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改委正起草大范圍漲社會工資方案的消息一經批露，引來的卻是一片責罵聲，可能讓發改委官員和專家們始料未及。　　

該不該大范圍漲工資和怎樣漲工資，不僅是民生問題，更是社會經濟問題。而經濟運行狀況是前提，并決定著改善民生的手段。　　

十二五開局，中國經濟面臨CPI高企局面，并且在較長時期內將繼續高走。盡管有各種各樣的環境因素，但CPI走高實質是通貨膨脹問題，這也是經濟學定律。一個國家解決物價高企的手段只有兩種選擇：要么繼續增發流通貨幣以促進生產、保障供給，要么通過緊縮金融來控制物價。　　

選擇緊縮或寬松不能一概而論，必須有科學的依據，才談得上寬嚴有度的“積極穩健”。如果是投資不足引起供應緊張，“物以稀為貴”，首選自然是寬松；假如“錢不值錢”成為高物價的動因，寬松的貨幣政策只能帶來階段性的假“繁榮”，一時的GDP發展只是虛胖的假健康。飲鴆止渴過后，民生等社會問題將會更為突出。判斷物價高企是市場供應不足的“稀為貴”還是“錢不值錢”，這不需要多深的理論，明眼人只需要看就行。　　

經濟學的所謂“市場”，反映的是一種理論上的“正常”供需關系。而中國的房市、高端酒市的“剛性需求”如同“姜你軍”、“蒜你狠”，都是人造“剛”。真正把握了現階段中國市場的脈搏以后，誰都會下這樣的結論：控制貨幣發行量。　　

而“大范圍漲社會工資方案”與社會經濟健康發展是背道而馳的。　　

第一，大范圍漲工資，每年遞增15%、五年翻番，支撐這個方案的只能是印鈔機。增資的結果，每月需要大量的鈔票進入流通。在耕地面積不斷被“項目”擠占、農民被加速度“市民化”的條件下，農產品不會因人們漲工資而供過于求，相反只會造成農產品價格的遽增。而超量發行的貨幣必將流向包括房地產在內的投機領域，或者在人們生活必需品中尋求突破，形成新的CPI飆升。　　

第二，大范圍漲工資缺乏操控手段。經過30多年的改革，政府對于私有經濟范圍的工資問題早就失去了“計劃指令”權威。采取“建議指標”辦法，對于私企沒有任何意義。在原材料漲價、競爭環境未改善的情況下，私企不可能按照建議指標確保每年的15%。如采用行政命令，不僅不符合市場經濟原則，也會造成多數中小企業倒閉，反過來造成供應不足，促使物價上漲。　　

第三，政府能夠管理工資的“資源”，只剩下公務員和大部分事業單位工作人員，以及現存的國營企業高層管理人員。這部分人總體工資收入早已高過社會平均工資。如果計劃性地“確保”他們每年遞增15%、五年翻番，新的不公平又會被制造。一個工資高出普通工人若干倍的“高管”，被翻番是個什么概念？　　

第四，以工資追物價，對于無工資收入的人只會雪上加霜。無工資收入的人，是一個很廣泛的群體。從年齡分，有具有勞動能力和不具勞動能力的人。從職業分，有城鎮個體勞動者、農民等等。另外，從家庭人口看，還有供養人口多寡區別。“大范圍漲工資”并沒有覆蓋本來十分窘迫的家庭。舉一個例子，國企改革中下崗的一對45歲左右的夫妻，他們依靠個體勞動供養著老人和尚未就業的子女，每年還必須繳納一萬多元的社會保險。當工資與物價玩兒起追捕游戲后，這個家庭將如何生存？并且，水漲船“不”高，別人漲工資以后必然造成社保費用基數上漲，他們每年負擔一萬多元恐怕再也不夠了。　　

第五，大范圍漲工資會影響“社會保險基金”的安全性。有人會問，社會平均工資越高，社會保障費用收繳的就越多，為什么還會緊張？繳費基數隨工資上漲而上漲只是一個方面，當年進入退休年齡的養老金計算是以社會平均繳費基數為主要依據的，收繳的增加部分應付完這方面增長以后，實際多收是有限的，這是由中國人口進入老齡化、退休人口劇增造成的。而安全性隱患有兩方面，我國的社會保險基金支撐著多少退休人員？既然社會工資年遞增15%，養老金也必須隨之遞增15%。一年多支付的15%是多少？實際上，社保基金早就捉衿見肘，個人賬戶是空賬。另一個原因是漲工資必然促使物價上漲，在高通脹的條件下，社保基金不說增值，且越來越無法保值。　　

十二五的規劃目標反映的是社會經濟健康發展思想。要健康，除了調整結構、保持合理的經濟增長速度、建立公平公正的社會分配機制以外，穩定物價是一個很重要的內容。物價穩則人心穩，人心穩則社會穩。　　

國務院剛剛召開的工作會議，特別強調了“頂層設計”和“總體規劃”，而發改委的漲工資“設計”卻讓人有進退失據、寬嚴無度的感覺。中國的經濟“專家”多如牛毛，自然更明白這一輪物價問題的深層原因，為什么不充分論證一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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