞資爭端照樣存在。就連新河羊毛衫行業協議，也遠非一片和諧：所謂工價「每年5%-10%的增長」，一直少于浙江省最低工資標準的同期漲幅；無論普工技工，都依靠大量加班提高收入。說穿了，「溫嶺模式」對工人沒做重大讓步，而只是避免工資壓得過低。即便如此，當地羊毛衫行業協會的抵觸情緒很濃，為無法在蕭條時節（比如2008年的金融風暴）任意減薪而唧唧歪歪。時至今日，無論浙江還是其它省份的中小勞力密集企業，鼓噪多年的行業集體協商一直缺乏實質突破，原因正在于資產階級的百般抵制。

新河老板對集體協商的怨言，有虛有實。他們的不滿與其說出于物質原因，不如說更多來自「我的工廠我稱王」的有產原則。至少部分老板的真實憂慮，不是工價制訂的毫厘之爭，而是國家打著維持工業秩序與改善民生的旗號，半嚇半哄地給雇主群體套上了「勞資協商，我來定奪」的新籠頭。他們很明白，這個籠頭隨時可能限制私企的自由運動。

國家改良與工人自衛

「溫嶺模式」的成功前提，是技工需求的行業特殊性。這一例外環境的產物被豎為集體協商的樣板，恰恰說明了協商本身的普遍困境。勞動密集型企業為主的私人資本，一直要求國家補償（從減稅到其它優惠）勞資調和帶來的損失。另一方面，各級政府始終高度戒備勞動集體的直接行動。所謂「集體協商」，只是雇主與官員的協商，事先排除了工人的群體干預。全總系統自我革新的重點，是擴充談判權限與培訓議價專家，而非鼓動基層。這注定了新河羊毛衫行業工會是個空架子，下屬工廠支部「很難和老板談漲工資，除非他們不想在這個企業干活了」8（陳清福）。雖然免收費用，新河工人對入會普遍冷漠，而工會頭目無力也無權改變廠級組織的軟癱現狀。國家對工人自我組織的本能恐懼，嚴重限制著改良的效果與潛力。

以勞動定額為核心的「工資集體協商」，是否能為工人提供更大自衛空間？最近二十年的中國工人運動表明，工業區的罷工與騷亂是勞動立法（從《勞動法》到《勞動合同法》）的根本推動力。而每次出臺新法，反過來刺激了一輪勞資糾紛高潮，提升了工人的自衛意識與經驗。作為改良創新，各地「集體協商」行業標準以及附帶的職工代表選舉雖不算國家立法，仍可能成為工人行動的誘因。

一萬新河鎮羊毛衫工人是否長久同意勞資休戰，不是要害。要害在于五十萬溫嶺工人——正如數千萬沿海工人——如何利用推廣中的「集體協商」。官方落實行業標準的嘗試，既會加強工人的加薪預期，也可能牽扯出其它斗爭目標（比如反抗特別惡劣的廠規廠紀）。從工人利益的角度說，以事實停工打擊資方，效果最好。不是坐等別人閉門商議，而是立即行動讓老板面對虧空。最后，向工人提供一整套實用技巧（從利用工價討論程序到參與職工代表選舉），是罷工群眾利用這一機遇落實基層組織的關鍵環節。

08/05/11

1 《南方周末》2004年9月23日「溫嶺勞資沖突催生第一個非公有制企業行業工會」
溫嶺市羊毛衫行業協會常務副會長王新法承認，缺少熟練工是長期存在的問題，「旺季時缺工在四分之一左右」
2 2008年09月16日《民主與法制時報》「浙江溫嶺工資協商解壓勞資矛盾」: 「那時，職工為不合理的工價幾乎天天與老板吵，三天兩頭就有員工跳槽」（浙江塞外明珠服飾有限公司職工代表陳緒鳳）
32008年09月16日《民主與法制時報》「浙江溫嶺工資協商解壓勞資矛盾」:「2002年，新河鎮百人以上停工、上訪的有三批，10人以上的幾乎每天都有」（新河鎮長嶼羊毛衫行業工會主席陳福清）
4 2008年04月21日14日《瞭望東方周刊》「浙江溫嶺工資集體協商制度：緩和勞資矛盾」「罷工、上訪、破壞機器等行為在工廠里時有發生」（陳福清）
5《華中師范大學學報》2010年3月「現代企業勞資糾紛調解機制研究——以溫嶺羊毛衫行業為例」：「羊毛衫行業的勞資糾紛，一是影響了企業的正常生產，減少鎮里的稅收；二是破壞了社會穩定的秩序……；三是到市里頻繁的集體上訪對新河鎮的形象不好，對我們參加市里、省里的榮譽評比不利」（2008年7月28日上午，訪談新河鎮黨委領導）
6 2003年后，新河羊毛衫行業的勞資糾紛與上訪投訴逐年下降，2006年實現零投訴。
7 「新華視點：‘工資談判’——浙江溫嶺蹲點調查」 2007-11-14 22:09:34 新華網
8 「溫嶺：樣本也有煩惱」2010-06-12 07:《經濟觀察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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