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日，我出差韓國首爾。
CZ685號航班韓國時間1035正點抵達仁川機場。我們一行三人搭乘機場巴士前往GANGNAM-GU（江南區）的汽車總站。途中，巴士的移動電視播出了突發新聞，我看不懂積木一樣的韓文，就問同行的翻譯小朱，這才得知原來本·拉登在巴基斯坦境內的一處院落內被美軍圍剿并射殺了！
坦率地講，我對這個結局并不意外。自從十年前的9·11事件后美國把拉登列為了頭號敵人，這樣的結局就注定了遲早都會發生。
國際上的人權捍衛者、法律工作者紛紛譴責美軍漠視法律程序和人權，對手無寸鐵的拉登不經逮捕和法庭審判，就動用私刑處決，這是對國際法和人權的踐踏。在我看來，完全沒有必要對美國的這種行為感到驚詫和不解。美國這么做不是第一次，也不會是最后一次。1967年中央情報局和玻利維亞軍隊也是這樣對被鋪的切·格瓦拉不經法庭審判，就予以槍殺了！
正如同當年美帝懼怕切·格瓦拉會在法庭上大義凜然、慷慨激昂，以雄辯的革命理想在精神上戰勝他們一樣，今天美帝同樣懼怕本·拉登會在法庭上揭露美帝在歷史上對伊斯蘭民族、對弱小國家所欠下的無數血債，會通過法庭答辯鼓舞跟更多的穆斯林對美帝發起圣戰。
這才是美帝急急忙忙處決拉登的真實動機！
我在韓國時就想，該寫點什么紀念本·拉登，紀念這位有堅定信仰的革命者。
回國后，我找到了2001年10月9日也就是9·11事件后不久我發表的一篇網文《他讓我想起了切·格瓦拉----看拉登電視聲明有感》，這是我10年前的觀點和預言，抄錄于此，以為志：
《他讓我想起了切·格瓦拉----看拉登電視聲明有感》
切·格瓦拉是20世紀60年代青年的偶像。至今，我們依然可以看到歐美歌壇上一些模仿切·格瓦拉派頭的當紅歌星。
埃內斯托·切·格瓦拉·塞爾納，是古巴革命領導人之一，當代拉美著名的游擊運動大師，“游擊中心論”的倡導者。
有趣的是，切·格瓦拉的出生地既不在古巴，也不在他最終戰斗犧牲的玻利維亞，而是阿根廷。他生于一個資本家兼莊園主家庭。其父也是一家建筑公司的老板（評注：從事的行業竟然都與拉登相似！），曾參加過反對法西斯統治的斗爭。切·格瓦拉在中學時即顯露出數學才能，他本來可以成為一名工程師，但他卻報考了國立布宜諾斯艾利斯大學的醫學系，決心用醫道造福人類（評注：魯迅等也是這么改行的）。
1951－－1954年，兩次漫游拉美各國，為了籌得路費，當過碼頭工人、門房、水手、醫生和洗盤子得雜工。在旅行中，親眼目睹了拉美各國人民得困苦生活，深感自己有責任為解決他們的苦難而斗爭。
1955年6月的一個夜晚，哈瓦那大學法學博士菲德爾·卡斯特羅與格瓦拉在墨西哥城歷史性的會面，使得格瓦拉加入了正在籌劃中的古巴革命遠征軍。
1956年11月25日夜，82名古巴遠征軍在墨西哥灣的圖克斯潘港登上“格拉瑪”號游艇，飄揚過海，登陸古巴，進入東南部山區，開展武裝斗爭。1959年1月1日，革命武裝終于推翻了美帝扶持的政變上臺的巴蒂斯塔獨裁政權，古巴革命宣告勝利。
勝利后，身居高位的切·格瓦拉本可以悠然地享受奮斗地果實，但是他卻沒有忘記他的理想，于1966年1月喬裝打扮成烏拉圭商人，潛入美帝控制的玻利維亞，組織了自己的反政府游擊隊。
1967年10月8日下午，游擊隊突圍失敗，格瓦拉受傷被捕。他在敵人面前鎮靜地報出了自己的名字，敵人立即用直升機派來了高級軍官和CIA特務。次日黎明，敵軍區司令等大小頭目也趕來，加入對格瓦拉的審判。切·格瓦拉臨危不懼，堅定地回答：“革命是永垂不朽的。”敵人見無法使其屈服，在請示玻利維亞總統和美帝駐玻使館后，于下午殺害了格瓦拉。
歷史往往有驚人的相似之處，生于沙特富豪家庭的拉登，本來也可以坐守億萬美元資產的建筑行業過著帝王般的生活，但是他卻選擇了投身到異國的反抗入侵的運動中，出生入死。反抗入侵勝利后，功成名就的拉登如果解甲歸田，享受三妻四妾的溫馨，應該是順理成章的。可是他卻再次選擇了奮斗。為了奮斗，他不惜風餐露宿，穿山越嶺，忍饑挨餓，還要與病魔抗爭。當他選擇了以自己瘦弱之軀了與當今世界上最強大的勢力抗爭時，就注定了死亡會隨時降臨。
我想，不論切·格瓦拉與拉登從事的事業是否符合今日多數人眼里的正義，單憑他們為了心中的理想，不惜生命，不惜舍棄一切物質享受這一點，我都要對他們表示敬意。就像史學家司馬遷未必贊成荊柯之行刺，卻不惜筆墨為其大書特書一樣。
拉登的電視聲明，再次令我肅然起敬。我敢斷言，不論拉登在美帝的軍事圍剿下是死是活，他注定要與切·格瓦拉一樣成為一代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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