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初，普華永道員工潘潔因病突然去世。盡管普華永道否認她為“過勞死”，但悲劇的上演再度引發人們對這一話題的關注。是什么讓潘潔們年紀輕輕就倒在工作上？企業和法律如何才能給予他們保障？

　　事件回放

　　加班族頻現猝死事件

　　4月中旬不尋常的燥熱，讓上海普華永道辦公室里的空氣沉悶異常。每年年底到次年四五月份，是企業推出整年度財政審計報告的高峰期，這段時間，便是會計師事務所的“忙季”。

　　即便是午餐時間，這里依然有許多員工奮斗在崗位上，對著電腦屏幕不停敲打著鍵盤。在重重疊疊的文件夾背后，往往藏著好幾個略顯疲憊的身影，他們正弓著背趴在桌子上打盹兒。在辦公室外，更多的員工正在全國各地執行著不同的項目。

　　“各個都說，別干了……”4月1日晚上18:31分，25歲的普華永道新晉員工潘潔在她的微博上留下這樣的感慨。然而，誰都不曾想到，她微博更新的時間永遠地停留在了4月1日。4月10日，這位剛從上海交大畢業的女碩士生因急性腦膜炎不幸去世。

　　“我們不認為死因是過勞死。”4月15日，她生前就職的普華永道向媒體表示，潘潔于去年10月入職，今年3月31日因發燒開始請病假，隨后在第五人民醫院治療，由于病情加重陷入昏迷，于4月6日轉入華山醫院。只是，這些治療都未能控制病情。

　　潘潔突然病亡的消息還沒淡出人們視野，4月13日下午，又有一位27歲男性白領周余在家中猝死。

　　周余生前是21世紀不動產上海銳豐房地產投資顧問有限公司金橋區域巨峰路證大分行的經理，熱愛工作，經常加班，每個月業務都做到區域前三名——突如其來的病亡讓周余的家屬一致把死因歸咎于“過勞”。

　　許多人回想起了幾年前的一些案例，如25歲即倒在工作崗位上的華為員工胡新宇，如由于長期超負荷工作、死于心肌梗塞的36歲清華教授焦連偉……

　　一樁樁疑似“過勞死”案例的頻繁發生，再次觸發了公眾對加班群體的關注。在各大微博上，人們除了表達對一個個年輕而鮮活生命離去的悲痛與惋惜外，另一種警醒又近乎感同身受的情緒也此起彼伏。

　　“這樣的青春，倒在了這樣一份工作上。我在想，是什么樣的工作值得讓人獻出每天18個小時，卑微地趴在案頭，盯著excel上冰冷的數字，然后不明不白地獻出了自己和家人的希望？”微博網友“晚上的晨曦”的一句話似乎道出了許多人的心頭之語。

　　現狀掃描

　　“高薪天堂”里透支的青春

　　每個深夜時分，在被稱為“魔都”的上海，某個交叉路口西南角的地方，總是能彰顯這個不夜城的多種姿態——哪怕已是凌晨兩三點，路口這幢大樓下的出租車依舊高打著燈牌，排起長龍，等候從大樓里走出來的顧客。

　　這幢高樓并不是午夜狂歡的天堂，而是“四大會計事務所”之一普華永道的辦公地點。雖然這兒在外人看來是“高薪天堂”，但對于身在其中的多數人而言，這個鋼筋混凝土搭架起來的建筑卻更像是一個“牢籠”：將人的心靈和身體一同捆綁在這個狹小的空間。

　　“這些天我差不多都是晚上1點多下班，出租車司機都認識我了。一次一個司機告訴我，‘小姑娘，你竟然不是你們公司最晚下班的，我昨天3點多又接了一個你的同事！’我聽了心里真的不是滋味。”去年剛大學本科畢業的小林（化名）說。她去年10月入職普華永道，歸入審計部門。

　　說起近來忙季的工作量，小林告訴記者，過去的24小時，她已經工作了將近19個小時。對于“四大”的人而言，每天四五個小時的睡眠時間是常態，“早就已經習慣了”。

　　然而，在小林疲憊的面容上，并沒有太多負面情緒，卻有一種與她年齡并不相稱的淡定。或許是由于疲累，她的話不多，但句句言簡意賅：“我們都戲言，每天晚上6點從客戶那里回來，工作才真正開始。夜里12點之前是上半場，之后是下半場——要玩全場那才爽。”

　　這樣的工作有多“爽”？已經從“四大”離職的L告訴《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忙季加班出差太瘋狂！我覺得這么下去人生就要毀了！我就想，既然沒什么動力走下去，那不如早日回頭。”

　　L告訴記者，因為繁重的工作壓力，在他入職“四大”短短幾個月里，公司陸續走了不少人。加之要完成的項目很多，每個人的工作量和工作壓力都很大，連生病都顧不上。

　　“像我參與過的一個項目就是如此，一個團隊的人比去年少了一半，截止日期還比去年提早，所以就很瘋狂地趕，那兩個星期我每天只睡2~3個小時，到最后就發燒了。結果這個項目一結束，下個項目馬上就接上，就算發燒也沒辦法。我在職的時候，基本上部門里的人都是輪流生病，要是再碰到很催或者會罵人的經理，那心理狀態肯定就更糟糕了。”L對記者坦言。

　　至于同事的突然離世帶給了這個公司和這個行業什么樣的沖擊，“四大”員工的表現卻似乎更多的是平靜。

　　“加班確實蠻艱苦的，不過每個行當都有這一面，就是時間長短和加班強度的差異。”在普華永道工作的Nick在短信中對記者如此回復。他認為，工作的勞累程度有時候與精神壓力也有關系。不過，“既然選擇了這樣一條路，爬著也是要走完的”。

　　收到Nick短信回復時，已是晚上十二點半，距離發給Nick第一條短信的時間已經足足過去了14個小時。Nick對此的解釋是，“不好意思，因為剛剛下班”。

　　原因分析

　　美好的職業前景吸引人才

　　在中國注冊會計師協會公布的 《2010年會計師事務所綜合評價前百家信息》中，記者看到，與國內的會計師事務所相比，“四大”2009年的收入可謂一枝獨秀。其中，普華永道以25.78億元的收入位列百家事務所之首，緊隨其后的是德勤華永，收入為23.70億元，畢馬威華振和安永華明以22.21億元和19.61億元的收入分列三四位，4家公司2009年的審計業務收入分別為24.39億元、16.56億元、15.07億元和18.61億元。

　　雖然在金融危機中 “四大”的收入也出現了下滑，但在國內資本市場會計業務方面，它們的壟斷地位仍然不可動搖。

　　“這種壟斷不僅體現在營業收入上，還體現在客戶的體量上。絕大部分大型國有企業都是由 ‘四大’來進行審計的，包括五大國有銀行，通信業的中國移動、中國聯通（600050）、中國電信，能源業的中國石油（601857）、中國石化（600028）等。”業內人士告訴記者，在世界范圍內，“四大”在會計業務領域都處于舉足輕重的地位。世界500強企業幾乎全由“四大”審計。

　　在這樣的背景下，進入“四大”成為很多年輕人的夢想，高收入和專業性使得“四大”的審計師成為了標準的“白領”代稱。

　　“在‘四大’工作的人，業內叫他們是‘印鈔機’，因為他們用時間來掙錢，但沒有時間花錢。”中智人力資源管理咨詢有限公司副總經理胡彭令對《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表示。

　　據記者了解，在“四大”，每一位新晉的職員都能看到一條清晰而合理的職業發展之路。

　　以德勤為例，初入職場一兩年的新員工被稱為assistant（助理），月薪一般在五六千元左右；第三四年可升任Teamleader（團隊組長），月薪可升至一兩萬元；隨后幾年，如果表現不錯，且具有CPA的資質，便可順利坐上“經理”乃至“高級經理”的職位，月薪達到3萬元以上；當任職高級經理幾年之后，就有機會升任Partner（合伙人），入股公司，從而獲得百萬年薪。

　　“‘四大’一直保持著良好的工資水平，這是它們吸引人才的重要砝碼。”胡彭令說。

　　不過，在高薪的光環背后隱藏的卻是外人并不容易知曉的高負荷工作量。顯然，即便有錢權指引的前程，也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并且有能力接受來自身心兩方面的壓力和挑戰。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發現，在中注協發布的《2010年會計師事務所綜合評價前百家信息》中，“四大”2009年共有職員15691人，占到百強從業人員的35.6%，但與前一年度相比，從業人員減少了2247人，離職率達到了12.53%，極大地高于行業平均水平。其中，畢馬威華振員工減少1184人，離職率達到驚人的24.21%；安永華明員工減少525人，離職率為12.82%；普華永道和德勤華永分別減少283人和225人，離職率分別為6.17%和5.83%。

　　“很少有這一類公司，當員工進來的時候，其實就已經想著什么時候走了”。胡彭令對記者表示，“四大”的離職率確實很高，離開的很無奈，沒有離開的也很無奈，他們一是怕丟了來之不易的飯碗，二是怕在與同事的競爭中處于下風，三是怕沒有積累夠經驗，影響自己未來的事業發展。胡彭令認為，在各種因素影響下，員工為保住職位，就得超負荷加班。

　　企業反思

　　尋找勤奮與個人全面發展的平衡

　　深圳市社科院經濟研究所所長許明達曾有一篇著名的文章，論述華為為何取得成功。文中，許明達提到，創業中的華為，留下了一種“床墊文化”：幾乎每個開發人員都有一張床墊，卷放在鐵柜的底層，或者辦公桌的下面。午休時，席地而臥；晚上加班，盈月不回宿舍。就這一張床墊，累了睡，醒了爬起來再干。一張床墊半個家，華為人攜著這張床墊走過了創業的艱辛。

　　然而，2006年5月28日晚，當25歲的胡新宇在中山大學附屬第三醫院因病毒性腦炎被診斷死亡之時，原先旨在提倡努力工作的“床墊文化”一時引起了爭議。

　　華為新聞發言人傅軍當時表示，雖然過度勞累與胡新宇的死亡不構成直接的因果關系，但確實也有相關性。公司高層已經高度重視對此事的處理，公司也已經重申了加班政策：晚上十點以后加班要經過批準，且不準在公司打地鋪過夜。

　　事實上，“床墊文化”不僅在華為存在。回想起來，許多跨國企業來到中國之后，似乎都不斷在人力管理方面出現了種種閃失。

　　當記者問及在四大工作的Nick是否有可能拒絕加班時，Nick表示“難以拒絕”，原因是每個人都有任務在身，“小項目的任務你現在不做，以后也沒人會替你做，你一旦開始跟這個項目，就要跟到底。對于大項目，有時候做完了也不一定可以走，因為你需要隨時待命，等其他人都搞定了才一起解散。”

　　上海交通大學管理學院院長助理唐寧玉教授在接受《每日經濟新聞》記者采訪時認為，目前中國職場出現的加班“潛規則”與行業性質有關。

　　“‘四大’主要是在忙季業務量繁重，要加班加點進行審計；IT行業技術變化快，所以對員工的快速學習、敏銳反應等能力要求很高；再者是大咨詢行業，由于都是以項目為導向，必須趕在截止時間前完成，因此談不上下班時間，工作必須做完……這些行業的加班也許是司空見慣的。”唐寧玉說。

　　同時，唐寧玉也指出，“床墊文化”本來倡導的是年輕人善于挖掘自身潛能、艱苦奮斗的創業精神，這一點并沒有錯。任何企業總是希望看到勤奮的員工，所以不能因為出現了一個悲劇就全面推翻了一個企業的文化。但值得思考的是，企業如何在鼓勵勤奮的同時關注員工個人潛能的發展，鼓勵他們兼顧事業、個人健康、家庭與企業的發展等各方面的平衡。這才是企業需要對員工加以引導的，員工注重了這種平衡，其實對企業和個人發展都是有利的。

　　“比如說，在給員工看到清晰合理的職業規劃的同時，也要告訴他們在這光環背后，你必須付出同等甚至更多的努力和汗水。”唐寧玉表示。

　　至于為何一些跨國企業無法在中國做到如同本土一般的科學化管理，唐寧玉認為，主要與這些企業的全球發展野心有關。“因為這些企業在實現國際化的早期，目標一定是達成利益的最大化，故而要節約勞動力的成本，因此，在人力資源管理等方面就沒有更好的執行力和投入了。”唐寧玉對記者坦言，跨國企業其實還存在另一種橫向比較的心理，“說句實在話，可能有的跨國企業認為，與中國的一些企業在人力資源方面的投入和成效相比，他們已經做得很不錯了。”

　　解決之道

　　“過勞死”頻發呼喚法律保障

　　那些年輕的生命已經離我們遠去。也許有人會說，“過勞死”只不過是小概率事件，但事實或許是，高壓力的工作和無休止的加班每一天都在我們身邊，乃至自己的身上發生、持續著。

　　在普華永道發生了員工疑似“過勞死”的事件之后，公司是否有了一些新的變化，比如規定了合理的工作時間，又或者對員工進行心理輔導？

　　對此Nick對《每日經濟新聞》記者的回答顯得有些無力：“沒啥變化，其實每年的忙季過去，都會有一定的人事變動。”

　　我國目前尚無相關法律

　　據悉，目前我國法定的職業病目錄有10大類115種，“過勞死”并不在其中。新的《工傷保險條例》雖然對工傷界定作了調整，但“過勞死”還是屬于空白。

　　世界上有無關于“過勞死”的法律規定可以借鑒呢？在日本，“過勞死”已列入工傷范疇。早在1994年，日本就對此進行了法律干預，死者家屬首次通過司法途徑向用人單位實施了索賠。2001年底，勞動省經過慎重研究，又對“過勞死”相關法規提出了修改建議，比如判斷雇員是否因工作過度而死亡時，過去考察的只是雇員死前一周的工作情況，新規定則將考察時段延長到死前的6個月。考察在最后的2～6個月里，該員工每月加班的時間是否超過了80個小時，并以此作為判斷“過勞死”的依據。

　　國內目前尚無類似的法律條文出臺，不過，讓人欣喜的是已經有不少企業對此有所警醒。經常為企業提 供EAP（EmployeeAssistanceProgram，員工幫助計劃，又稱員工心理援助項目、全員心理管理技術）的資深人士師胡彭令告訴記者，在他的客戶中，越來越多的企業要求為自己的員工提供有關心理健康的輔導。

　　“我們會在這些企業中設立一個熱線電話，如果員工一旦有任何心理上的壓力，無論是工作上的還是生活上的，都可以與專業的咨詢師對話。如果需要更多的溝通或者進一步的治療需求，就會安排特定咨詢師做一系列后續的追蹤。”胡彭令向《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介紹。

　　唐寧玉教授也告訴記者，優秀的企業向來對人力資源方面的管理傾注良多。比如美國的Google會在公司專門設立內部診所，一方面為其員工提供按摩等放松服務，另一方面也提供心理輔導的項目。

　　“事實上，出現‘過勞死’這種情況，首先是因為有壓力，一方面來自外部，比如社會和競爭，另一方面則來自自我，畢竟任何有志的青年都想成功，都想做得更好。”唐寧玉總結。

　　企業更應關注效率

　　唐寧玉認為，白領的第一課就應該學會如何高效率地完成工作，也就是如何在有限的時間內實現工作效率的最大化，這是需要技能與學習能力的。從管理者的角度來看，鼓勵員工多加班并不是十分聰明的做法。相反，如何在可能的情況下讓工作保持彈性才是關鍵。“現代社會人們高質量的生活體現在人的全面發展和擁有快樂的生活方式上，避免出現問題的關鍵是人們要學會平衡，企業應當幫助自己的員工意識到這一點，并做到這一種平衡。”

　　在采訪中，有一個觀點引起了記者的注意。Nick在談及同事的離去時，除了表示悲痛和惋惜之外，也對記者坦言道：“其實（我們的工作）沒比煤礦工人累啊！主要還是工作量大，證券投行咨詢行業可能有過之而無不及。”

　　對于頻繁發生的年輕生命的隕落，或許有人會覺得，這是一個自由的市場，就職、離職無拘無束，完全可以由自己來選擇。但是，在這種“自由”的背后，記者在采訪中確實能夠感受到在工作壓力之外，似乎有一種無形的力量在左右人們的生活。

　　“人們為了生存、實現個人的理想，沒有多余的選擇。擁有選擇權不意味著完全的自由。一個犯人也可以在囚籠里選擇自由地來回踱步，只要他認為世界就只有囚籠那么大。自由從來不是簡單的。”一位“過勞死”投行職員生前的友人在回憶他的朋友時寫下了這樣的感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