婦女受到性侵犯，對于她來說已經是很大的不幸。但這個不幸對于她最多不過百把年的生命而言，應當說還是微不足道。遭到不幸的她沒有義務再為了別的什么人看得順眼而奉上自己的生命，這不但是起碼的人權，也是最基本的人性。除了她本人愿意放棄生命或者是犯罪后被依法剝奪之外，沒有任何人有權利或者權力讓她放棄生命——更不要說是為了所謂的“守貞”！
這位性學教授的說法，不過就是讓受到性侵犯的婦女們“兩害相權取其輕”，只是用語過于極端罷了。教授之所以會建議被侵犯婦女主動遞上避孕套，有個前提是避免被傳染愛滋之類的惡病，因為眾所周知的事實是，染上惡疾之后很可能是生不如死，還要被那些抱著“守貞”主張的男人們所蔑視和輕賤。由喪失最寶貴的生命到染病后生不如死，則被歹徒完成強奸與之相比，那損害可說是輕了很多；只要能夠將心比己換位思考，恐怕也可以說是微不足道。一個具有完整人權和獨立人格的公民，她在各種受害后果面前竟然還不能做出于己相對有利的選擇？這除非讓中國重新回到“死生事小、失節事大”的封建禮教之中！
魯迅先生的《我之節烈觀》發表快要近百年了，但我們的青年卻依然還有把婦女的生命看得比自己的價值觀更為重要的極自私極腐朽的思想。這讓人不能不懷疑，“五四”運動仿佛并非只過去了九十八年，而是就發生在昨天或者是即將要發生似的。
誰也無權要求受害姐妹“守貞至死”！
這也是“我的節烈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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