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為中興專利之戰對比兩個時代　　

近日，從新聞上看到中國兩家國內電信設備巨頭華為和中興為技術專利問題打起了官司。不由的想起在烏有之鄉看到的老田的一篇文章《文革期間科學技術還能快速進步的奧秘》，文章提到文革期間科學技術快速進步的原因之一就是徹底地破除了“技術私有觀念”：“ 不管是什么樣的研究機構，無論是他們花了多少心血得出的最新成果，只要持一紙介紹信到，只要符合保密的規定，他們所有的最新成果都會無條件地呈現給你，而沒有一絲一毫的保留。這在任何國家都做不到。技術創新如果聯系著市場潛在利益，當然就格外需要保密，即便是僅僅聯系著個人的職稱和學術地位評價，相關人員也肯定有藏私的必要，但是在當時的中國，一切私有觀念都遭到徹底批判，許多有助于鞏固私有觀念的評價體系都被破壞，所以人們能夠空前地敞開自己的所得，公之于眾。這樣，全國只要任何一個研究所，任何一個研究人員在技術上有了突破，其他的相關人員或者項目，都不再有必要進行重復勞動了，都可以無成本地共享最新的技術成就。徹底破除私有觀念，是真正意義上的“全國性的技術大協作”成為可能，有限的技術力量和經費能夠空前地節約和有效地利用，避免了許多可能的浪費。”　　

現在雖然號稱法治社會，打著產權明晰，用專利的名義保護各類技術發明，其本質就是保護私有財產，就是私有制合法化，恢復了資本主義制度。華為、中興如果在社會主義公有制條件先就可以做到技術共享，對國內可以降低生產成本“有限的技術力量和經費能夠空前地節約和有效地利用，避免了許多可能的浪費”。應對國外競爭，表面上是一個企業，其實背后是整個國家的資源作為支撐，其競爭力不是資本主義世界能比的，這證明了資本主義私有制生產關系已經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撒切爾夫人曾公開承認蘇聯的生產率是資本主義世界的兩倍，對資本主義世界構成了威脅，這是要堅決摧毀蘇聯的原因之一。我認為中國搞的社會主義比蘇聯更先進（社會主義畢竟是個新生事物，大家都在探索），鞍鋼憲法比較馬鋼憲法就是明證。改開三十年以來，有什么科技成果？科學的春天，讓中國的總體技術水平在西方背后爬行。這也說明恢復資本主義私有制制度，是歷史的倒退。雖然主流年年宣稱的GDP令人眼花繚亂的、目瞪口呆,和前三十年的建設成就比較，也只是一個臭屁而已。　　

附：華為中興專利戰http://baike.baidu.com/view/5677114.htm　　

文革期間科學技術還能快速進步的奧秘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0507/2609.html　　

二〇一一年五月九日　　

華為中興專利戰　　

華為中興專利戰發起于2011年4月28日，華為起訴中興侵犯了華為的數據卡和第四代移動通信系統（LTE）專利，此外，中興還涉嫌未經授權在產品上使用華為注冊商標。4月29日，中興在國內對華為提起反訴，指華為侵犯其LTE若干重要專利。　　

　　文革期間科學技術還能快速進步的奧秘　　

作者：老田　　

　　老田前不久訪問了一個老工程師，他參加過“兩彈一星”的技術攻關過程，他說中國當時的技術力量，無論是就人員數量還是技術裝備水平而言，都遠遠不如蘇聯和美國，但是中國從原子彈爆炸到突破氫彈技術的障礙，在時間上都反過來比蘇聯和美國短得多。他說取得這樣的“奇跡”不是偶然的，根據自己的體會，文革期間技術能夠進步的關鍵奧秘有三個，而且這些奧秘是其他資本主義國家都無法具備的。　　

　　第一個關鍵的原因是真正的技術民主。他說，由于當時批判反動學術權威，報章上連篇累牘地嚴厲指責各種管卡壓和專制學閥作風，因此，幾乎沒有什么人敢于以權威和老子自居，在研究隊伍內部形成高度民主的風氣，大學剛剛畢業的學生和老資格的科學家可以同場辯論，有的時候為了爭論技術問題通宵達旦，甚至拍桌子，鄧稼先這樣的老科學家也常常參與跟毛頭小伙子的拍桌子辯論，這樣充分的學術民主帶來了思想和技術的快速進步。不僅加快了技術進步的速度，在這樣的過程中間也加快了技術梯隊的成長過程。這個老工程師還談到，當時由于人與人關系的普遍平等，許多社會和階級的藩籬都實質上不存在了，一些老工人也參與拍桌子討論，許多細節問題和工藝障礙也能夠集思廣益，結果使得整個的項目進程相對均衡，而不是局限于關鍵技術的率先突破，這就避免了后續試驗中間細節引致的失敗，所以當時許多項目的試驗，幾乎都是一次成功，所有的問題和隱患常常是在技術民主中間，已經得到充分的“鳴放”和重視，提前就有了很多的預案和設計。　　

　　第二個非常關鍵的地方是徹底地破除了“技術私有觀念”。這個老工程師回顧說，不管是什么樣的研究機構，無論是他們花了多少心血得出的最新成果，只要持一紙介紹信到，只要符合保密的規定，他們所有的最新成果都會無條件地呈現給你，而沒有一絲一毫的保留。這在任何國家都做不到。技術創新如果聯系著市場潛在利益，當然就格外需要保密，即便是僅僅聯系著個人的職稱和學術地位評價，相關人員也肯定有藏私的必要，但是在當時的中國，一切私有觀念都遭到徹底批判，許多有助于鞏固私有觀念的評價體系都被破壞，所以人們能夠空前地敞開自己的所得，公之于眾。這樣，全國只要任何一個研究所，任何一個研究人員在技術上有了突破，其他的相關人員或者項目，都不再有必要進行重復勞動了，都可以無成本地共享最新的技術成就。徹底破除私有觀念，是真正意義上的“全國性的技術大協作”成為可能，有限的技術力量和經費能夠空前地節約和有效地利用，避免了許多可能的浪費。　　

　　第三個原因是幾乎“如人使臂、如臂使指”那樣的高靈敏協調機制。這個老工程師提到，在衛星項目中間，有一個同步控制問題當時只能是用機械方式實現，這個就要求四個完全一樣的小彈簧。項目單位反映到主管的聶榮臻元帥那里，說上海工業力量比較強，希望請上海的同志幫助解決。聶榮臻給張春橋寫了個小紙條，張春橋給馬天水打了個電話，馬天水連夜召集上海幾十個單位的老工人技師開會，一個校辦工廠的老工人說他能夠實現，回去之后連夜就把符合要求的彈簧做出來了，合計不到24小時。在這樣的過程中間，沒有任何一個人講條件講價錢，所以幾乎沒有耗費什么談判時間和交易費用。　　

　　老田前不久還訪問了一個南京大學的老師，他在1969年參與主持我國的電子計算機項目。據他所說，當時的項目立項完全不需要去找路子跑關系，國家直接按照技術力量優勢所在，甚至在沒有事先打招呼的情況下，就撥給南京大學1000萬元經費，指定用于電子計算機項目，項目辦公室成立之后，不需要他去找江蘇省委，而是項目立項的同時由國家指定江蘇省委配合研究工作，無條件地承擔項目的協調工作，許多電子部系統的七字頭的工廠，就按照研究進度和要求來進行配合試驗，江蘇省和南京市的相關部門直接受項目小組的領導，結果是“產、學、研”的高度緊密結合。項目經費絕對不容許個人為私人目的動用，許多工廠在利用自己的技術和工藝積累基礎上來參與這個項目，已經有的技術和工藝都不再重復投資和花錢。　　

　　計算機項目的背景是1963年毛澤東說要繼續大躍進，不能老是跟在洋人的后頭搞“爬行主義”，要盡可能地采用已有的先進技術，跟蹤科技發展的先進水平，這個意見在三屆人大上通過。為此，中央科學小組、國家科委黨組于1963年12月提出一九六三年至一九七二年科學技術發展規劃報告、科學技術發展規劃綱要及科學技術事業規劃，這個規劃是在原有的1956－1967年十二年科學技術發展規劃的基礎上，參照世界科學技術進展狀況制定的，總的要求是動員和組織全國的科學技術力量，自力更生地解決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中的關鍵性的科學技術問題，在重要的急需的方面掌握六十年代的科學技術，力求接近和趕上世界先進科學技術水平的道路上，實現大躍進。這樣在文革期間政治上初步穩定之后，許多科學技術項目就分解落實到具體的研究機構，除了南京大學之外，清華大學也是計算機項目實施的重點單位，到1970年代末期，已經產生豐碩的成果，一個清華的教授告訴我說當時的計算機技術水平，中國實際上和美國是基本同步的，后來由于這些項目和“運十飛機”的命運一樣下馬，這樣我們國家在今天的關鍵技術領域，就被西方國家遠遠甩在后面。清華大學在1970年代中期就拉出了單晶硅，現在反而不會了。還有一個人告訴過我，前幾年某研究單位以單晶硅立項，結果得到數千萬的研究經費，最后是在美國去拉出單晶硅來結項的，事情竟然演變到這個樣子，特別值得那些真誠關心中國技術進步的人們深思了。　　

　　當時中國能夠以有限的技術力量，去跟蹤世界先進水平，優勢在于全國技術力量的無成本合作，有限的經費和人力資源能夠集中使用，在產學研緊密結合的基礎上搞集中突破，降低相互學習的成本并實現研究隊伍的迅速成熟和壯大。而中國今天的問題還在于，中國不僅落在后面，在市場規則急功近利的“短視”眼界里根本就喪失了追趕的動力，而且在中國技術力量和經費和西方國家有巨大差距的情況下，還硬要一味地抄襲西方的技術發展路線，這注定只能是產生“爬行主義”后果，一切有價值的成果都不可能產生在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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