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西南聯合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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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通常意義上的大學，是西方文明的產物。英文中“University”（大學）一詞，是由“universe”（宇宙）一詞派生而來。

　　哪所學校是全世界第一所大學有所爭議，一種流傳較廣的看法是：意大利波羅尼亞大學創建于1088年，它是意大利、也是歐洲和全世界最古老的大學。

    大學需要積淀，今天世界著名大學的校史一般都很悠久。1168年，南宋的寧宗皇帝趙擴出生的這一年，牛津大學創辦；1209年，蒙古大軍在成吉思汗帶領下第三次進攻西夏的這一年，劍橋大學創辦，1638年，也就是清順治皇帝出生的這一年，哈佛大學創辦。

　　在中國，歷史最悠久的高等學府，應是湖南長沙的岳麓書院，創辦時間為北宋開寶九年(976年)，但這不是現代意義上的大學；在其址上1926年正式建立的湖南大學，跟其更無前后相繼關系。

　　中國出現大學，是在19世紀最后幾年的晚清。

　　中國首家現代意義上的大學究竟是哪一所，一般的說法就是1898年建立的京師大學堂，即今天的北京大學。但行家似乎更傾向于認為，1879年由美國圣公會在上海創辦的圣約翰大學，才是中國真正的第一所大學；而清政府1895年在天津創辦的北洋西學學堂（次年改稱北洋大學堂，現天津大學），是中國第一所公辦大學；1896年，又在上海創辦了南洋公學。這三所大學的建立時間都在北大之前。

　　進入民國，中國的高校有了長足發展。蔡元培初任民國教育總長時，在當時的國力下，覺得國家能集中力量辦好首都的這所北京大學就已不錯，結果高等教育的發展令他自己也意外，國立大學連連創辦不說，各省辦學熱情和能力更是高漲和具備，且不管地方是由何等人掌管，對大學教育都不吝投入，民間私立大學也不斷涌現。這個文明古國自古高度重視教育的脈流，在民國延續。

　　民國前十七年的大學里，挾領導新文化運動之威的北京大學是當時最好的大學；北京師范大學、交通大學等校也開始名聲鵲起。

　　從1927年蔣介石定民國首都于南京，到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民國社會經濟得到一定發展，號稱“黃金十年”。這十年里，高等教育規模不斷擴大，大學辦學水平進一步提高。

　　1929年7月26日，國民政府頒布《大學組織法》，規定大學以研究高深學術、養成專門人才為目標；大學分國立、省立、市立和私立四種；大學下設的學院分為文、理、法、商、農、醫、工、教育等八種，擁有不少于三個學院方可稱大學。

　　這一階段，中國最好的大學是中央大學、北京大學、交通大學和清華大學，這四校不相上下，號稱大學“四強”；當時的著名學府還有武漢大學、北京師范大學、中山大學、南開大學、同濟大學、山東大學、東吳大學、浙江大學、廈門大學、圣約翰大學、燕京大學等。1937年，全國共有大學及獨立學院七十八所，教師六千六百一十五人，大學生及研究生三萬七千三百三十人。

　　大學體制成熟了，棲身大學或大學出身的現代知識分子群體形成了。

　　接下來的八年漫長的抗日戰爭時期，是民國高等教育史上特殊的一頁，眾多大學在艱苦卓絕的環境中，輾轉搬遷，維持教學：戰爭烈焰熊熊，大學薪火不滅。

　　抗戰勝利后，大學教育恢復了正常。1946年《中華民國憲法》規定：“教育、科學、文化之經費，在中央不得少于其預算總額百分之十五，在省不得少于其預算總額百分之二十五，在市、縣不得少于其預算總額百分之三十五，其依法設置之教育文化基金及產業，應予保障。”

　　到抗戰勝利三年后、民國覆亡二年前的1947年，這一年是民國高等教育的高峰，中華大地共有大學二百一十所，其中國立大學三十一所，私立大學二十五所；國立獨立學院二十三所，省立獨立學院二十四所；私立獨立學院三十二所，國立專科學校二十所；省立專科學校三十二所，私立專科學校二十三所。全國大學聘任助教以上教師八千九百六十四人，其中教授二千七百人；在校生十五萬五千零三十六人，其中研究生四百二十四人，本科生十三萬零七百一十五人，專科生二萬三千八百九十七人。科學文明和現代思想，在朗朗傳播。

　　一座座學府，一團團濃蔭；一個個學人，一片片書聲；一個個晨昏，一串串故事。多少學子，在這里笑過哭過，愛過恨過。大學的話題，有關知識文化的傳承，有關真理智慧的求索，有關社會文明的提升，有關民族精神的進步，有關人類理想的追求，永遠探討不完。

　　在民國大學的茫茫海洋里，這里要說的是一所空前絕后的神話般的大學——國立西南聯合大學。

　【一】

　　一所好大學，粗略來說，杰出的教師是條件，優秀的畢業生是證明。

　　打開西南聯合大學教師的名冊，其陣容之豪華叫人瞠目結舌。且把只在學術界享有大名者不表，只說今天社會大眾也對其名如雷貫耳的人物，就有：陳寅恪，朱光潛，朱自清，聞一多，錢穆，錢鐘書，吳宓，吳晗，馮友蘭，湯用彤，金岳霖，熊十力，張奚若，潘光旦，費孝通，沈從文，吳有訓，饒毓秦、葉企孫、吳大猷、華羅庚，周培源，陳省身……

　　西南聯大的校本部只有一百二十多畝，相當于今天一所中學。在那狹小的校園內，行走著多少聰慧的頭腦；中國最優秀的學者，各學科的泰斗級人物，在那里觸目皆是。除了西南聯大，還有哪所學校具備如此精良的師資？

　　再看這樣一些名字及受業學校：諾貝爾獎獲得者李政道和楊振寧，畢業于西南聯大；兩彈一星功勛獎獲得者鄧稼先、趙九章、朱光亞等八人，畢業于西南聯大；著名作家汪曾琪，畢業于西南聯大，著名思想家殷海光，畢業于西南聯大；著名翻譯家王佐良，畢業于西南聯大；著名英語教育家許國璋，畢業于西南聯大；著名哲學家任繼愈，畢業于西南聯大，著名語言學家朱德熙，畢業于西南聯大；中國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黃昆、劉東生，畢業于西南聯大；國家領導人宋平、王漢斌、彭佩云，畢業于西南聯大……

　　1940、1943兩屆清華留美庚款考試，十七名考取公費者，西南聯大畢業生占十一名。

　　1948年中央研究院第一屆八十一位院士，西南聯大人占二十六名；院士里最年輕的三位，陳省身、許寶騄和華羅庚，均為西南聯大師生；這三人再加上姜立夫老教授，中央研究院第一屆五位數學院士，西南聯大占了四席。

　　首批入選美國國家科學院的五位華裔，陳省身、林家翹、楊振寧、李政道和吳健雄，除了吳健雄出自中央大學，前四人清一色為西南聯大師生。

　　聯大師生中，后來有一百七十一人成了中國科學院和中國工程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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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所西南聯合大學，只存在了八年；短短八年，向中國的天幕揮灑了如此燦爛的星輝。

  【二】

　　1937年7月7日，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日寇瘋狂進犯，大片國土淪喪。在戰火中呻吟的土地，再也容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落入敵手的高校，也只能成為侵略者的教化工具。而且侵略者極恨民族意識最強、宣傳抗戰御侮最突出的大學，比如南開大學，就被炸得只剩一座樓。

　　民族危難中，一座座寧靜的大學受到了嚴峻考驗。

　　多數大學采取了后遷的對策，遷入后方的大學計有七十多所。后遷師生披星戴月，風雨兼程，和圖書、儀器等辦學設備一起，向云南、貴州、四川、重慶等侵略者鐵蹄踏不進的西部省區轉移。

　　國民政府表達了戰火中堅持辦學的決心，蔣介石將教育政策概括為：“戰時要當平時看。”

　　北平、天津失陷后，根據國民政府教育部決定，平津地區三所大學——國立北京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和私立南開大學——搬遷至湖南長沙，聯合成立長沙臨時大學。

　　老牌的國立大學北大，前身為留美預備學校、洋氣的清華，私立大學的典范南開，這三所各具特色的優秀大學在戰火中融到了一起，西南聯合大學馬上要橫空出世。

　　1937年11月1日，長沙臨時大學開學，這一天成為后來的西南聯大的校慶日。遷到長沙的三校教師一百四十八人，學生一千四百五十二人。

　　1937年底，民國首都南京陷落，武漢告急，長沙遭遇空襲，國難的硝煙中，臨時大學又開始向西南大后方尋找新的辦學地。

　　三大名校合并遷來，讓湖南喜出望外；如今臨時大學要遷走，湖南省主席張治中極力挽留，他說長沙絕對安全，即使不安全，也可在湖南另尋校址，湖南省必定盡力支持。而廣西得知三校要遷往西南，立即積極聯系，希望把學校遷到廣西，設于南寧與桂林均可，廣西地方同樣大力支持。

　　1938年1月，最后議定的地點是云南昆明，這里位于大后方，氣候優良，且有鐵路通往國外，是戰時辦學的最佳處所。

　　告別了湖南，謝絕了廣西，2月中旬，搬校開始。除去參軍、輟學回鄉和投奔延安的學生，志愿入滇學生共八百七十五人，和教職員工一起分兩路入滇：一路是女生和體弱的師生、職員及家眷，乘火車經粵漢鐵路到香港，取道越南到達昆明；另一路二百五十多人（其中學生二百四十四人），組成“湘黔滇旅行團”，由湖南省主席張治中派一名中將為團長護送，徒步穿越三省，六十八天后抵達昆明。

　　1938年4月2日，學校正式更名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5月4日，正式上課。

　　剛到昆明的西南聯大租用本地中專學校教室上課，各學院散布于市內各地，乃至云南南部的蒙自。7月，聯大在昆明西站東側購地一百二十四畝，建立校本部。

　　1939年4月，西南聯大新校園落成。這里有學生宿舍三十六棟，全是土墻茅草頂結構；教室、辦公室、實驗室五十六棟，為土墻鐵皮頂結構；食堂二棟，圖書館一棟，為磚木結構。這些建筑的設計者是梁思成，因為經費極端短缺，只能一律按最簡陋、最節約的原則設計建造，這位建筑大師對此深以為憾。

　　云南省對西南聯大辦學給予了大力支持，一次次協助解決校舍問題；省主席龍云將他在威遠街的公館騰出一部分給聯大作總辦公處，他還專門撥出一輛福特轎車供聯大三常委之一的蔣夢麟使用。

永載中國教育史冊的一代名校西南聯合大學，在南疆開始了它的輝煌歷程。

  【三】

　　西南聯大的成功，固然在于其融匯了北大、清華、南開三校的優秀師資，更在于她那符合大學精神的辦學理念和學校制度。

　　在合并遷校之前，三校都形成了自己的優良傳統，北大是自由、民主，清華是嚴謹、認真，南開是開拓、活潑，合并為西南聯大后，互相取長補短，開拓出了更為高邁的境界。

　　西南聯大的最高管理機構是常委會，由北大校長蔣夢麟、清華校長梅貽琦和南開校長張伯苓三人組成；另設校務會議為議事機構，設教授會為咨詢機構。校務會議由常委、主任秘書、教務長、總務長、訓導長、院長和與以上人數相等的教授組成；教授會由全體教授、副教授組成，參加校務會議的教授由教授會選舉產生。

　　由于蔣夢麟和張伯苓常在重慶，西南聯大校政其實由梅貽琦主持。這位提出了著名的“大學者，非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辦學理念的教育家，執掌西南聯大時說：“吾從眾，無為而治。”“眾”指的其實是教授，這句話落到實處，就是今天人們呼喚不已的教授治校。

　　西南聯合大學設有文、理、工、法商和師范五個學院，……六個系，教師三百五十多人，在校生人數在三千左右波動。她的機關卻只有三個處：教務處、總務處和訓導處，今天高校里的人事處、財務處、基建處、科研處、保衛處、外事辦、老干處等等，一律沒有；三常委實則梅貽琦一人負責，沒有“分管領導”、“領導班子”；各學院和系均只設院長和系主任一人，由教授兼任，沒有副職。

　　梅貽琦主張通才教育，反對重實用、輕文理的辦學思想；他認為，教給學生所謂“一藝之長”，其實是在培養匠人，與大學宗旨不符。

　　西南聯合大學的制度以學分制為主體，具體是“選修課”制和“共同必修課”制。學生四年（或五年）必須修滿一百三十二個以上學分、相當于四十門課方可畢業；大一橫貫文理的必修課一般為八門（國文和中國通史所有院系都必修），達四十個學分之多；三分之一的學分課程不及格要留級，二分之一的學分課程不及格則勒令退學。

　　聯大八年中，共開出了一千六百多門課，如涓涓乳汁，哺育了一代優秀青年。

　　有名師的精心教導，有科學合理的培養方案，青年才俊們十分珍惜這戰亂中萬分難得的優良條件，他們刻苦勤奮，在這里迅速成長起來。

　　時任聯大物理系教授的吳大猷這樣回憶當時的聯大學生、后來的諾貝爾獎獲得者李政道：“他求知心切，真到了奇怪的程度。有時我有風濕痛，他替我捶背，他幫我做家里的任何瑣事。我無論給他什么難的書和題目，他很快地做完了，又來索更多的。我由他做問題的步驟，很容易發現他的思想敏捷，大異尋常。”

　　西南聯大的精神，除了戰時辦學必有的“艱苦奮斗”之外，就是“大學獨立”。聯大的高層和教授認為，政府的職責是保證辦學條件，而不應干涉校政。

　　1939年，國民政府教育部長陳立夫三度訓令西南聯大必須遵守教育部新規定，由教育部安排應設課程、統一教材、舉行統一考試等。聯大對此不以為然，推文學院長馮友蘭教授執筆抗辯。抗辯函說，這種做法的結果是“大學將直等于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中一科”，如果什么都由教育部規定，那么“教授在學生心目中為教育部一科員之不若”；而且，如果大學內部事務、甚至課程的設置都要聽命教育部，“則必將受部中當局進退之影響，朝令夕改，其何以策研究之進行，肅學生之視聽，而堅其心志？”

　　抗辯函最后說：“蓋本校承北大、清華、南開三校之舊，一切設施均有成規，行之多年，縱不敢謂為極有成績，亦可謂為當無流弊，似不必輕易更張。”

　　西南聯大不但抵制了國民政府對內部事務的干涉，而且在1942年把大一新生必修的“三民主義”課改為若干專題，不做考試，不計學分。

　　1940年10月，教育部又公布《大學及獨立學院教員資格審查暫行規程》，要重新“審查”大學教師的“資格”。這一文件在西南聯大教授會上激起公憤，全體教授拒填“審查”表格，導致被扣當年的學術津貼。

　　為了加強對高校的控制，國民黨當局規定，凡擔任院長者都必須加入國民黨。聯大法商學院院長陳序經教授聽到消息，沉下臉來脫口而出：“扯淡，我就不入。”

在這批充滿自由思想和獨立意識的知識精英的全力呵護下，西南聯合大學不僅是戰火中的寧靜港灣，也是民國末年污濁社會中的綠洲。

  【四】

　　一批批學子穿越千山萬水，來到西南聯大求學。那時的學習條件和生活環境極艱苦，1938年到1944年間在西南聯大讀了大學和研究生的楊振寧后來回憶道：“教室是鐵皮屋頂的房子，下雨的時候，叮當之聲不停。地面是泥土壓成的，幾年之后，滿是泥坑。窗戶沒有玻璃，風吹時必須用東西把紙張壓住，否則就會被吹掉。”

　　除老師之外，學校最重要的學習資源是圖書館，可聯大低矮昏暗的土坯房圖書館只能容納一百多人，天天要占座，稍微去晚，連站著讀書都不可能。

　　在此條件下，許多學生拿著書本跑到校園附近街道上的茶館里，花上一毛錢叫一壺茶，就在茶館里讀書、討論一整天。很多聯大學子的回憶里都深情地提到青云街上的茶館。

　　聯大并不提倡勤工儉學，但清貧的學生們都在尋找賺取生活費的機會，大批的學生在昆明城郊的中學兼課，或者為商店、機關當文書，甚至擦鞋、賣報。昆明的幾十所公私中學本來師資不足，此時正好大用價廉物美的聯大學生，有些聯大學生索性合伙辦起了學校。

　　楊振寧也是兼課大軍的一員，他兼課的學校就是西南聯大師范學院附中。在他任教的班上，有一個女生叫杜致禮，是國民黨重要將領杜聿明的女兒。這位杜致禮同學后來就成了楊振寧的夫人。

　　教授的生活在聯大中期開始也走向貧困。本來，民國時期教授的生活待遇極好，聞一多在青島大學任教時，月薪達四百多元，而當時一個包吃住的保姆月薪才幾塊錢。在青島大學一次學潮中，聞一多認為學生無理，主張嚴厲處分，激起學生的圍攻；學生貼出丑化他的漫畫不說，還編了歌謠挖苦他講課時習慣發出的“呵，呵”聲，拿的就是他的薪水說事：“聞一多，聞一多，你一個月拿四百多。一節課五十分鐘，經得起你呵幾呵？”

　　抗戰中財政困難，教授待遇開始下降。1941年起，隨著入滇難民和軍政機構的劇增，以及日軍空襲中商品流通的阻滯，通貨膨脹席卷了后方；到1942年，教授一月薪水的實際購買力只相當于戰前的八元三角，竟降低了百分之九十八！

　　國難之中，聚居龍頭村的聞一多、朱自清、浦江清等教授“七八人但吃兩樣菜，一炒蘿卜，一豆豉，外加一湯而已”。就是事實上的校長梅貽琦，也在集體食堂搭伙，“經常吃白飯拌辣椒，有時吃菠菜豆腐湯就很滿足”。為節約費用，年過半百的他外出盡量不用車，經常步行一二十公里。

　　各教授放下架子，紛紛自救。聞一多為得到一套寬敞的住房和每月一百斤的大米，也到中學兼課；由于他精于篆刻，還開出價碼為人治印，深夜的油燈下，他往往還在為人刻印。連梅貽琦的夫人也聯合潘光旦等教授的夫人長期制作蛋糕，命名為“定勝糕”，由梅夫人提了送到冠生園寄售。

　　物質條件的艱苦沒有侵蝕那一代知識分子的風骨。1941年，國民政府教育部要給兼任行政職務的教授補助一筆“特別辦公費”，但西南聯大的各學院院長、各部門負責人和各系主任一齊宣布國難之時，生活尚可，對此補助不便享受，把送上門的錢拒了回去。

　　貧困倒不算最可怕，最可怕的是日軍的空襲。1938年9月28日，日軍第一次空襲昆明；1940年和1941年，空襲最為頻繁；到1943年，在陳納德率領的美國援華空軍飛虎隊的打擊下，才終于消歇。這期間，“跑警報”成為聯大師生的“必修課”。

　　往往正上著課，凄厲的空襲警報突然響起，師生就互相照應著立即向聯大后門的山上跑去，等到警報解除，再回教室繼續上課；如果警報時間長，一些老師索性就在山間安排學生席地而坐，講完課程。在這頻繁的跑警報中，著名哲學家金岳霖教授搞丟了他嘔心瀝血寫就的《知識論》手稿，只得從頭把這部六七十萬字的巨著再寫一遍。

　　日機直接轟炸到聯大校園有兩次，分別是1940年10月13日和1941年8月14日，前一次炸毀了師范學院男生宿舍，后一次損失更慘重，宿舍、飯廳、教室、圖書館都給炸得千瘡百孔。遭受嚴重的轟炸威脅一度使再次遷校提上日程，但因勞動太大而未實施。

　　在猛烈轟炸中，聯大把師生住所疏散到郊區，這給教學和生活帶來了很大不便。周培源的住處被安排在離城四十里外，為了進城按時上課，他竟自己養了一匹馬。

　　1938年到1941年，昆明民眾在日機轟炸中死亡一千零四十四人，傷一千四百一十四人；其中聯大師生員工（含家屬）大約死十人，傷十人。這個很小的比例，說明聯大在防空襲上還是比較成功的。

住最簡陋的屋，吃最粗糙的飯；在轟炸下學習，在硝煙中授課。西南聯大，如此悲壯。

  【五】

　　西南聯合大學的魅力在于她的堅毅卓絕，在于她的獨立自由，在于她的名師云集和桃李滿天下；但還有一個方面，同樣是其被后世經久不衰地談論的原因，那就是那一批文化大師在聯大留下的種種掌故軼事。

　　1938年11月，西南聯大做出了一個引起震蕩的決定：聘請三十六歲的作家沈從文為教授。

　　西南聯大集中了當時全國學界精英，留學歐美名校、獲得博士碩士學位歸來的教師數不勝數；沒有高層次學位者大多也是北大、清華等國內頂級學府畢業，并且已經在學術界取得顯赫成就的人。而這位沈從文，論學歷，小學沒畢業；論學術研究成績，他是作家，不是學者，沒有任何學術著作。

　　在學術界毫無過人之處的沈從文到聯大任教授，這種不拘一格激起一些教授的抵觸乃至憤怒，態度最激烈的是今天有“國學大師”之譽的著名學者劉文典。

　　劉文典精研傳統文化，尤其是《莊子》，他說自古以來只有兩個半人懂莊子，一個是莊子自己，另一個他沒說，半個則就是他劉大教授。

　　學問精深不說，劉文典脾氣暴烈。1928年他任安徽大學校長時，鮮明地提出“大學不是衙門”；11月，安大鬧學潮，蔣介石正好來安慶視察。第一次見劉文典時，蔣介石見他外表邋里邋遢，就問：“你就是劉文典嗎？”劉文典回問：“你就是蔣介石嗎？”刺激得蔣介石一楞神。蔣介石要求他懲辦罷課學生，他說：“我這里只有教師學生，不知道誰是共產黨。你是總司令，應該帶好你的兵；我是大學校長，學校的事由我負責。”蔣介石大怒，對他拍案斥責；劉文典頓時發飚，指著蔣介石的鼻子說：“你就是軍閥！”竟然撲上來要打蔣介石。劉文典被衛兵拖下后，蔣介石自下臺階罵道：“真是個瘋子！”

　　劉文典看不起武夫，也看不起新文學。在他眼里，現代白話文學淺薄粗糙不堪，有何研究價值？而這個沈從文連對白話文學的研究都沒有，只是個寫小說的作家。與被他瞧不起的沈從文同為教授，他十分不平，覺得跌了身價。

　　劉文典公開質問：“他沈從文有什么資格當教授？”還在課堂上說：“要講教授嘛，陳寅恪可以一塊錢，我劉文典一毛錢，沈從文那教授只能值一分錢。”

　　昆明空襲警報頻繁拉響之時，劉文典和學生一起護衛著大學者陳寅恪離開教室，看到沈從文也匆匆跑出，他當眾大罵：“我被炸死了，就沒人給學生講莊子了，你沈從文跑什么跑？！”

　　一貫自稱“鄉下人”的沈從文心靈敏感，來聯大后自卑而自尊。面對前輩劉文典的屢屢粗暴傷害，他一言不發，只是認真講授他的寫作課，可他的湖南方言又時常讓學生不知其所云，但他還是培養出了和他的風格一脈相承、后來被稱為“最后一個京派作家”的著名小說家汪曾祺。

　　沈從文今天在文學圈的最大傳奇也是最大遺憾是：1988年，瑞典皇家文學院已議定，該年的諾貝爾文學獎授予中國作家沈從文；可是在這一年5月，他以八十六歲高齡辭世，而諾貝爾文學獎只給活著的作家。

　　“要是沈從文那個時候還活著，活到10月份就肯定會得獎。沈從文的去世對我來說是最遺憾的事情。”諾貝爾文學獎評委、瑞典皇家文學院院士馬悅然2005年在北京傷感地說。這一年的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由埃及的馬哈富茲頂了沈從文的缺。

　　聯大校方不拘一格，頂住壓力，堅持給了沈從文教授職位，讓一位杰出的文學家在生前年輕時候就獲得了應有的地位，讓人感佩。

　　張狂不羈的劉文典在聯大也引起過風波：1943年，聯大中文系代主任聞一多拒不發放他的教授聘書，將他解聘。

　　事情的起因主要是劉文典擅自離校，到云南南部普洱縣的磨黑呆了半年。他到磨黑，是因為他嗜食鴉片，而磨黑產上好鴉片；在當地學校和鄉紳的邀請下，他跟聯大常委蔣夢麟等少數人打了個口頭招呼，就丟下聯大課程一去半年。

　　劉文典平時上課，都是邊吸鴉片邊講，旁邊校方還安排一個雜役提著茶壺隨時為他加水。這種做派本已令師生議論紛紛，這次又為了鴉片而曠教半年之久，影響更壞。時任中文系代主任的聞一多堅決主張不再聘用，著名語言學家王力為他講情，說老先生從北平隨校南遷，還是愛國的。聞一多發怒道：“難道不當漢奸就可以擅離職守、不負教學責任嗎？”

　　連蔣介石都不放在眼里的劉文典哪肯咽下這口氣，他一回昆明就趕到北郊司家營找到聞一多論理，兩人情緒沖動，爭吵洶洶，在場的朱自清極力勸解。

　　因為聞一多寸步不讓，加上劉文典平時經常公開嘲笑同事學問差，得罪了很多人，輿論形勢對他很不利。最后，劉文典恨恨去了同在昆明的由著名數學家、教育家熊慶來執掌的云南大學，任云大中文系教授，直到1958年去世。

　　那時代教授可以自由流動，只要你真有學問才華，自有學府禮聘，而沒有編制、檔案、組織關系之類的羈絆約束，這也是知識分子能張揚個性的條件；而有個性的張揚，才有智慧的噴薄。在重重“管理”下謀生的人，即便資質優異、勤奮刻苦，也不大可能成為開拓創新之才。

　　劉文典是資深教授，而在后起之秀里，同樣有一位狂人，也是在不愉快中離開了西南聯大。他就是今天人稱“文化昆侖”的錢鐘書。

　　錢鐘書任西南聯大外文系副教授時只有二十八歲，卻已經名滿學界。他的老師吳宓說，在老一輩學者里最強的是陳寅恪，年輕一輩里的“人之龍”就是錢鐘書。錢鐘書講課常穿一套淡咖啡色西裝，或者藏青色禮服，風度瀟灑；他講課只用英語，不用漢語，也從不提問，讓學生既傾倒又輕松。

　　但到1939年夏，錢鐘書就離開了聯大，改任藍田國立師范學院教授。他離開的原因，學界一般認為是他心高氣傲，口無遮攔，時常傷人，人際關系惡化。比如他曾這樣批評聯大外文系：“西南聯大的外文系根本不行，葉公超太懶，吳宓太笨，陳福田太俗。”這三人中，陳福田當時是系主任，葉公超后任國民政府外交部長，而吳宓則是他的恩師，都是名重一時的著名學問家。

　　這段刻薄的評論流傳甚廣，但到20世紀90年代，錢鐘書夫人楊絳專文辟謠，聲稱絕無此事。

　　另外的原因是，聯大原擬聘其為教授，最后只聘了個副教授，錢鐘書心里不快，不愿久留；再加上當時他父親錢基博在湖南藍田國立師范學院任教，希望兒子來照顧自己。

　　錢鐘書的確是在不愉快中離開聯大的。他后來的小說名著《圍城》，就有很大的挖苦西南聯大的動機。書中的“三閭大學”，難道不是暗諷北大、清華和南開三校合并的西南聯大嗎？

　　知識分子的自我意識極強，因此極容易文人相輕。被西方人稱為“中國20世紀上半葉唯一一個真正的哲學家”的聯大文學院長馮友蘭，同樣在課堂上臧否人物。他“攻擊”的對象是胡適，說：“胡適到二七年就完了，以后再沒有東西了，也沒起多大的作用。”

　　胡適本被定為西南聯大文學院長，只是旋即出任中國駐美大使，因此沒有在西南聯大留下足跡。

　　這些大師間的糾葛，也許是當事人的煩心事，但流傳到后世，已成可以津津樂道的趣聞。

　　聯大學生里同樣“狂徒”多多，比如今天已看不出絲毫狂傲、對人謙恭有禮的前輩泰斗楊振寧，在當時也不是一般的狂。

　　西南聯大物理系學生里有兩大才子：楊振寧和黃昆，兩人常在茶館高談闊論。當時同學聽到，黃昆問：“愛因斯坦最近又發表了一篇文章，你看了沒有？”楊振寧說看了，黃昆問如何，楊振寧把手一擺，很不屑地說：“毫無originality（創新），是老糊涂了吧。”

    大學是智慧和才情、個性的集中地，一所大學，如果沒有一批奇人、狂人、怪人，即便其資金再充裕，景致再優美、學風再嚴謹、畢業生出路再寬闊，其魅力也要減色不少。惟有西南聯大，如此充分地詮釋了“大學”二字。

  【六】

　　大學由校長、教授、學生這三股主要“勢力”組成。論人數，學生是主體，學校的面貌，可以說就是學生的面貌，而學生的面貌，絕不僅僅只體現在學習的用功上，朝氣、抱負和熱血，更是青年的標志。

　　在那國難當頭的抗戰八年間，西南聯大從軍學生前后一共達到八百三十四人，包括梅貽琦之子梅祖彥。

　　除了對侵略者日本斗爭，聯大學生更對日趨走向反動、企圖馴化大學生而維護統治的國民黨當局斗爭。當時全國的“民主堡壘”是昆明，而這座堡壘的中堅就是西南聯大。

　　西南聯大有一批追求中國政治進步的教授，聞一多、吳晗等著名民主人士自不在話下，即便是理科教授，同樣是這樣的思想傾向。1945年西南聯大的五四運動紀念會上，數學家華羅庚發表演講說：“科學的基礎應建立在民主上。”這句話，把“民主與科學”的五四精神更發展深入了一層。

　　在進步教授和中共地下組織的宣傳帶動下，西南聯大學生在政治上一貫活躍。西南聯大的學生社團有二十多個，經常出墻報，做演講，表達對時局的意見和理想追求。他們不畏強暴，奮起抗爭，經常給國民黨當局以沉重打擊。

　　1941年12月，香港淪陷。淪陷前，大批文化名人滯留香港不得回內地，可行政院長孔祥熙卻用國家的飛機把他在香港的家具、保姆以及七條寵物狗先運回國內。消息傳到聯大，聯大學生義憤填膺，掀起了“倒孔運動”。1942年元月6日，西南聯大、云南大學、中法大學等校學生發起游行，高呼口號：“打倒貪官污吏！”“孔賊不死，貪污不止！”“鏟除孔祥熙！”等口號，社會上一時人心大快。

　　1944年，孔祥熙來云南，在云南大學至公堂為昆明大學生作講話。當一白二胖的他講到“今天我們大家生活都很苦”時，聯大學生齊聲高喊：“你不苦！”隨后起哄聲經久不息，更有人喊道：“肥豬！肥豬！”

　　當天晚飯后，孔祥熙的二女兒代表父親向聯大參軍學生贈慰問品。這些慰問品被扔了一地，學生們說：“我們不要你的慰問！”

　　抗戰勝利結束，可內戰的陰霾又立即籠罩了中國。西南聯大學生又投入到反內戰、爭民主的斗爭中。

　　1945年11月25日晚，六千多名昆明各學校學生在西南聯大舉行時事晚會，錢端升、伍啟元、費孝通、潘大逵等四教授就和平民主、聯合政府等問題作講演。演說正進行時，國民黨軍隊包圍會場，并用槍炮對會場上空射擊，進行恐嚇。數顆子彈擦著演講者費孝通的頭皮飛過，費孝通神色不改，演講如常。次日，昆明三萬學生宣布總罷課，以反對內戰和抗議軍警暴行。

　　12月1日，大批特務和士兵圍攻西南聯大，毒打聯大師生，并向人群投擲手榴彈，炸死西南聯大學生潘琰、李魯連以及昆華工校學生張華昌、南菁中學青年教師于再等四人，重傷二十九人，輕傷三十多人，造成了震驚全國的“一二·一慘案”。

　　“一二·一慘案”激起昆明民眾更大義憤，學校罷課堅持繼續進行，學生還組織了……12月2日起，社會各界公祭四烈士，一個半月中，參加公祭的各界人士有十五萬人，近七百個團體。最后，為平息學生和民眾怒火，國民黨當局只好將殺害學生的兇手公審后槍決，并將云南省代主席李宗黃免職。

　　西南聯大最后的歲月被鮮血染紅。1946年7月15日，在紀念被國民黨特務殺害的著名民主人士李公樸的悼念會上，西南聯大中文系教授聞一多發表了氣壯山河的“最后一次講演”。他橫眉立目，拍案振臂，痛快淋漓地怒斥國民黨反動派的卑劣行為和心理，一時山河含悲，風云變色。

當天下午，聞一多就倒在了特務的槍口下，此時離西南聯大正式撤銷只有十六天。

  【七】

　　為躲避戰火而由北向南遷移千里的北大、清華和南開三校，在抗戰勝利之后，回遷原地。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完成了她的歷史使命。

　　1946年5月4日，西南聯大舉行結業典禮。距1938年5月4日開學，聯大在昆整整八年。

　　八年辦學，共約八千人在西南聯大接受了教育，聯大歷屆畢業生一共二千五百二十二人。

　　這年7月31日，西南聯合大學正式宣布結束校史。

　　“萬里長征，辭卻了五史宮闕。暫駐足衡山湘水，又成離別，絕檄移栽楨干質，九州遍灑黎元血。盡笳吹弦誦在春城，情彌切。千秋恥，終當雪，中興業須人杰。便一成三戶，壯懷難折。多難殷憂新國運，動心忍性希前哲，待驅除仇寇復神京，還燕碣……”

　　悲壯激越的校歌再次唱起，滿眼熱淚的聯大師生深情凝視校園的一房一路，一草一木，告別自己永生的精神家園。

　　為了紀念中國高等教育史上這最不平凡的一頁，留住人生最值得懷念的歲月，三校籌備回遷之時，聯大人傾心傾力，建起了一座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

　　一千一百七十八字的碑文是：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九月九日，我國家受日本之降于南京，上距二十六年七月七日蘆溝橋之變為時八年，再上距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沈陽之變為時十四年，再上距清甲午之役為時五十一年。舉凡五十年間，日本所掠吞蠶食于我國家者，至是悉備圖籍獻還。全勝之局，秦漢以來所未有也。國立北京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原設北平，私立南開大學原設天津。自沈陽之變，我國家之威權逐漸南移，惟以文化力量與日本爭持于平津，此三校實為其中堅。二十六年平津失守，三校奉命遷移湖南，合組為國立長沙臨時大學，以三校校長蔣夢麟、梅貽琦、張伯苓為常務委員主持校務，設法、理、工學院于長沙，文學院于南岳，于十一月一日開始上課。迨京滬失守，武漢震動，臨時大學又奉命遷云南。師生徒步經貴州，于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六日抵昆明。旋奉命改名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設理、工學院于昆明，文、法學院于蒙自，于五月四日開始上課。一學期后，文、法學院亦遷昆明。二十七年，增設師范學院。二十九年，設分校于四川敘永，一學年后并于本校。昆明本為后方名城，自日軍入安南，陷緬甸，乃成后方重鎮。聯合大學支持其間，先后畢業學生二千余人，從軍旅者八百余人。河山既復，日月重光，聯合大學之戰時使命既成，奉命于三十五年五月四日結束。原有三校，即將返故居，復舊業。緬維八年支持之苦辛，與夫三校合作之協和，可紀念者，蓋有四焉：我國家以世界之古國，居東亞之天府，本應紹漢唐之遺烈，作并世之先進，將來建國完成，必于世界歷史居獨特之地位。蓋并世列強，雖新而不古；希臘羅馬，有古而無今。惟我國家，亙古亙今，亦新亦舊，斯所謂“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者也！曠代之偉業，八年之抗戰已開其規模、立其基礎。今日之勝利，于我國家有旋乾轉坤之功，而聯合大學之使命，與抗戰相終始，此其可紀念一也。文人相輕，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三校有不同之歷史，各異之學風，八年之久，合作無間，同無妨異，異不害同，五色交輝，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終和且平，此其可紀念者二也。萬物并育而不相害，天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斯雖先民之恒言，實為民主之真諦。聯合大學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轉移社會一時之風氣，內樹學術自由之規模，外來民主堡壘之稱號，違千夫之諾諾，作一士之諤諤，此其可紀念者三也。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稱曰南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晉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風景不殊，晉人之深悲；還我河山，宋人之虛愿。吾人為第四次之南渡，乃能于不十年間，收恢復之全功，庾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薊北，此其可紀念者四也。聯合大學初定校歌，其辭始嘆南遷流難之苦辛，中頌師生不屈之壯志，終寄最后勝利之期望；校以今日之成功，歷歷不爽，若合符契。聯合大學之終始，豈非一代之盛事、曠百世而難遇者哉！爰就歌辭，勒為碑銘。銘日：痛南渡，辭宮闕。駐衡湘，又離別。更長征，經峣澤。望中原，遍灑血。抵絕徼，繼講說。詩書器，猶有舌。盡笳吹，情彌切。千秋恥，終已雪。見倭寇，如煙滅。起朔北，迄南越，視金甌，已無缺。大一統，無傾折，中興業，繼往烈。羅三校，兄弟列，為一體，如膠結。同艱難，共歡悅，聯合竟，使命徹。神京復，還燕碣，以此石，象堅節，紀嘉慶，告來哲。”

　　碑文由聯大文學院長馮友蘭撰擬，中文系教授聞一多篆刻，中文系主任羅庸書丹，號稱“現代三絕”。碑體莊嚴雄渾，氣勢恢宏，流溢著無言的神圣。

　　一位花了三十年時間來研究西南聯大校史的美國學者，在西南聯大建校五十周年紀念時說：“正當某些國家大量借鑒于西方教育的經驗之時，中國人卻能以他們現代化的教育制度引以自豪；并且在半個世紀以前，就能夠產生一所具有世界水平的大學，這所大學的遺產是屬于全人類的！”

　　一座無形的豐碑同時在聯大師生及后世的心里巍峨樹起。

　　為報答云南父老八年的恩情，應云南省政府請求，西南聯大回遷時將師范學院留在昆明，單獨辦起了國立昆明師范學院，發展為今天的云南師范大學。

　　國立西南聯合大學舊址就在云南師大本部校園東北角，云南師大本部大門邊墻上有朱光亞題寫的“中國歷史名校國立西南聯合大學舊址”兩行金色大字；舊址上今留存有教室兩間，紀念碑一座，另有聞一多衣冠冢和“一二·一慘案”四烈士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